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编纂主体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经过近八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在中国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已经形成共识，各级政府、各级组织对人才都特别尊重、特别关注，尤其是有贡献、有影响的人物更是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如何挖掘出、利用好这些人物资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各级政府和组织都采取了形式不同的方法。其中编纂人物书籍这种方式最为普遍，现在官方也好，民间也好，个人也罢，通过各种形式编纂各种题材的人物书籍层出不穷。
人物入志是历代修志的优良传统，如今二轮修志继承这一传统，体现了人在创造历史、改造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既是落实党中央“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要求，也是贯彻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要求。人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制度、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力量。当今社会，人才荟萃，英才济济，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众多的优秀人物，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不断前进。只有采用各种形式加强人物记述的内容，才能全面正确地反映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才能教育和鼓舞人们去开创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因此，从地方志的根本职责上来说，地方志机构编纂以人物为主的书籍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在明确了地方志机构为编纂人物书籍的主体后，其下一个层次的编纂主体也就是由哪些人来具体落实也不能不说。在编纂《皖东人物》一书时，除了由地方志办公室内部人员组成编辑室外，还外聘专家担任常务副主编，聘多名特约编辑对特殊人物资料进行整理，聘吴敬梓纪念馆美工对古代人物进行造像。专兼职的结合、使用就是一对辩证关系，既要发挥内部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也要发挥外部人员的专长和敬业精神。专兼职的结合，适当地借助外力，虽然增加了协调操作的难度，但是却有力地提升了编纂质量。
二、关于记述范围
《皖东人物》记述范围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横向是空间地理范围，是下限截止时2009年滁州市行政区域内的范围，包括2区4县2市。但是行政区域通常变化较大，有过去属于现在不属于的，也有过去不属于现在属于的。变和不变，大和小都是辩证统一的。把握地理范围，就是要处理好现行行政区划与历史上曾隶属地域的关系。记述应立足于现行行政区划，现行行政区划内的人物，不论其生活的区划在历史上是何隶属，均应全部记述，不记则是缺漏。纵向是指时间范围，是凡例中规定的上限汉代至下限2009年。《皖东人物》所记人物不得超越横向和纵向范围。如果超越，则视为越限。
中国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影响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热爱家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域外的甚至是远在海外的游子也都有浓烈的热爱家乡、眷恋祖国之情。在行政区域外活动的人物影响力有的比在区域内的人物的影响力还要大，也直接或间接着影响家乡的同学和亲戚朋友。也有客籍人物在本行政区域内或为官、或从事某项事业多年，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进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有的甚至业绩突出，影响较大，对这类人物我们也是一并收录。如在现代人物中我们就收录了农村基层带头人的榜样――沈浩。 在具体的资料征集过程中，关于范围，我们采取出生地和籍贯兼收的办法。2008年9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指出“人物传记述传主的生卒年月、籍贯（出生地）、主要经历、典型事迹、个性特征、社会评价等。”这里“籍贯（出生地）”需要更明确的解释，否则在具体操作中极易引起歧义。因为籍贯问题是一个一直围绕地方志编纂的难题。1989年辞海“籍贯”所给的解释是指“一个人的祖居或出生的地方”。说明籍贯是一个内涵宽泛，界定不够严密的概念，既可指祖籍，也可指出生地，而此祖籍和出生地对一个人来说往往不统一，有时差距甚远，但辞海的这一解释本人认为并不是疏忽，而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所作的准确定义。《皖东人物》在资料征集和编纂中，我们对籍贯问题采取兼收的办法，对每个收录的人物都具体指明是出生地或是祖籍。
三、关于资料收集
占有大量、全面、翔实的资料是编纂《皖东人物》的前题条件，人物难编，难点之一就是现今社会变化快、人员流动性强，难以收集到有用和最新的资料。《皖东人物》在编纂实践中，对古代人物尤其是旧志人物，主要涉及到对少数人物资料的补充以及核实问题；对现当代人物，无论是资料的征集还是核实工作在整部书中显得尤为重要和困难，也是整个编纂工作的重心。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客观记述的原则，收录有重要成就、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七次修改拟定了人物征集的12条标准和范围。有了征集的标准和范围之后就是征集的具体方式方法了。
（一）充分利用别人已做好的工作
查阅一定级别的干部档案，组织力量对已经出版的人物类图书进行抄录复印，制成资料卡片。如利用《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安徽人物大辞典》、《安徽当代文化精英评传》等。还有市政协文史委、滁州市政府驻京办事处、滁州市政府驻沪联络组、市招商局等单位都有一定数量在外地的滁州人信息。市委组织部人才办运用组织权力，发动全市各级组织，编写过《滁州市优秀人才》小册子，我们与他们资源共享。还有利用同乡会、联谊会成立较多的事实，使用他们编好的同乡会联谊会名单。如全椒县旅京人士联谊会、南京定远人同乡会都与我们互通信息。
（二）采用行政的手段组织征集
通过市委市政府“两办”发文要求全市各部门提供符合条件的人物线索。我们从全市单位中选出人事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工商联、工会、台办、外办等重点部门，进行上门跟踪征集。人事局、卫生局主要征集拥有高级职称、受表彰的人物；妇联可以提供全国和省级三八红旗手称号的人物；工会可以提供全国和省级劳动模范称号的人物；工商联提供的是成功的企业家；台办、外办提供的是在外知名人士。我们又针对有贡献有影响的人物都是教育部门培养出来的事实，我们与教育局联合召开由全市完中、重点学校负责人参加的资料征集动员会，发了两个文件到全市重点中学和完中，请其提供有联系和知道的杰出校友。
（三）利用现代信息社会的特点，进行报刊网络征集
通过《扬子晚报》滁州专刊、滁州电视台、滁州人民广播电台、滁州市政府网、市先锋网、市地方志网等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对《关于征集皖东人物的公告》进行广泛刊登、播发、宣传，尽可能的使更广泛的范围都知道了解支持这件事。后来公告中的第十二条关于“影响较大的犯罪分子”入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一些媒体，先后来采访并编发报道，并给予充分肯定。与此同时，全椒县、定远县、明光市、天长市等县市区的人物征集公告也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上进行了宣传。
（四）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
为了使更多的人看到市志办发出关于征集《皖东人物》资料的公告，推荐入编人物，我们利用春节前人员流动性强的特点，将1000份公告张贴于全市大街小巷和滁城商场车站及各县市区的主要街道。在市人大、政协两会上向全体与会代表散发公告；利用在本地开会交流的时机，不放弃任何宣传征集的机会。利用外出参加全国年鉴会、华东地区方志协作会、南京都市圈年鉴会的机会，赠送图书和公告。并且在本行政区域内有重点的选取了明光市汪家、全椒县吴姓、定远县方姓进行资料征集。
（五）主动出击。主要是实地走访、写信和利用电话找人
我们还通过电话人找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联络网，而成功的人士其社会关系联络网则更为广阔，通过电话联系，既能收集当事人信息，又能提供所了解和熟悉的同学、同乡、校友、同事和经常联系的人，还能通过电话沟通交流增进感情。无形中也方便了后面的资料信息的核实工作。
（六）利用网络搜索进行下载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网上的信息越来越多。网络对我们的帮助，那就是能快速地搜集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有句夸张的说法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网上找不到的。”虽然此话带有一定的夸张，但一定程度上也告诉我们地方志工作要重视互联网。一般来说网络上时间越近的资料线索越多，过去的、离职的难以找到。但不管怎么说，可以预见利用网络这种方法在人物征集工作中，其占有的比重和重要性将越来越高。
但是资料征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一对永远难以解决的矛盾。由于事物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复杂性，事物往往包含相互矛盾的几种可能性。但是只有一种可能性在内外条件齐备的情况下转化为现实，其他的可能性在矛盾的斗争中被克服而没有成为现实。虽然采取甚至创新了如上很多工作的方式方法，但是还有部分重要人物信息遗漏，不能不说是个较大的遗憾。
四、关于信息核实
资料的核实也就是资料的鉴别考证，这是保证资料真实可靠、提高全书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如何做好资料的鉴别考证工作，前人的方法主要有书证、物证、人证、理证几种。书证，就是把同一问题的不同资料，进行比较对照，以确定准确的资料；物证，就是用实物来订正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人证，就是用活的资料来验证文献资料的准确性；理证，就是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论证资料的正误。这些方法，对《皖东人物》信息的核实都是可行的，在继续采用。编辑室对每一条人物线索资料，都要尽可能找到其简历，看到其任职文件、荣誉证书的原件。资料信息的现象和本质是一对辩证范畴。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或组成事物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信息核实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现象找本质。 人物信息要科学、全面、系统和真实。胡乔木说：“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曾三在谈到志书的科学性时指出：“首先表现在它所占有的资料的翔实、系统和准确上面，这是一部好的地方志必不可少的基础。”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编纂地方志应当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地方志书质量规定》指出：“志书质量的总体要求：观点正确，体例严谨，内容全面，特色鲜明，记述准确，资料翔实，表达通顺，文风端正，印制规范。”这些，都是对资料科学性的概括和要求。这就是说，人物的资料，不是零星琐碎、残缺不全的资料，而是全面的、系统的、丰富的资料；它不是鸡毛蒜皮、细枝末节的一般性资料，而是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资料。这些资料，应该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全面与重点相结合、历史与现状相结合、一般与典型相结合的；是经过编纂者精心编写、反复修改的，有意义、有价值的著述性的资料。总之，人物信息的核实就是讲究科学性，就是要实事求是，用全面、系统、真实、准确的资料，来记述一个地方的人物真实面貌，反映地方人物的发展过程，体现人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资料的真实性是资料的核心，资料的灵魂，也是志书的生命。真实的资料才能经得起社会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闪闪发光。真实，是反映事物本质的真实，而不是反映事物非本质的真实。有时候，事实并不等于真实。人物牵涉面众多，因此信息的核实也最为繁复。要求在具体工作中对一个线索一个线索的反复核实，从最简单的姓名、年龄，到任职时间、主要业绩，直至获得的荣誉称号。真实，就是要符合客观事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要绝对准确，避免差错。
五、关于体例编排
体例是地方志书的表达形式。内容和形式是揭示事物所具有的内在要素和它们的结构及其表现方式的一对范畴。内容是事物内在要素的总和，形式指内在要素的组织和结构。事物总是具有一定的内容和形式。一部优秀的志书，不仅要有丰富的资料，正确的观点，还要有科学的表达形式。人物的编排体例，从古至今主要有传、略、表，至多加个以事系人。但是人物内容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表达形式的特殊性，一些体例的编排处理都甚为困难。市志办先后召集编辑室成员开了40多次编纂会议，讨论编纂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经历了推翻了再重来，否定之否定，涅重生的过程。《皖东人物》共收集处理各种相关资料300万字，涉及各类人物5000余人。收入本书人物3330余人，其中作文字传略的近600人，古代人物表录1000人，现代人物表录1800多人。在体例拟订过程中，先后参考了地方志系统多家已经出版的人物类书籍，如《南京人物》、《泰安人物》、《吉安人物》、《蚌埠人物》等。
（一）简介和表二种形式
《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在人物传、人物简介、人物表以外记述人物，以事系人、人随事出。”即指出编纂人物体例以传、简介、表三种形式为主。又“生不立传”，是不是去世的人物都列传呢？还是部分突出人物立传？传，指人物传，记载去世人物，专记对当地社会历史发展有较大影响的人物。简介，指简单介绍生人或已故人物的情况，其记述要比传的内容为简。表，是将一类人物合在一起介绍其基本信息，是一种既易综括、又便省览的体裁。传和简介在理论上区分容易，生人和去世人物也好划分，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因缺乏硬性标准，谁贡献大谁贡献小，谁内容应丰富谁内容应简略，常处于画地为牢的尴尬境地。
（二）皖东抗日根据地人物是否单列
（三）排序的问题
“古代、近代人物条目以卒年先后为序，现代人物条目分类，以人物生年先后为序”，“古代人物表收录滁州知州、凤阳知府、历代进士和明代太仆寺卿等名录，按朝代排序；近现代人物表分类排列，主要以姓氏笔画为序。”以姓氏笔画排序为官方普遍采用的形式，以是处理棘手问题的一剂良方，但是其排序会造成儿子甚至孙子排在老子前。现在简介人物以出生排序，古代人物表以时间排序，现代人物表以姓氏笔划排序，其中各类代表以代表大会时间排序。卒年为序，生年为序。存在一种观点，去世人物以卒年为序排列，在世人物以生年为序排列。
（四）照片的问题
人物书籍配照片应该来说是理所当然，但是作为政府直属机构的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书籍，要不要排照片，以什么形式排都是问题。最后决定去世人物才上照片，在世人物一律不上照片，避免照片的大小、年代、清晰度以及版式不必要的纷争。古代人物没有照片的，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人物图像集》中找，找不到的请吴敬梓纪念馆的人物肖像画家根据人物的事迹和性格特点造像。党和国家领导人照片入书，必须按照中央有关规定报批，程序比较繁琐，但是不能不走。
（五）附记和附录
对于负面人物单列为警世人物一类，进行体例的特殊处理，以区别弘扬的和正面的人物。在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名录后附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名录和全国三八红旗手获得者名录。全国劳动模范一般颁发给指体力劳动者，全国先进工作者一般颁发给脑力劳动者或机关事业单位的。五一劳动奖章是全国总工会的最高级荣誉奖章，而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则是国务院授予的荣誉称号，属于全国最高级的称号和对劳动者的奖赏，所以将其附录余后，既保存了资料，又弘扬了尊重劳动、甘于奉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六）合传的问题
书中几个人物放在一起简介实质上就是合传的形式。采用这种形式的主要有父子合传、兄弟合传、小岗村农村合传、警示人物合传四种。合不合适？在征求意见时，不同的专家从不同侧面提出了见仁见智的意见。最终意见认为将性质事迹相近的归在一起集中记述既有历史传统，也方便查找和使用。
（七）中华民国时期
在《皖东人物》书稿完成大半时，发现全书有建国后的党政人物，有滁州守臣职官名录，有凤阳府知府名录，单缺中华民国时期安徽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和中共政权主要领导人名录。如果单缺民国安徽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名录，皖东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政权主要领导人名录，不仅全书资料不完整，也是块很大的硬伤。这部分资料虽然难收集，但是如果不做，将会愧对后人。
六、关于编纂处理
一部人物书籍，因为要尽可能的收录符合条件的人物线索，所以涉及人物众多，也就不可避免的面临一些不容回避问题的处理。处理的好不好，不仅影响全书的质量，而且决定了全书的政治关和保密关是否合格。
首先是对在台湾的人物收录。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也是祖国大家庭中的成员。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本籍在台湾的人物和他们的子女，不因为海峡的地理分隔和政治观点的差异，只要符合《皖东人物》征集标准，我们就记入《皖东人物》中。如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阮维周。
其次是对军队人物。军队人物这部分主要涉及保密，记载军队人物就避免不了要记载人物的出生年月、任职时间、部队番号等，牵涉到军事人物和军事组织的保密规定。在尽可能采用官网公开提供的简历外，另请本人提供加单位盖章，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条例》、《新闻出版保密规定》等各项有关保密的规定及要求。
再次是对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人物。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人物，后来大多数都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他们的记载，我们采取的是慎之又慎的态度，主要反映其在皖东大地的工作和战斗。编辑室邀请市党史办对根据地人物进行初选，再提交编委会讨论确定，在此人物名单的基础上写出报送稿，并请上一级单位审校把关后采用。
最后是对负面人物。负面人物是本书的一个焦点，要收录多少，收录什么类型的，收录有多大影响的，一直是编辑室成员讨论的重点。最后采取了选择不同时期不同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8人，编纂方式上也采用了附记的形式。毕竟《皖东人物》记载的都是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人物，对他们采取不入正文的形式，在形式上就是给予贬斥，因为人物一词一般采用褒义的为多。
有关出版部门审读了《皖东人物》书稿。编委会斟酌再三，最终还是决定以地情资料出版。因为这本书虽然算是迄今为止最丰富的滁州市人物资料，但由于编者水平和客观条件所限，其中尚有不少人物缺漏，资料不翔实甚至有误，有待于吸收更多的意见，继续补充修订；本书对所收人物只是客观记述，且多摘录整理文献资料，文粗语陋，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事迹细节远远没有发掘出来，有待于进一步选择典型采访、加工和提炼。
七、关于标准统一
依《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立传人物为在本行政区域有重大影响者，以及本籍人物在外地有重大影响者。”可见，不仅是传还是简介还是表，地方志书收录人物最高标准就是以“重大影响”为根本。这里“重大影响”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需要编委会作权威的解释，以免产生歧义和引起以后工作的被动。《皖东人物》对于党政界人物和正高职称的人物都有硬杠杠，但是对文化界和经济界人物的标准问题如何确定，一直处于反复讨论中。
还有不同时期是否可以有不同标准？现代人物党政是收到厅级，但是对于古代人物是收到对应的标准呢，还是应该提高一层？特别是明朝初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一帮人，后来绝大多数都封爵位，职级按照今天来比较都较高。还有一部分比较特别，象中华民国时期，当时的县长、团长，按照现在厅级标准肯定不符合，但是那时的县和现在的县不同，抗战初期的团长和现在的团长也不是一回事，如何统一？
除了一些有硬性标准的，还有些能工巧匠类型的人物，如良医和传统技艺的传承人，还有曾先后受到毛泽东5次接见的种粮大户陈学孟。他们的标准如何统一，成书后不会受到其他类似经历人物的比较。文化艺术类的标准最难统一，没有确定的标准。最后确定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成员，兼在省内有重大成就和影响的。
全书语言、文风是否要统一？古代人物语言和现代人物语言是统一好还是有所区分好？旧志人物传记的文风都要求“简、严、核、雅”。现在志书语言上一律使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讲究简洁精当，不得夹杂文言，也不可过于浅白。如果硬性的将古代人物语言翻译过来，不仅表达繁琐，不易准确达意，而且多少缺些东西。编辑室研究再三，还是决定以原文出现。全书还缺少一些必要的注释，注释符合学术规范，便于查找原文。对古代一些生僻的字也没有注音，造成阅读和使用的困难。
八、关于警世人物
编纂《皖东人物》一书，收集人物资料，开发利用本地人文资源，同时作为《滁州市志》人物篇选材的基础。“关于征集《皖东人物》资料的公告”列出了12条可载入地方志的人物标准，其中最末一条是“对社会影响较大的严重犯罪分子”。公告发布后，社会舆论反映热烈。从3月初开始，全国有数十家媒体及网络先后报道或评论，焦点集中在“犯罪分子入志”问题上，主流意见予以充分肯定，也有观点认为，会产生负面影响。其实，编纂《皖东人物》属于地方志正常工作业务，将极少数“社会影响较大的犯罪分子”资料收录其中，既符合地方志编纂传统也符合地方志的编纂原则。
中国有几千年从未中断的修史修志传统，而“秉笔直书”一直是中国史官的已任。司马迁写《史记》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对当时社会的不完善和弊端，以“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的原则如实记载。班固揭露封建官吏丑行，在《霍光传》中写了外戚专横暴虐及鱼肉百姓；在《王莽传》中写了王莽的虚伪、奸诈、残忍、愚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大量揭发昏君庸主、奸佞贼臣、贪官污吏的倒行逆施，以及他们“伤天害理，残民以逞”的种种罪恶和不堪入目的丑事。这些优良的修史传统，给今天的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地方志书记录地方的历史与现状，就应该客观地反映事实，反映存在着的和谐和不和谐。而不是先预设好一个挑选的标准，或先圈定一个范围，只从中拣好的说。回避现实、回避矛盾，不仅有违地方志编纂原则，更是有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也不仅是好人的历史，将以权谋私，造成极坏影响的贪官，危害一方、作恶多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重大犯罪团伙主犯，也作为反面人物收录《皖东人物》的范围，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体现了唯物史观，符合社会和人民的要求，客观上也有利于反腐倡廉，警示后人。
“编纂地方志应当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皖东人物》的编纂就是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客观记述的原则，希望起到“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将影响较大的犯罪分子收录进《皖东人物》，全面客观地反映皖东历史，不仅有助于正面弘扬社会主旋律，同时对一些曾经危害过和正在危害社会的反面人物也能起到警示作用。如今时逢“盛世修志”，但各地修的地方志，大都是为现在的政府唱赞歌，地方志书上所反映的不仅要有各领域、各部门的成绩和效果，也要有工作失误、社会阴暗面或者百姓疾苦。将影响较大的犯罪分子载入史册，不但没有对犯罪分子实行二次惩罚，反而是对依法修志的忠实履行，不但不会削弱地方政府的政绩，反而彰显了执政党的领导水平。
《皖东人物》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附载入几类较有影响的负面人物，也许可以作为警世之鉴。同是青史留名，人们给与他们的是不同的历史评价，前者身上所具有的奉献、博爱、正义、牺牲等人类永存的普世美德为后世景仰，更是滁州人的骄傲；而后者则因为其所作所为，堪为世人所告诫。无论正反面，都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或激励后世，或警钟长鸣。
九、关于内容的交叉重复
内容的交叉重复在一部志书中既常见又不可避免，志书内容的交叉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回避而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处理好交叉问题，是提高志书编纂质量，体现专书科学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需要。总的原则可以概括为妥善处理交叉，避免内容重复。
《皖东人物》一书中交叉重复较少，但是不是一点没有。主要就是涉及简介与表的处理。就是前面简介中已经介绍的人物，在表中是否应再次出现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前面简介已经出现过了的，后面再出现属于重复；另一种意见认为，前面简介已经出现的后面表中应该再出现，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不同类别的再现。如果不再出现，不仅表格信息不完整，而且只看表格的读者会认为缺少某些重量级的人物。
有一种重复是制作不同类型的表格时出现的，如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至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与在滁州任地市级职务人物表，文化体育界人物表与正高级职称人物表的重复，这种重复是人物的不同方面，完全不可避免的，属于同一人物不同侧面，重复是必须的。
还有一种交叉重复是依照不同的类别划分的。如在外地任职（地市厅级及以上）部分滁籍人物表和在军队任职（师职及以上）部分滁籍人物表、实业界部分人物表和正高级职称人物表等。一个人的身份有多重，既属于政治人物也属于军事人物，既属于经济人物也属于科教人物，对于这类重复应该可以完全避免。
十、关于修用并举
编纂是手段，利用是目的。手段，是为达到目的的方法；目的，是做事的终极归宿，做事的意义所在。手段要为目的服务。编纂《皖东人物》的最终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利用。陈奎元在全国第四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修志为用的原则，这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志书的社会效益，是地方志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重要任务，也是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朱佳木在2011年全国省级方志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方志编纂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读、让人用，舍其没有第二个目的。”用好的前提是修好，只有修好才能用好，偏废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这是极其简单的辩证关系。当前在重修轻用的大环境下，还是二条腿走路为好。
段柄仁在《第二轮志书编纂的一些新认识》中指出“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把静态资料变成动态信息，把潜在的使用价值变成现实使用价值，是修志的目标。”《条例》第一条就指出，“要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也要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条例》第五条第二款第五项指出：“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要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用“四个更加”、“四个越来越”、“三个关系”集中阐述推进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这次会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给地方志工作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环境，也给地方志的编纂和利用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在《皖东人物》编纂过程中，为了配合大滁城建设满足外出招商引资的需要，根据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意见，利用收集到的人物线索，很快编纂完成了《滁籍人物在外地联络图》，赠送县市区和市直各单位。书籍编纂完成后，赠送文化馆、图书馆、高校、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赠送在外地任职和回家乡的滁籍人物，成为感情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对一些事迹突出的人物的精神世界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对一些重大影响的人物还可以单独作传成书，后期利用和工作的空间还很大。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编纂完成的《皖东人物》一书，堪称是迄今为止滁州最为全面、最为详细的人物书籍。其出版发行，在外部上，广泛赠送不仅拓展了资料的价值，而且扩大了地方志工作的社会影响。在内部上，稳定了队伍，鼓舞了斗志，提高了编写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志机构自身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修用并举的组合拳下，扩大地方志资源的辐射面和影响力，展示地方志工作的重要价值，为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