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回顾了《十三经辞典》的编纂过程，并通过编纂实践探讨了编纂文献专书辞典的理论及特点。
关键词 十三经辞典 文献专书辞典 频数 词性 经义
一、概况
《十三经辞典》（以下简称《辞典》）是一部大型专书辞典，依十三部经书分卷编写。每卷分为辞典正文及词语索引两部分。辞典正文及词语索引均有《部首检字表》《音序检字表》《四角号码检字表》供检索；辞典正文依部首排列，前有该经书的概述，后附该经书原文以及历代研究该经书的参考书目、唐开成石经拓片（缩印件）。每卷前有《辞典》学术委员会顾问、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写的序文。该辞典凡十五册，计三千万字。于2002年12月到2012年1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缘起
酝酿编写《辞典》，是在1984年。当时《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为《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草案）》中的一种）已脱稿交付出版，二十余名编写人员空闲下来。我们珍惜这支有经验、有干劲的团队，于是寻找新的课题。经过反复权衡、商讨，编写《辞典》的计划逐渐明晰起来。
把编写《辞典》作为首选，是因为“十三经”是传世文献的始祖，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源头、主干。它的内容博大精深，囊括了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这些思想、精神中的精华渗透在我们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至今仍有积极的影响。但是，“文革”之后，一些国民对于传统文化，表现出冷漠、怀疑，甚至误认为这是国家落后的罪恶根源。我们知道，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割断历史，只能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特质，为我所用。而批判继承的前提是要了解传统文化，知道它是什么；然后要分析研究传统文化，知道哪些是要汲取的精华，哪些是要剔除的糟粕。而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重要地位。把体现儒家思想的“十三经”原原本本地介绍给广大群众，为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建设新文化提供一个平台，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责任。因而编写这样一部辞典，在我们内心形成了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之后，随着读经、编写工作的深入进行，这种感觉愈加强烈，不能自已。这是其一。其二，陕西关中，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一带，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的都城所在地，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经学的发祥地，它亲历了经学的繁荣和发展，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作为三秦大地的子民，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传承任务。凡此种种，激励着我们下决心编写《辞典》，为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做出贡献。
此后刘学林同志翻阅了有关资料，广泛同校内以及各地知名学者、专家交换看法，听取意见和建议，并对《辞典》的编写做了初步设想，向陕西省新闻出版局、陕西省人民出版社写了报告。1987年10月通过省新闻出版局、省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专家论证，决定立项，并决定由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负责日常编写工作，同时上报新闻出版署，请求列入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计划。1990年4月该项目列入《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
三、艰难的跋涉
1987年底省内立项后，辞书编写的准备工作就全面铺开了。首要问题是筹措资金。由于没有经费，编辞典用的稿纸是学林先生厚着脸皮向校内各机构的熟人、已经留校的学生索要的，所用卡片是学校印刷厂的下脚料裁制的，更不要说购买图书、添置资料了。
第一笔资助来得很意外，来自喜爱传统文化的香港实业家朱恩馀先生及谢玲玲女士。他们得知我们编写《辞典》后，认为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并表示“很想帮助你们”。一个月后，来函表示愿意捐赠编写费用72万元。在新闻出版署的有关通知中，要求“将规划中的项目作为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本部门出版规划的重点工程，认真组织实施”。学林先生认为，还必须争取省里出资支持。他想方设法，五次三番找到陕西省委主管文教的牟玲生副书记，他感动了牟书记，说服了牟书记，得到牟书记的支持。牟书记主持召开了财政厅长、宣传部长、出版局长、人民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会议，商量资助事宜，最后决定资助一百万元。至此我们完成了资金筹措的任务。
其次，是组织编写队伍。学林先生凭借他的社交能力以及诚恳和热情邀请了一批学有所成、有一定造诣的专家。但我们辞书编纂研究所，除了一名老先生以外，没有人系统读过经，哪怕是只有1903个字的《孝经》也没读过，只是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中读过节选的《论语》《孟子》，以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郑伯克段于鄢”等。所以当周围的同志知道我们要编写《辞典》时，一些人说，没有经学专家，没有系统读过经，凭什么编《辞典》？就是清代儒生，整天钻在故纸堆里，“皓首”也只穷一经、两经，你们凭什么搞“十三经’’？真是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因而劝诫者有之，担忧者有之，嘲讽者有之，也有人等着看笑话。偏偏学林先生不信邪：“十三经”是汉字写的，我们就不怕，没读过就读，读不懂就学，就钻研。谁天生什么都会？还不是学来的。不读书，不学习，寸步难行。颇有点“无知者无畏”的劲头。他还说，我们不仅要编《辞典》，还要造就一批经学家，还要出版有关经学的著作。就这样，编写队伍组织起来了。在学林先生前瞻性的胆略和执着之下，没有经学专家头衔的主编，领着一群未系统读过经书的我们，在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征程。
在过往的辞典编写生涯中，我们饱受了抄卡片、誊稿子这种手工业作坊式编写方法的苦头，所以当学林先生在同外地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交流中，获得了用电脑整理古籍的信息后，就萌发了用电脑辅助辞典编纂的念头。1988年我们购置了电脑。因当时并无现成的软件可用，就到处寻求合作伙伴，开始了尝试编制软件、建立字库等工作。我们是全国较早把电脑作为辅助手段应用到辞书编纂工作中的单位之一。在其后的编纂中，我们不断充实技术力量，根据编写工作的需要，技术上不断更新、完善，为《辞典》的编写提供了科学手段。 在制订编写凡例、规划编写蓝图、试编样稿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尖锐的问题是《辞典》编成什么样子？如果编成语文词典，已经有收词更为广泛的《汉语大词典》在先，我们再做没有任何价值；如果编成《儒学词典》一类的书，将涉及哲学史方面的诸多问题，这脱离了我们的专业，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与我们动议的初衷不合。经过反复讨论、切磋，我们将《辞典》定位为文献专书辞典。我们编写《辞典》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是要进行语言研究，展现每部专书语言的使用状态；二是肩负着帮助读者读懂经书的任务。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经过多年的理论探讨与编写实践，从形式到内容形成了《辞典》自己的特点：
第一，就收词而言，穷尽式地收录各部经书的全部词语，并显示其频数。这种做法不是我们的创新，但我们不仅显示词频，还要通过分析、归纳、整理、描写，为每一个词在语音、词汇、语法范畴内找到合适的位置，就是说还要显示其字频、音频和义频。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辞书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这需要对词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反复分析、归纳。它不像写论文、编教材，讲课、搞研究，只选择典型的例证；说不清楚的，非典型的，回避就是了。我们的《辞典》不可以回避、不可以遗漏专书内的任何语言现象，对每个词的词性、读音、意义，都要给个“说法”。工作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这样做的意义在于，这些看似枯燥无味的频数，传递给我们的正是一部专书中使用的词汇、语音、语法、词义等活生生的信息，使我们能准确地认识这部专书的语言使用状况（也就是断代语言状况）。
第二，划分词类，标注词性。这是辞书界经过多次讨论正在尝试中的课题。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给划分词类、标注词性带来困难。我们尝试性地划分了词类，标注了词性。作为专书辞典，我们标注词性的特点是：根据专书词语的使用状态进行标注。这样这部专书中词的组合能力以及在句子中的位置，通过标注词性就表现出来了。特别是对一些人们认为非常规的语言现象，比如今天人们称为“词类活用”的词，我们呈现给读者的是它鲜活的原始状态：用作动词，做谓语，就标注为动词；用作名词，做主语、宾语，就标注为名词。苏宝荣先生（2003）说：“为了全面地说解词的功能义，重点是对词在非常规功能下的词义进行全面的探求、归纳与分析。这是辞书编纂中一个具有语义、语法双重属性的新课题。”我们的做法，可以说是对这个新课题的探索。由于为辞书标注词性这一工作带有尝试性，对划分词类的标准学界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我们自己也会有判断不准的情况，这些都是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渐解决的。
第三，词的音项、义项排列依频数多少为序。频数多的排在前。这是编纂辞书的形式问题，但这种形式，不同于历时语文辞典，有其特殊的意义。历时语文词典义项排列基本按照本义、引申义的顺序，以显示词义发展的脉络。而专书辞典所收的词语，是特定环境、特定著作中的使用状态，其义项呈现为共时性的。历时语义词典同专书辞典所收“词”的不同，正如黄侃先生所说的小学训诂贵“圆”，经学训诂贵“专”的差别。因而对于专书辞典而言，历时语文词典传统的排序法已毫无意义。我们按照词在专书中的使用频数排列其音项、义项，通过量化分析，以直观的方式，显现该词在汉语发展的这一瞬间的读音、意义特征及组词造句的能力。比如，一些语文辞典把“树”的名词用法“树木”作为第一义项，而在《左传》中“树”出现17次，用作动词“植”“立”义的13次，用作名词“树木”义的仅4次。依照我们的频数排序法，动词义项应排在前。在《辞典》的《尚书卷》《毛诗卷》《论语卷》《孟子卷》所出现的“树”，均为动词用法，“树立”之义。可以说，今天常用作名词的“树”，在先秦时期主要用作动词。
以上三个特点，是专书辞典所显示出的在历史发展的瞬间语言的使用情况，而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正是这一个个瞬间汇成的，其后效应是：如果将它置身于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又是一环不可或缺的链条，肩负着承上启下的独特功能，为系统的汉语史、词汇史、语法史研究提供了可靠、完备的素材，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了资料。这是我们的用心所在，是专书辞典最有价值之处，也是汉语史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亮点。
第四，对于表现经义，表现儒家思想的关键词语、短句特别予以关注。因为《辞典》还担负着解释经义，解释表示儒家理念的关键词语或句子的重任。如《论语》《孟子》《孝经》《礼记》等书中表现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等方面的词语；《周礼》《仪礼》《礼记》中表现各种礼仪及官职的词语；《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Y梁传》中涉及对《春秋经》的解释以及关于人物、会盟、战役的词语等。还有一些字数较多的长词条，如“克己复礼为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等。对于这些关键词语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正确解释其内涵，说明该词语的渊源，历史地叙述其演变、作用及其影响，给予较为客观、科学的评价。这是《辞典》有别于一般专书辞典的独特之处。还有比如“溃”“叛”这类词指逃散、叛离之义，没有范围的限制，但在《公羊传》中有区别，“国曰溃，邑曰叛”，国民背离其君主而逃跑称“溃”，都邑中的民众叛逃称“叛”，必须区别清楚。《春秋经》中，记载诸侯国国君、大夫出国、入国情况的内容较多。《公羊传》中“复归”“复入”都是重新又回来了的意思。但“出有恶而归无恶”称“复归”；“出无恶而入有恶”称“复入”。恶，恶行，指篡位、谋反之行。根据不同的出入背景，有不同的用语。还有“不书”“不名”“不氏”“不卒”等。这些都是《春秋经》中有“微言大义”的词，不能不出词条，不能不出义项，这都是一般语文词典不予收录的。
以上这些特点增加了《辞典》编写的难度，加之“十三经”本身的特点：一，量大，经书原文近六十四万字；二，时代久远，均为上古及秦汉时文献，阅读困难；三，涉猎面广，思想深邃，牵扯到古代哲学、文学、政治、伦理、教育、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以及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等诸多领域；四，历代研究者夥，各类文献如汗牛充栋，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工作量，就令人瞠目。从编写到出版历时28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圆满完成任务，是由于编委会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是由于全体参编人员的恪尽职守，特别是由于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编写团队的全身心投入。以上这些同志体验了编写工作中常人无法体会的甘苦，二十余年来，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不求职称晋升，不顾他人之议，兢兢业业埋头读书，认认真真逐条编写，反复琢磨，反复修改，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在当前经济大潮涌动、人心浮躁的社会中，更显出它的难能可贵。特别要提出的是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原所长、《辞典》主编刘学林教授，他是这一课题的发起人，他积极联络各地专家、学者，组织编写队伍，他千方百计筹措编写经费，为《辞典》绘制蓝图，制订凡例，编写样稿……正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编写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之际，学林先生突发心脏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正是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成全了《辞典》。语言学家何乐士先生说：“成就伟大的事业需要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我们从《十三经辞典》的编撰队伍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这是对我们的赞扬和最高褒奖。
四、尾声
《辞典》15册出齐了。大幕落下了。此时此刻，历经18年磨难的我们是一种什么心情？《尚书卷》主编臧振教授在该卷定稿后说过这样一段话：“嗟我同仁，十余年来付出了惊人的劳动：辨析字义，讨论分歧；‘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今天《十三经辞典・尚书卷》总算杀青，我们轻松的心情难以言表。或许，因为其不算论文也不算专著，我们自己从中得不到什么实惠；或许因为我们水平有限，贻笑大方之处在在皆是。然而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我们自信是做了一件踏踏实实的工作，上对得起师长，下对得起学生；同时也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尽了我们的一份绵力。”说得多么好！这未加雕饰的直白，道出了全体编写人员内心的真情：我们只是做了一件踏踏实实的事，实现了我们的梦想，别无他求。
经过了28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团队中一些成员故去了，一些成员退休了，可喜的是年轻的成员成长起来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取得了博士学位，活跃在高等院校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成为学术带头人或主力军。《孟子卷》主编周淑萍教授，师从张岂之先生为中国思想史博士，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室的学科带头人，她二十多年来研究孟子，著有多部有关孟子及儒家思想的学术专著及论文，承担多项国家研究课题，成为圈子中小有名气的学人。《礼记卷》副主编杨雅丽教授，就职于长江师范大学，为该校的学科带头人，著有多部有关《礼记》的专著及论文，多次为重庆地区的高校、党政机关、企业讲解传统文化，影响颇大。这些年轻人的成长，大都从《辞典》编纂中得到启蒙和熏陶。我们还把《辞典》每卷前由各部书的主编或副主编书写的概论，汇集成册，名为《十三经概论》，作为高校教材。陕西师范大学的《辞典》编写人员，还为文学院的硕士生开设了“十三经概述”课程，丰富了教学内容。真正是：编写了一部书，培养了一批人，丰富了教学内容，推动了学科发展。确实是做了一桩值得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