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欧盟当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的背景下，欧洲议会于2017年1―3月举行了领导层中期换届选举，其结果展示了欧洲当下的政治生态，并对政党格局产生了影响，也对未来欧盟的政策和立法走向产生了影响。第一，欧洲议会内部党团力量分散化，政党格局碎片化已成为普遍趋势。传统大党在欧洲占据支配地位的态势逐渐向多个中等规模政党势均力敌的方向发展，主流政党的权威影响受到了更大的挑战，欧洲政党竞争的性质被重塑。第二，欧盟政策和今后走向将受到影响。首先，欧洲议会中的主要党团未来能否维持稳定合作，在议会内部形成“立法多数”将面临困难，未来政策或更保守。其次，欧盟改革将得到深化，未来或推动谈判新的欧盟条约。再次，在英国脱欧谈判中欧洲议会的影响将得到加强，并使谈判的不确定性增加。面对复杂局势，中国仍可采取措施推进中欧关系继续发展，应重视欧洲议会及其他欧盟机构的作用，加强与欧盟各个层面政党的交往和互动，并与欧盟开展多领域合作。
【关键词】 欧洲议会 领导层中期选举 欧洲政党格局 中欧关系
【作者简介】 张 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75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4-0067-20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704005
作为欧盟三大机构之一，欧洲议会非常善于在条约改革的过程中抓住机遇不断提升自身的地位， 其权能在一系列条约生效后不断增长。从早期只具备监督权，到预算权的获得，再到参与立法权的不断增长，欧洲议会已不再是成立初期那个仅仅具有“象征性作用的咨询机构” ，而是发展成为由欧盟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强有力的立法者， 是W盟治理体系中处于中心和主流的机构。 《里斯本条约》进一步扩大了欧洲议会的权力。在具体实践中，不论是新立法的谈判、围绕欧盟多年财政框架（2014―2020年）的博弈，还是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容克当选为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以及欧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反假冒贸易协议》（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ACTA）的否决，欧洲议会都充分证明其行使新权力的能力，进一步凸显了其作为5亿欧盟公民利益代表的作用。
欧盟当前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经济发展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乌克兰危机和欧洲难民危机仍在困扰欧盟，恐怖主义威胁日益增长，民粹主义政党力量逐步上升，民众对欧盟的认同和信任出现下降，再加上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特朗普执政带来的挑战，欧盟机构需要在多重危机背景下继续推进相关工作。作为唯一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欧盟机构，欧洲议会期望能够更好地履行代表欧盟民众的职责，提升民众对欧盟机构的信心。
根据规定，欧洲议会领导层的任期只有两年半，在每五年一届的议会任期中间进行的领导层更替选举对欧洲议会的今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2017年1月至3月，欧洲议会进行了包括议长在内的领导层中期换届选举。此次选举不仅只是导致个别议员获得或失去某个职位，更重要的是成员国政党在此过程中的得失和力量的消长。选举传递出多重信号，也会对欧盟的未来发展产生影响。
一、欧洲议会领导层中期选举后的新格局
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束之后，人民党党团与社会民主党党团曾就两大党团“轮流担任议长”达成协议：社会民主党党团议员在前半期（2014―2016年）担任议长，人民党党团议员在后半期（2017―2019年）担任议长。 两大党团“轮流担任议长”在欧洲议会历史上具有长期的传统。但是，在临近中期换届之时，社会民主党党团表示，由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的主席都来自人民党，作为欧盟重要机构的欧洲议会应由社会民主党人担任。然而，人民党党团则指出根据两党于2014年达成的协议，应由人民党党团议员担任欧洲议会议长。最终共有7个党团提名候选人参与竞争议长职位。欧洲议会于2017年1月17日进行了议长的改选。由于自由民主党党团与人民党党团在选举前达成了“亲欧洲联盟”（pro-European coalition），且保守党党团也支持人民党党团的候选人。最终经过投票，人民党党团议员安东尼奥・塔亚尼（Antonio Tajani）在第四轮决胜局赢得选举。
选举产生新议长之后，欧洲议会于2017年1月至3月对其他重要职位进行了改选。就议会整体层面而言，领导职务除议长外，还包括副议长和司务官；就议会委员会而言，领导职位包括议会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以及党团协调人（coordinators）。其中，党团协调人负责协调党团内部诸多成员国政党的立场，在党团最终立场的形成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影响，是欧洲议会中最受关注的职位之一。
从党团角度看，人民党党团与自由民主党党团的协议并未导致其他重要职位分配的显著变化。在议会内部各个委员会的层面上，职位基本上仍由原党团获得。但是，具体到党团内部，成员国政党代表团在此次中期选举中各有得失。一部分国家的政党代表团力量得到了增强，而另一部分国家的政党代表团则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总体来看，马耳他议员获益最多，其次是立陶宛、捷克、瑞典和意大利。从失利的一方看，克罗地亚是最大的输家，其次是芬兰、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就大国而言，英国和德国都是输家。英国议员已经逐渐体会到脱欧带来的影响，但是英国议员失利的程度远比预期要小。德国虽然也有失利，但是它仍然是欧洲议会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从党团内部来看，首先，在人民党党团内部，意大利在选举中获益最多。意大利力量党（贝卢斯科尼所属政党）除了斩获议长职位外，还获得了“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一职。马耳他也获益不少，获得了人民党党团在“公民自由、正义和内政事务委员会”的党团协调人一职。由于该议会委员会主要处理欧盟“都柏林体系”的改革以及其他有关难民危机的议题，因此该职位非常重要。失利一方主要包括德国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Christian Social Union， CSU）、意大利中右翼政党新右派（New Centre-Right），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所属的波兰公民纲领党。 其次，在社会民主党党团内部，意大利民主党（Italian Democratic Party）和波兰左派联盟党（Polish Left Alliance）收获最多。意大利民主党获得了两个重要的议会委员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及“工业、研究和能源委员会”）的党团协调人职位。波兰左派联盟党成员博古斯瓦（Bogus?aw Liberadzki）当选为副议长，进一步增强了该党在欧盟层面的地位。马耳他工党也属于获益一方，该党成员当选为“环境、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为“环境委员会”）的党团协调人。该议会委员会处理大量的“普通立法程序”（Ordinary Legislative Procedure），是欧洲议会最有影响力的委员会之一。失利一方主要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英国工党。
最后，在自由民主党党团内部，捷克的“阿诺运动”（Czech ANO 2011）获益最多。该党成员帕维尔・特利奇卡（Pavel Telicka）当选为副议长与“交通与旅游委员会”的党团协调人，该党还获得了“内部市场委员会”的副主席一职。“阿诺运动”当前在国内民意测验中居于领先地位，有望赢得即将于今年10月进行的捷克议会选举。该党在欧洲议会领导层中期选举中的表现不仅将进一步扩大该党在欧盟层面的影响，而且会增强其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失利一方主要包括芬兰中间党和德国自由民主党。
2017年对欧盟来说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一年。在多重危机的背景下，欧盟多个成员国（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在2017年举行大选，在关注这些成员国进行选举的同时，欧洲议会内部领导层的中期换届选举也值得认真观察并加以思考，因为这是观察欧盟当前政治生态的重要机会，一方面，欧洲议会内部党团和政党力量在此次选举中的得失会折射出当前欧洲政党格局的状况；另一方面，选举也会对欧盟的内部治理和未来走向产生影响。
二、选举所体现的欧洲当下政治生态及对政党格局的影响
选举过程和结果表明，欧洲议会内部党团力量分散化，政党格局碎片化已成为普遍趋势，这种分散化状态与当前多个欧盟成员国内部政党政治形势有相似之处。传统大党占据支配地位的态势逐渐向多个中等规模政党势均力敌的方向发展，主流政党的权威影响受到了更大的挑战。
（一）欧洲议会内部党团力量分散化
由于在议长选举的前三轮投票中未有候选人达到绝对多数的要求，根据《欧洲议会程序条例》，进入第四轮决胜局投票。最终人民党党团候选人塔亚尼以351票对282票击败竞争对手、来自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议员詹尼・皮特勒（Gianni Pittella），另有80名议员投了弃权票。 纵观自1979年欧洲议会首次实行直接选举以来的历次议长选举，直到第四轮才选出议长的情况并不多见。 这也是欧洲议会历史上第二次出现耗费一整天时间才选举产生新议长的状况。 这样的周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议会内部力量的分散化。尤其是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由于极端政党议员人数的上升，导致主流政党的力量受到削弱。在新一届议会中，虽然主要党团试图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内部协调变得更加困难，使得敏感议题在欧洲议会的通过存在诸多变数。譬如2015年1月15日，围绕容克领导的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15年工作计划》（Work Programme 2015），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投票依次否决了每一个党团提出的决议动议，最终导致欧洲议会对欧盟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未通过表决形成任何官方立场。
这样的分散化状态与当前多个欧盟成员国内部政党政治形势有相似之处：新兴政党尤其是极端政党力量逐渐上升，主流政党力量减弱；同时政党力量极为分散，政党政治碎片化愈加明显，传统大党占据支配地位的态势逐渐向多个中等规模政党势均力敌的方向发展。譬如在荷兰议会选举中，共有28个政党参与竞争，说明荷兰的政党政治格局愈加分散，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荷兰社会和民意的撕裂状态。最终中间偏右的自由民主党赢得了选举，但极右翼政党自由党的席位有所增加，成为议会第二大党。虽然自由党未能达到预期的选举目标，但是选举结果表明，极端民粹主义思潮在荷兰颇有市场，仍有部分选民坚定支持该党。该党反伊斯兰化、反对移民的核心理念已成为荷兰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保加利亚议会选举中，虽然主流政党欧洲发展公民党获得的选票位列首位，但是离单独组阁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最终与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团结的爱国者”（United Patriots）组成联合政府。在法国总统选举中，传统大党共和党和社会党落败，号称“非左非右”的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最终赢得选举。在欧洲政党政治体系内，主流政党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政党格局碎片化已成为普遍趋势。同时在多党激烈竞争的体制下，欧洲代议制民主的困境依然没有改观，民众和精英的对立日趋严重。霍波特（Hobolt）和提利（Tilley）通过对欧盟部分成员国（17国）的经验研究发现，选民支持新兴政党，反对主流政党有诸多原因：第一，经济上受危机影响的选民倾向于惩罚主流政党，而不论主流政党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第二，对特定新兴政党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议题的偏好：欧洲一体化、紧缩政策和移民。总体来看，危机重塑了欧洲政党竞争的性质。
（二）自由民主党党团在欧洲议会中的“造王者”地位不可忽视
虽然按照人数的多寡，自由民主党党团是欧洲议会的第四大党团，但是由于其意识形态倾向属于中间派，在一些左右分野的议题中，有时与中右翼的人民党党团结盟，有时与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结盟。譬如在经贸、放松管制和就业等议题上，自由民主党党团倾向与中右翼党团结盟；而在安全、隐私与环境议题上，自由民主党党团更多选择与中左翼党团结盟。2014年11月25日，自由民主党与中左翼党团结盟，要求将欧盟-加拿大乘客姓名记录（Passenger Name Records， PNR）协议在投票前提交至欧盟法院进行审议，确定协议是否符合欧盟条约与《基本人权宪章》。 对本届W洲议会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期间投票记录的量化研究发现，该党团在欧洲议会90.16%的投票中获胜，在所有党团中获胜的比率最高。位列其后的人民党党团在87.02%的投票中获胜，社会民主党党团在86.82%的投票中获胜。 因此，自由民主党党团往往成为决定重要议题投票胜负的关键，被称为欧洲议会的“造王者”（king-maker）。
（二）中东欧政治活动家获得欧盟重要职位或将具有趋势性
这是环境委员会主席变更所带来的值得观察的影响。从议会内各委员会主席的变更看，环境委员会主席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在欧洲议会所有委员会中，环境委员会处理的“普通立法程序”议案的数量最多；与环境有关的议题也是欧洲议会中最有争议的议题。 环境委员会的主席在一定意义上有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其拥有议程设置的权力，影响力很大；第二，在主要党团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主席的立场至关重要；第三，主席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或减缓立法。
环境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为意大利籍人民党党团议员乔凡尼・拉维（Giovanni la Via），新任主席为罗马尼亚籍人民党党团议员阿迪娜・瓦琳恩（Adina Valean）。瓦琳恩自2007年开始担任欧洲议会议员，经验丰富，曾担任多个重要职位，如欧洲议会副议长、党团副主席、“工业、研究和能源委员会”的重要成员等。从政策倾向上看，相较于环境委员会的前任主席，瓦琳恩更加支持经济自由主义，支持欧盟与第三国和地区签订贸易协定，包括“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欧盟―加拿大自由贸易协议”（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CETA）以及欧盟与南部非洲的经济伙伴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而前任主席在此问题上持保留态度）；她不希望通过额外的标签或引进来自第三国的钢铁进口特别税等措施增加企业的负担，而支持以渐进的方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与环境委员会中的中左翼联盟的立场产生冲突，中左翼联盟要求对当前减排目标进行实质性修改。此外，在实施方面，瓦琳恩与前任主席都和人民党党团的基本立场保持一致，比如支持实施《巴黎协定》，在诸如动物福利等问题上持更为谨慎的态度。 此项重要职位的变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来自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家逐渐获得欧盟重要职位的趋势。
（三）将进一步深化欧盟改革，未来或可推动谈判新的欧盟条约
面对当前的多重危机，欧盟的改革和一体化的未来已成为讨论的焦点。自由民主党党团一直要求改革欧盟，认为改革非常必要，要为改革而战。 在此次欧洲议会议长改选前，人民党党团和自由民主党党团达成的协议 指出：欧洲正处于危机中，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正试图从内外摧毁欧盟。一个“亲欧洲的联盟”非常必要。人民党党团和自由民主党党团决定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共同努力，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作为这一亲欧洲合作的起点。两党团还呼吁欧洲议会中其他亲欧洲的力量加入这项倡议，并付出积极努力。协议还要求对欧盟未来进行制度反省，包括启动制宪大会围绕欧盟改革准备新的欧盟条约。实际上，“谈判新的欧盟条约”的观点已在欧洲议会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得到不少议员的支持。 从欧洲议会的历史上看，欧洲议会曾对《里斯本条约》的谈判和缔结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鉴于欧洲当前的困难处境，欧洲议会很可能推动新的欧盟条约谈判。2017年2月16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了一份关于改革和调整现有条约的决议。决议指出，金融、经济、社会和难民危机，以及民粹主义政党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所带来的多重危机导致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欧盟的运作不满。欧洲议会建议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改革现有条约，具体建议包括：创设欧盟财政部长职位，并以欧元区预算为后盾，赋予欧盟委员会制定和实施欧盟共同经济政策的权力；重申欧洲议会应有单一的工作地点；赋予欧洲议会和部长理事会立法动议权；大幅减少欧盟委员会委员的规模，将副主席人数减至两人；加强成员国议会的权能，“绿牌程序”（Green Card Procedure）下成员国议会可向理事会提交立法提案；强调迅速建立欧洲防务联盟（European Defence Union）的必要性。
未来是否谈判新的欧盟条约必将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引发激烈的争论。一方面，部分成员国期望新的条约能够有效应对欧盟当前的诸多危机，为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但是，另一方面，谈判新的条约必将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诸多敏感议题也很难在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 当前，围绕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提出的欧盟未来的五种可能前景，成员国已出现严重分歧。部分西欧国家支持“多速欧洲”，同意在包括欧元区和税收趋同、防务和内部安全等领域进行合作的成员国将继续推行一体化，从而有可能在欧盟内部形成几个小团体。中东欧国家则表示反对，认为此举会进一步导致发展的不平衡，加剧欧盟的分裂。
（四）在英国脱欧谈判中发挥欧洲议会的作用
纵观2016年，欧洲议会似乎在英国脱欧进程中被边缘化了。为了确保人民党党团候选人塔亚尼能够当选欧洲议会议长，人民党党团与自由民主党党团达成的协议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即采取行动确保欧洲议会充分参与英国脱欧谈判，捍卫欧盟公民的利益。 新议长塔亚尼特别强调“欧洲议会将对谈判结果发挥重要作用（a central role）”。 根据《里斯本条约》，欧洲议会对最终英欧双方谈判达成的协议有同意权， 换句话说，如果谈判结果不符合欧洲议会的预期，欧洲议会可能会否决双方达成的协议。此外《里斯本条约》第218条第十款规定：在（上述）程序的所有A段均应及时全面地向欧洲议会通报情况。 欧洲议会也希望通过积极参与英国脱欧谈判来提高欧盟层面的议会民主的合法性。
2017年3月29日，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式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的同一天，欧洲议会四大党团与宪政事务委员会（Constitutional Affairs Committee）联合起草了一份决议草案，表明了欧洲议会在英国脱欧谈判过程中的立场和要求。 4月5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以压倒性多数（516票赞成、133票反对、50票弃权）通过了最终决议：强调公平对待欧盟27国公民的重要性，对居住在欧盟的英国公民和居住在英国的欧盟公民实行互惠原则，不允许歧视；在英国正式退出欧盟之前继续享有其成员国的权利，也需遵守欧盟现有条约规定的所有义务，包括对现行欧盟长期预算的财政承诺；英国在正式退出欧盟之前应接受四大自由、欧洲法院的裁决和预算贡献，并遵守欧盟的共同贸易政策；在正式退出欧盟之前，英国与第三国开始谈判贸易协定违反欧盟法，同时欧洲议会也反对英国与一个或数个欧盟成员国就退出条款或未来的英欧关系进行双边谈判；只有当围绕英国如何退出欧盟的谈判出现“实质性进展”（substantial progress）时，才可开始讨论可能的过渡期安排，过渡期安排的存在时限不超过3年；欧洲议会强调退出协议以及任何可能的过渡期安排都应在2019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之前生效；未来欧盟与英国的关系应当是平衡的、全面的，服务于双方公民的利益；欧洲议会期望欧洲理事会在通过谈判指导原则（guidelines）时能够考虑欧洲议会的立场。 此外，为了加强与欧盟委员会的合作，欧洲议会还多次邀请欧盟委员会的首席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参加内部的会议和讨论，就双方的谈判立场交换意见。 欧洲议会成为首个对英国政府启动谈判做出反应的欧盟机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欧洲议会期望在谈判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从上述欧洲议会的立场看，它希望谈判是阶段性的过程，先就退出条款进行谈判，然后再讨论英欧的未来关系。这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进行平行谈判的要求相左。可以预期，未来的谈判过程必将十分复杂且充满困难。作为欧盟公民利益的代表，欧洲议会介入英国脱欧谈判有助于增强谈判的透明度与民主合法性，但是，欧洲议会的态度有可能使本来就很复杂的脱欧谈判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
四、选举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此次欧洲议会领导层的改选也会对欧盟的对外关系、包括对中欧关系产生影响。前任议长舒尔茨在任职期间，致力于提高欧洲议会的地位，在欧洲议会的工作中发]了重要作用，被认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议长。当然也有不少批评意见指责舒尔茨的风格过于权威主义。 就对华态度而言，舒尔茨曾明确表示议会中针对西藏的反华宣传一律不许存在，反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压制。 但在任期结束之前他又与达赖喇嘛会晤，挑战中国的关切和利益。欧洲议会新议长上台可能会改变以往的一些惯例。新任议长塔亚尼也表示，他将与舒尔茨的领导风格有所不同，其角色是代表整个欧洲议会的“议长”（speaker）而非“主席”（president）。 来自中右翼的新议长的对华倾向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一方面，塔亚尼在担任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曾发起过一项新工业革命的倡议，希望重振欧洲工业，促进可持续发展。塔亚尼承认中国对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性，2010年曾代表欧盟委员会在北京启动欧盟中小企业中心（EU SME Centre），以帮助欧洲中小企业应对在中国市场运营时所面临的挑战。 未来中欧双方在谈判投资协定时，塔亚尼支持该协定的可能性将非常大。但是，另一方面，2017年3月，塔亚尼的涉华言论引发了争议。在谈及难民危机时，塔亚尼称非洲有可能变成中国的殖民地。他呼吁欧盟向非洲大量投资，放眼长远在非洲为战略发展做铺垫。
欧洲议会自成立以来，对华立场逐渐显示出两面性。一方面，欧洲议会将维护人权作为其基本价值观，因此十分关注中国的人权、西藏、新疆、台湾、武器禁运等敏感问题。 另一方面，大多数欧洲议会议员又越来越以理性的态度看待中国，总体上致力于增进欧盟和中国双边合作关系的发展。对华关系代表团（Delegation for Relations with China）自1980年起就与全国人大开展议会交流，随后双方逐渐建立起定期交流机制。双方交流的议题涉及中欧关系的方方面面，如政治、经济、反恐、环境保护等，为中欧双方的良好沟通发挥了作用。 《里斯本条约》生效后，随着欧洲议会获得对国际条约的同意权，经贸议题逐渐成为欧洲议会关注的重点。不论是《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还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欧洲议会都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欧洲议会承认《中欧投资协定》的重要性，认为协定有利于欧洲进入中国广阔的市场，有助于欧洲经济的恢复，可进一步深化中欧双方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和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的互利合作； 但是，欧洲议会希望在谈判中纳入人权、社会和环境标准。 欧洲议会承认中国作为欧盟伙伴的重要性，但是强调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未满足欧盟界定市场经济的五个标准，希望部长理事会尽快打破“贸易防御措施改革”的僵局。 欧洲议会议员的主要担心是过剩产能和失业问题。
不同议会党团的政策重点也有所不同：人民党党团强调促进投资和发展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s， EFSI）的重要性，要保护欧洲的安全和稳定，进一步加强跨大西洋关系； 自由民主党党团重视投资和就业，要求进一步推进单一市场，提升欧洲的竞争力，推动欧美自贸区以及与其他经济体的自由贸易谈判； 社会民主党党团批评紧缩政策，希望金融市场服务于所有欧洲人，要求建立“社会欧洲”，重视平等和妇女权利。 总体上看，欧洲当前面临诸多困境，如何应对危机，解决欧盟的经济增长、就业、难民危机以及英国脱欧谈判问题将是欧洲议会的首要关注点。在对外关系上，由于欧洲议会内部人民党党团和自由民主党党团的力量相对巩固，社会民主党团的力量相对削弱，未来欧洲议会对欧盟经贸关系的发展会更加重视。各党团的对华态度也有所分歧。基本而言，人民党党团部分议员倾向支持自由贸易，但其宗教人士更注重人权和少数民族发展；自由民主党党团由于部分态度激进的议员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落选，在新一届议会中相对更支持自由贸易，但是仍有部分议员十分重视所谓人权和欧盟的基本价值；社会党党团相对来说更关注劳工标准；以英国保守党为主体的保守党党团则更注重经贸关系；绿党党团的部分议员持比较激进的态度，常常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 当然，党团内部也存在诸多分歧，每个党团内部都有部分议员对中国的特定问题持批评态度，比如人民党党团内部基督教背景浓厚的议员在西藏、新疆等问题上对华态度并不友善；自由民主党党团也曾多次邀请中国的民族分裂分子参加在欧洲议会内部举办的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听证会。因此，在维护所谓人权等敏感议题上，欧洲议会可能仍将保持和中国的某种对立态势。
此外，由于当前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的力量不断兴起，欧洲议会内部的极端政党以及部分主流政党也会更多地要求以欧盟的利益为重，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力度，并对来自第三国的投资持谨慎态度。从政策优先事项来看，特朗普上台后的欧美关系以及欧盟的周边伙伴关系将在欧洲议会的议程上优先于中欧关系。塔亚尼还曾多次表示拉丁美洲是其政策优先事项，可通过经济外交增强欧拉关系。 可以预期，此次欧洲议会领导层中期选举后，第一，欧洲议会的对华立场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其对华态度的两面性仍将保持延续，即一方面积极推动中欧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仍会对中国的人权、西藏、新疆等敏感问题持批评态度。第二，欧洲议会内部政党力量的对比可能会导致未来欧洲议会在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少数民族权利等议题上做文章，比如限制中国公司并购、限制中国产品出口、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要求中国按照所谓欧盟的价值观和标准尊重少数民族的诸多权利等，这将会对中欧关系的发展带来挑战。 尽管有诸多不利因素，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仍可采取措施进一步推进中欧关系的发展。第一，重视欧洲议会及其他欧盟机构的作用，仍将欧盟视为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欧盟政治体系复杂的双层架构，欧盟机构与成员国均发挥重要的作用。《里斯本条约》进一步增强了欧洲议会的权能，在实践中，欧洲议会也期望在各个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地履行其欧洲民意代表的职能。虽然当前欧盟面临诸多危机和挑战，但是欧盟所取得的成就、所代表的力量仍不可忽视。在历史上，欧盟也多次转“危”为“机”，在困难中不断推进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应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欧洲议会和其他欧盟机构的作用，深入了解欧盟在不同政策领域的决策机制，包括不同行为体的权能和作用、游说政治在欧盟的发展和相关策略等，从政府到企业多主体、多层面适时采取措施对欧盟机构施加影响。此外，欧盟机构包括欧洲议会一直对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16+1”合作心存戒备， 对中欧相关合作的稳健和柔性推进，有助于促成中国和欧洲的多方共赢。
第二，加强与欧盟各个层面政党的交往和互动。政党是欧洲政治中的核心力量，不论是欧盟主要机构，还是成员国地方政府和议会，政党都是其中的重要组织。且欧洲的政党架构又因欧盟层面的政党联盟 和欧洲议会党团呈现出紧密交织的泛欧政党网络。就欧洲议会而言，由于欧洲议会内部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议员的流动性，做好欧洲议会的工作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要做好立足长远的准备。中国应加强与欧洲议会主要党团的交往和互动，关注欧洲议会主要党团的政策倾向、了解党团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力量对比、利益聚合与利益表达机制。同时，也要加强与成员国内部各个层面政党的交往，从政党交往层面推进中欧关系的发展。
第三，在特朗普执政导致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应与欧盟开展多领域的合作。特朗普的当选为美欧关系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其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持怀疑态度，支持英国脱欧；其对贸易的态度可能导致TTIP的谈判无法达成原定目标；其对北约和俄罗斯的态度将会影响欧盟的防务和安全政策；其退出《巴黎协定》的行为也会影响欧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可在多个领域加强与欧盟的合作，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拓展中欧合作空间。譬如，中欧可加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大力推动单一数字市场是容克领导的欧盟委员会的十大重点政策之一，而中国已将发展网络经济写入“十三五规划”。中欧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前景和潜力巨大，可进一步促进该领域的贸易和投资，共同制订国际数字经济体系的新规则。中欧还可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在伙伴关系框架下凝聚更多共识，共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探索在绿色低碳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新型合作方式。
第四，密切关注英国脱欧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欧盟机构运作的影响。一方面，英国脱欧会对英国和欧盟的发展产生影响，为本已危机重重的欧盟增加新的变数，对欧盟机构与成员国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未来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欧盟和英国经济的波动。另一方面，英国脱欧还会影响欧盟机构的运作。如果英国完全退出欧盟，缺少了英国的73名议员，欧洲议会的组成将发生重大变化，党团间的结盟以及获胜的比率都会受到影响；欧盟理事会的构成也会因缺少英国的政治家相应发生变化，欧盟内部的投票权重格局必将受到影响。中国应密切关注英国与欧盟进行的退出谈判以及围绕未来英欧关系的谈判，在欧盟同意英国与第三国缔结国际协定时，适时与英国展开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同时，应P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欧盟机构的新发展以及欧盟政策的新变化。
第五，增信释疑，推动《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在欧洲议会内部，部分议员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也对《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持怀疑态度，比如个别议员对中国的市场准入和国企改革持怀疑态度，还有议员对中国的人权存在偏见。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部分欧盟民众的态度。尤其在当下，一些欧洲国家对中国企业并购欧洲公司存在疑虑，认为中国企业由于较低的人权、社会和环境标准导致产品成本较低，所谓的“不正当竞争”使欧洲人丢了饭碗。鉴于这一情况，中国应尽可能争取欧洲议会主流党团、《中欧投资协定决议》报告起草人以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支持。同时，加强中欧双方之间的对话，深化双方的相互理解。譬如可以邀请专家，进一步推动围绕《中欧投资协定》的讨论，向欧盟方面展示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中国人权的现实状况、中国在社会和环境标准方面取得的进展等。在条件成熟时，双方可以进一步推动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