旦官场奴性太重，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就会成为一个空洞的说辞。所以古往今来，总是有一批人在坚守做官的底线，“道”亦在，死又何妨呢。
西汉文帝时代，有个叫冯唐的人。此翁六十余岁，官衔还是中郎署长：一个皇宫里宿卫殿门、出充车骑的侍卫之类的职位。此官职虽有些寒微，但却离皇帝近，一般而言，提拔得也快。而到了花甲之年，还在这个位置上徘徊，实属是一稀物。更有趣的是，冯唐也不是粗陋山野之人，他的祖父战国时曾任过赵国将军，父亲也曾做过代国的丞相，也就是说，他也勉强算得上是高官俱乐部的后代，对于官场之事，应是“耳濡目染，不学以能”。可他偏偏“不能”，到了超高年龄，还是官场里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色。所以，一次文帝乘车经过他任职的官署时，不免有些讶然，就问他：老人家怎么还在做郎官？家在哪里？冯唐如实作答后，文帝又问，我在代郡时，尚食官跟我谈到过赵将李齐的才能，讲述了他在巨鹿之战的情形。现在每次用膳时，总会想到此人。老人家知道这个人吗？听者谁都知道，文帝只因对李齐的才能情有独钟才会发出如此感慨。而这对于官运不济的冯唐来说，又绝对是一次逢迎附和的美妙时机，可是他却回答道，李齐尚且比不上廉颇、李牧。文帝又问，老人家凭什么如此评价呢？冯唐答道，我祖父在赵国任职时，和李牧有过交集;父亲任代相时，与李齐也过从甚密，所以知道他们的为人。文帝听过，很是高兴，脸上顿时流露出了期待之色，拍着大腿说，朕为何就偏偏得不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呢？如果有了他们，朕难道还会忧虑匈奴吗？此时的冯唐说到了文帝心坎上，本应见好就收，可此翁极是任性，嘴一张又吧唧了一句：我想陛下得到了他们，也不会重用。文帝大怒，拂袖而去。事过不久，文帝又召见了他，责备说，你为什么要当众侮辱朕？难道不能私下告诉朕吗？冯唐这才答道，我是鄙陋之人，不懂得忌讳回避。冯唐是鄙陋之人吗？显然不是。他只不过身上少了官场上的一份奴性，如此，也恐怕是他几近终老时尚不能升职的症结所在。好在文帝不是昏聩之辈，抑或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下臣直谏之清风，不然他冯唐就麻烦了，轻则扫地出门，重则不得善终。
此后不久，匈奴人再次大举犯汉，杀死了北地都尉孙n。文帝着急上火，就又召见了冯唐，单刀直入地询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李牧呢？冯唐还是改不了那副德性，开口就摆开了交锋的架势：古时君王派遣将军时，跪下来推着车毂说：“国门以内的事我决断，国门以外的事将军裁定，这不是虚夸之词呀！”此言可能不假，但却有隐射文帝之嫌。如此冒犯之言行，也只有他冯唐敢做了。接下来他又跟文帝举例陈情：我祖父讲，李牧率部镇守赵国边境时，把征收的税金用来犒赏部下，朝廷从不干预。君王交给他重任，而要求他成功，所以李牧才能充分地发挥指挥才能，在北驱逐单于;在西面抑制强秦，在南方援手韩魏。曾几何时，赵国几近七国霸主之位。如果不是赵王迁继位，听信郭开的馋言，杀了李牧，赵国岂能被秦人所灭？！
其实，文帝是一个聪慧的君王，和他说理，点到为止就行了，可冯唐偏不，接着又拿本朝之事说事，他想挑战的就是皇帝老儿的底线：我听说本朝魏尚镇守北方时，他把军市上的税金全部用来奖赏士卒，还拿出个人的钱财犒劳军吏，亲近左右，让军队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也使得凶猛的匈奴人不敢靠近边关要塞。又听说，匈奴人试探入侵过一次，却被魏尚打得溃不成军，斩获不少，但因为他统计不精确，多报了六个杀敌人数，就被陛下剥夺了爵位，判了一年的徒刑。如此说来，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也是不会重用的。
可能文帝正值用人之际，闻过之后竟是高兴不已，当天就指派冯唐拿着汉节出使，前去赦免了魏尚，且让他恢复了云中郡守之职。当然，文帝也没忘记这个不会溜须拍马的老者，任命他做了车骑都尉，掌管中尉和各国的车战之士。
其实，冯唐和魏尚并没有工作上的交集，也不是亲朋故友，尤其是到了可以解甲归隐的年龄，他没有必要去哗众取宠，更没有必要去冒死直谏，因此，他的血性陈情，当然只能是为人才计，为国家计。而没奢望擢升却被擢升了，那是他晚来之幸，亦是社稷之幸。
冯唐高寿，历经三帝。文帝重用，景帝弃用，武帝想再用时，他已年近百岁，不易做官了，因此，唐人王勃说：李广难封，冯唐易老。这是对冯唐命运多舛的感叹，未必又不是对冯唐血性风骨的褒扬。
做官就意味着拥有权力。而权力极具诱惑力，又皆因权力可以变现。一旦变现成功，就又与很多质感的东西捆绑在一起了。而变现能力的强弱，往往又与官职的大小有关，所以做大官或做更大的官，就成了一些心怀叵测的官员们的极终目标。为此目标，他们可以违心做事，违心说话，甚至违心做人。此风泛滥开来，便形成了一种官场的奴性文化。因此，二千年后说冯唐，其实是说，他如此这般血性而为，才是做官做人的担当、品德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