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向度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向度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向度的基本原则
摘 要:从文化的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关键要坚持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这种结合的表现形式;二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主要是理论的创新和形式的创新;三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众化”,实现大众化必须抓好理论内容常识化、与公众实践相结合、走进日常话语、走进日常意义、接受超常识的整合等五个环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创新;大众化
Abstract: It is significant to make a study o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I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tends to maintain its vitality and becomes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Chinese society, the key is to persist in three basic principles. Firstly, it must combine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o Zong Thoughts, Deng Xiaoping Theory, Thoughts of “Three Represents” and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re manifestations of this kind of combination. Secondly, it must persist in innov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mainly in theory and form. Thirdly, it must persist in “popularity”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o achieve “popularity”,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should be carri out: to popularize the content of theory, to combine with public practice, to approach the daily discourse, to approach the daily significance, and to accept the integration of ultra general knowlge.
Key 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raditional culture innovation popularity
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狭隘化的理解,过多注重它的政治意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始终同政治斗争、政治实践联系起来,忽视了其文化过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由文化过程开始,然后才是政治过程,因而从文化的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坚持什么原则使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呢?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无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观、社会理想观、人本观等方面有契合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但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就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它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的可能性。使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人接受的形式出现,这一重任就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而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契合点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马克思主义以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形式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从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可明了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和很深的造诣,在他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成功地解决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机体中最为关键的农民土地问题、革命道路问题、工作重心问题以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和军队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质的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影响下,毛泽东思想不可避免打上传统文化的印记。就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来说,均可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它的根源。实事求是源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毛泽东后来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概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并对“实事求是”进行了新的辨析。群众路线是中国传统伦理政治中“贵民”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扬光大。毛泽东继承了中国历来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水君舟”、“载舟覆舟”等一系列光辉的民本思想,主张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升华,表达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凛然不屈的民族气节。而自尊自强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要的伦理规范,也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此外,毛泽东思想中的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认识辩证发展过程的理论同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视习行践履和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结合起来,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学说与和谐统一思想结合起来,创建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而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思想、“农业基础”经济思想、军事思想、道德伦理思想等无不折射出受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痕迹。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质的飞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对马克思主义继承与发展结合起来。比如,邓小平理论中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传统的务实求真思想之间,就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传统社会中对美好理想社会的追求,已被落实在“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部署之中;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传统,已被生动地体现在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各项方针政策中;传统的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已反映在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在对立中把握统一的传统,已被吸收在“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之中,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博大精深的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承、创新和发展。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使邓小平理论洋溢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开放精神。[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必须利用民族文化资源,面对我们的文化传统,从民族文化资源中寻找展示、振奋、提升民族精神的内容,诸如民族的情感、民族的凝聚力、民族的特征、民族有号召力的人物,等等;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归根结底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是对传统文化中富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等等,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思想;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则囊括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方方面面的问题,是对传统贵和尚中及天人合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然而,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途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这主要表现在不顾中国实际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生搬硬套地在中国运用。实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既脱离中国实际,又脱离了中国传统。如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时期党的“左”倾领导人照搬前苏联的革命经验,抛弃毛泽东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攻打大城市,结果使党的革命事业受到重创。再如我党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实行农民个人土地所有制,到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再到农村实行人民公社运动,实际上是在生产关系方面促使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转变,从私有到公有的转变,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然而,“乡村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改变了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但没有根本改变大多数农民的传统的价值观念”[4]430,“尽管公社日复一日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也没有理由对农民的所谓‘世界观转变’作过高的估价。公社长期存在着家庭本位的价值观与集体本位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4]432。这实际表明我们不顾传统,强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割裂开来,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损失。还有最为典型的“文化大革命”,将所有传统的东西都作为“四旧”给废除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来对抗传统文化,使得传统文化在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对抗中败下阵来,传统文化在这场运动中也受到严重的打击。
历史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