摘 要：20世纪60年代，留美学者陈世骧提出以抒情传统概括中国文学的道统，运用西方文学和语言学理论并结合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以西方文学为镜，在比较视野下确立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抒情特质。
关键词：抒情传统 陈世骧 比较语境
一、中国抒情传统
“中国抒情传统”这一提法，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专指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在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方法影响下，缘起于海外华人学者，后延伸到港台的一个从整体文学层面考察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研究取向。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它形成了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本体及范畴）及其哲学基础在内的学术研究体系，可视为当代学者具有独创性的古典文学批评理论之一。
“中国抒情传统”是近几十年来海外及港台学者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所共同提倡和关注的重要学术研究，它与传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所认为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特质”有着截然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视野，虽然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现代学术意识对古典文学研究的渗透、变革和发现，却也旗帜鲜明地记录了各自所处历史时期中西文化碰撞所关注和思考的焦点问题。以陈世骧、高友工等为代表的“中国抒情传统”研究，则在借鉴和反思20世纪后半期西方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整体品格的理论构架以及可以具体针对文学文本及文学史分析的方法，在“传统的现代转换”这一大背景中，构成了一个独具洞见的“学术谱系”。
所谓“抒情传统”，在这一学术谱系的考察中更深层次地剖析了中国古典文学“为什么是这样”，这一概括自陈世骧首创以来就以“道统”之名命之，此后高友工又在其论述中一方面指出抒情传统所“特别突出表现出的中国文化中的‘理想’，这是在‘抒情诗’这个形式中最圆满的体现”，一方面又强调抒情传统不只是“专指某一诗体、文体，也不限于某一种主题、题素”，广义的定义“涵盖了整个文化史中某一些人（可能属同一背景、阶层、社会、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他们的‘价值’‘理想’，以及他们具体表现这种‘意识’的方式”。就此而言，“抒情传统”才不仅只是文学的或美学的，而应该是文化史意义层面上的指向文化特质的传统。
二、陈世骧：在比较语境中提出抒情传统论题
对抒情问题的探讨，首推陈世骧的系列文字，如《中国的抒情传统》《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等。
陈世骧继承了“五四”学者在中西比较语境下展开学术研究的传统，但他并不像周作人那样以一种“你有我也有”的西方中心主义态度思考。而是在一种甚至比闻一多等人更为明确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推动下，力图建立一个“我有你没有”的具有独立价值的中国文学传统――尽管这种心态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是前一种心态极端化后的变形。面对中国文学为何未能产生类似于西方史诗和悲剧这样具有巨大担当力量的宏伟叙事的质问，陈世骧高调回应：“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以字的音乐作组织和内心自白作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他在《中国的抒情传统》一文中最先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提出，相对于西方文学而言，中国文学的道统就整体而论是一种抒情的道统：“以字的音乐做组织和内心自白做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中国抒情道统的发源，《楚辞》和《诗经》把那两大要素结合起来，时而以形式见长，时而以内容显现。此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便在这个大道统的拓展中定型。所以，发展下去，中国文学注定会有强劲的抒情成分。在这个文学里面，抒情诗成了它的限制。”陈世骧认为《诗经》和《楚辞》结合了这两大要素，时以形式、时以内容展现抒情的“道统”：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批评和对美学的关注完全拿抒情诗为主要对象。他们关注的是诗的音质，情感的流露，以及私下或公共场合中的自我倾吐。
的确，西方的“抒情”一义虽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以七弦琴吟唱的小诗，但无论体例或影响都不如史诗和戏剧。陈世骧认为抒情诗曾经“风靡六朝，绵延过唐朝以及以后的世代”;即使宋元戏曲小说兴起，抒情诗的强大感染力仍然渗透在这些文类的字里行间。究其极，陈世骧甚至认为“所有文学传统‘统统’是抒情传统”。
在《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中陈世骧从字源学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抒情文学的源头。认为中国“诗”的原始观念是“蕴止于心，发之于言”，在他看来抒情言志自然成为中国诗歌的基本功能;不仅如此，中国“诗”还是“带有与舞蹈歌永同源同气的节奏的艺术”。陈世骧小心求证后提出“诗”与“志”拥有同一字根，兼具之和止两个涵义。在诗歌独立得名以前的那段诗、乐、舞长期合一的极古阶段，这一象形字根“为足之动与停，在此为这一综合艺术基本因素的节奏之原始意象，当无可疑”。可见，中国“诗”字虽然从公元前八九世纪才见使用，但从原始上就有一个明确的意象，因而“诗”是一种“蕴止于心，发之于言，而还带有与舞蹈歌永同源同气的节奏的艺术”。陈世骧认为，正由于中国较早地出现了具有独立明确观念的“诗”字，因此中国的诗学长久以来一直以抒情言志并韵律为其基本特点;与之相较，古希腊到很晚仍然用一个泛指一切制作物的词来代表“诗”的观念，因此西方的诗历来带有小说、戏剧的叙事性质。 陈世骧这篇文章的结论是 ：中国文学批评后来的发展还是处于钟摆式的摇荡过程，往后固然有其他新的原则和意念出现，但从“诗”“志”发展出来的理念却仍然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主要部分， 而且这些“诗”“志”相关的理念更扩大影响， 进入了中国艺术批评的领域。他又指出，中国文学批评理念往往以简约的表达方式出现，尤其见于大量的诗话、词话和曲话当中。他认为这些简约的点评语汇， 还是有其通幽洞微的意义，问题是今天我们能不能以“科学”的方法去作分解梳理。
与沈从文所标示的“发愤抒情”不同，陈世骧的抒情谱系更要上溯到诗歌发微伊始的阶段，赞颂太初声与歌、乐与舞的交融境界。“中国人的‘诗’字却专重诗的艺术的要素本质的表现……这个‘诗’字乃是自然萌发的实体，此字之创造非为文学评论的方便，而是早期诗意创造冲动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从本源、性格和含蕴上看来都是抒情的（lyrical）。”
在《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这篇论文中他从《诗经》的形成入手探索中国文学抒情特质的起源，指出“兴”是诗歌形成一种抒情文类的灵魂，也是中国文学抒情特质的最初由来。 陈世骧在“诗言志”的诗与志的字源上找出“之”与“止”的律动关系，从而阐发其节奏复沓、绵延有致的音乐形式。而他特重诗歌比兴的意义，企图从“兴”的原始场景――上举欢舞联想“初民天地孕育出的淳朴美术、音乐和歌舞不分，相生并行，糅合为原始时期撼人灵魂的抒情诗歌”。《诗经》里的“兴”就是来自“新鲜世界”里的诗质。在形式方面，所有的“兴”都带着袭自古代的音乐辞藻和“上举欢舞”所特有的自然节奏。这两种因素构成“兴”的本质。“兴”是即时流露的甚至包括筋肉和想象的两方面的感觉，注意诗中频繁的叠字和拟声句。我们似乎听见一首带有“兴”在诗中散布的主调，而且我们似乎被整个包容了进去。注意诗里头韵和脚韵的大量使用，这些音韵的展现好像要使整首诗为之震荡，我们看得出“兴”是这种诗歌之所以特别形成一种抒情文类的灵魂。他发现，《诗经》作品最初的创作冲动源于原始初民歌舞仪式中“上举欢舞”的强烈气氛，这种“上举欢舞”的气氛在某个特具个人才分的领唱者手中被结构化、形式化，最终成为诗歌中“反复回增”的节奏韵律，这就是“兴”的由来。朱自清也企图通过兴义溯源来廓清抒情诗的创作路向，而陈世骧则“把‘兴’从所谓‘六义’的困境里带开，重新加以估量”，这就使“兴”从一般的诗歌技法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抒情诗歌创作最原初的动力来源。陈世骧提出，正是“兴”的反复回增所带来的“上举欢舞”的音乐节奏和意象，使《诗经》作品产生出精神或情绪的感动力量，从而造就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情”。尽管由于“后代释诗者太执着于讽刺之‘道’”，导致后世诗歌创作“兴义销亡”，但陈世骧欣喜地发现，反复回增句式所带来的“韵律与意义的结合”以及“公共性的心理兴味”，仍然保存在历代文人的文学写作中，并成为中国文学的最大特点。
此外，在《时间和律度在中国诗中之示意作用》一文中通过具体的诗例展示了时间和律度这两大要素在抒情诗表意方面的特殊功用;在《姿与gesture》一文中探讨了由人的“基本情意生成而支配”的“姿”在抒情传统下中国文艺批评中的特殊意义;另外在《中国诗学与禅学》一文中陈世骧还提出：宋代的诗学在与禅学的互相交流与影响下发动了一场不动声色的标举“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运动，导致中国传统诗学在两个方面得到了强化：“一是将自然作为某种直接的个人体验，二是充满暗示的诗歌的抒情性。”由此陈世骧将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本质归结为“一种升华为非个人化的意境的情感，一种在得到生动描写的自然对象中具体化的情感，中国人由此达到特殊与一般，自我与宇宙的契合无间”。
陈世骧的意义在于，他开始“运用西方文学和语言学理论并结合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对中国文学中历来含混不清的论题给予了重新解释。其可贵的是，他以西方文学为镜，在比较视野下确立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抒情特质。作为抒情传统建构的开路人，陈世骧虽然在中国文学的起源处作了许多别具特色的考证，也有一些散见的运用英美“新批评”之细读法的古诗分析，但遗憾的是，陈世骧的论证方法并不适用于对漫长而变化多端的文学传统甚至整个艺术传统作全方位的观照和构建，而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研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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