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查理事件很可能成为法国乃至欧洲历史上的分水岭，清晰地区分开一个“以前”和“以后”。但如何命名随之而来的“新世界”，答案尚无人知晓。
新年伊始，法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72小时。先是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袭击，极端伊斯兰武装分子库瓦奇兄弟残忍地射杀了杂志社的多个灵魂人物;其后的两天，另一名恐怖分子阿麦迪・库里巴利支援库瓦奇兄弟的行动，又造成4人死亡。3名恐怖分子最终被法国警方几乎同时在两地发动的强攻中被击毙。
事后，法国和欧洲的很多城市自发游行，向罹难者致敬，谴责以暴力威胁言论自由的行径，一场名为“Jesuis Charlie”(我是查理)的热潮也在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上掀起。大多数人在呼喊口号的同时，也不忘向罹难的警察和犹太人致敬。体现共阳国价值的政教分离原则，以及法国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国训被面对媒体的受访者们反复提及，很多游行者的泪水和孩子们的参与也令人动容。
然而，情绪不能代替反思。大游行过后，人们的压抑、愤怒、悲哀都在慢慢沉淀，反思的时刻也逐渐成熟。数日以来，法国媒体上很多观点纷纷涌现，有人在讨论言论自由是否应当设限，有人探讨“圣战”分子在法国滋生的土壤，有人指出法国反恐情报上的疏漏，也有人关注反恐战争和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升级。法国经历的三日恐怖袭击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整个国家。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应反恐及安保形势需要，将重新审视法国原定的削减军队规模的计划。
就在法国遭遇恐怖袭击之后不久，比利时警方又挫败了一起重大恐怖袭击阴谋，使得欧洲反恐形势骤然紧张。法新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赴叙利亚参战的美国人大约有100人，但欧洲人却超过1000人。他们许多人在那里接受极端思想、学习使用武器，返回国内后成为潜在的恐怖袭击者。”为此，欧洲各国纷纷上调恐怖威胁等级，加强安保措施并展开反恐行动。
“共同生存”的困境
在“查理血案”等一系列恐怖袭击过去一周以后，法国史无前例地部署一万多名军人保护“敏感地带”，包括犹太学校、犹太教堂、清真寺和媒体机构等。为了增加防恐能力，法国政府未来三年内将投入4.25亿欧元，在各个部门增加岗位，其中内政部国内情报总局(DGSI)将增加500个岗位，基层警察也将增加装备。
奥朗德说：“生活还要继续，但一切都不会再像从前一样了。”这位一向不得人心的总统由于在这次危机处理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国内40%的支持率。法国市场调查公司(IFOP)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0%的法国人对奥朗德政府面对恐袭事件的反应和处理表示满意，57%的法国人对国家安全状况感到有信心，大大超过不满和忧虑的人数。
“查理血案”和史无前例的共和大游行无疑坚定了法国人反恐的决心和勇气，但也从另一侧面暗示出社会裂痕的深化。此次遇袭事件后，法国各界一直试图安抚穆斯林，强调不要将穆斯林信仰与“圣战”混为一谈，但社会上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e)却在无声蔓延，使身在法国的穆斯林居民的日子颇为难过。
法国多地发生了疑似对穆斯林的暴力事件，勒芒的一座清真寺遭到手榴弹袭击，一些穆斯林祈祷室和快餐店也受到威胁。在举国上下为《查理周刊》的罹难者哀悼之时，某些中小学里的穆斯林学生却拒绝参加默哀仪式，一些年轻人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支持恐怖主义者消息的行为，也不得不引起警方的警惕。
“查理血案”之后，“担忧”和“改变”成为出现率最高的词汇，但从哪里下手对付这潜在的恐怖主义隐患却是一道难题，这把法国人的注意力又一次聚集到那些三十多年来从未愈合的伤疤上：移民聚居的“郊区危机”、成为极端分子“温床”的监狱、学校教育的失败……一直被政客们挂在嘴边的“共同生存”再次成为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法国是欧洲穆斯林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目前拥有超过500万穆斯林居民，外界估计占总人口数的8%(基于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法国法律禁止在人口普查中调查民众的宗教信仰和区分种族，因此无法获得官方数据)。通过分析各宗教信众的年龄结构和发展趋势可以发现，穆斯林的数量一直持续上升，这不仅是因为穆斯林国家的移民持续流入，也因为穆斯林移民后代保留父辈宗教信仰的比例高于法国主体人口和其他移民。以至于一些人(主要是极右翼人士)认为，法国将在不远的未来变得“伊斯兰化”。
其实，“伊斯兰化”一词本身就暗含着某种伊斯兰恐惧症。由IFOP于2012年为《费加罗报》完成的关于“伊斯兰在法国的形象”的民调显示，43%的受访者认为穆斯林群体的存在对法国的国家身份是种威胁，68%的人认为穆斯林拒绝融入法国社会，当受访者被要求选择三个词来描绘伊斯兰教时，最常见的答案是“拒绝西方价值”、“狂热”和“屈从”。
伴随着法国社会的伊斯兰恐惧症，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FN)也越发得势。这次事件让FN党魁玛琳娜・勒庞再次抓住机会，强调移民和极端伊斯兰主义之间的联系，并抛出反对全球化、反多元文化和反欧盟的论调。
“从此以后，关于法国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不安将变成一个更为混乱的议题――受政治影响越来越小，超越意识形态阵营，越来越对教诲性的处理无动于衷(比如反种族主义和‘共同生存’的空洞号召)。”法国社会学家奥利维埃・罗伊在《世界报》上撰文表示：“话语权被完全解放，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正人君子都会有的伊斯兰恐惧症;与此同时，每个人却又都有一个正直、善良的穆斯林朋友。”
穆斯林移民在战后的几十年间大量涌入法国，一度是法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济繁荣期充实了法国的劳动力。但随着经济危机和全球化导致的发达国家去工业化，这些从事底层工作的移民最先变成受害者，面临失业的困境，成为福利国家的负担。
长时间以来，法国政府将移民安置在郊区的“隔离手段”在―定程度上减轻了因文化冲突和生活习惯差异而带来的摩擦和矛盾，但同时也带来更大的问题，使移民更难于融入法国社会。由于缺乏教育和技能，很多移民后代被主流社会抛弃，这也使得他们产生关于自身身份和归属感上的迷失，犯罪行为也由此滋生。在移民聚居的城市郊区，就业和治安问题相当突出，这些不但是暴力的导火索，也加剧了其他群体对于穆斯林的负面印象。 面对人口飞速增长的穆斯林移民人口，来自法国国民本身的歧视和畏惧感不可避免。即使是在法华人，也对刻板印象中经常偷盗抢劫的阿拉伯人和黑人“敬而远之”，由于治安情况的恶化，很多人甚至讽刺地将巴黎称作“巴黎斯坦”。
“圣战”分子的土壤
近年来，在原教旨主义思想的蛊惑下，法国“圣战”分子数量急剧增加，已成为向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组织“输送”“圣战”分子最多的欧洲国家。根据法国内政部2014年9月的数字，约有930名法国公民卷入这些“圣战”团伙。如今，备受恐袭打击的法国痛定思痛，试图了解这些年轻人是怎样一步一步地从绝望走到恐怖。
这一次的三名恐怖袭击者的确有一些共性：非洲移民后代、伊斯兰教信徒、曾长期失业、拥有犯罪和暴力的过往。谢里夫・库瓦奇和赛义德・库瓦奇兄弟是阿尔及利亚移民后代，在法国出生和长大，很小就成为孤儿。由于游离在社会之外，因此接触到极端伊斯兰思想。哥哥赛义德曾在也门练枪，弟弟谢里夫曾因为卷入伊拉克征收“圣战”分子的网络而坐牢，他也正是在监狱里结识了另一名恐怖分子，来自马里的穆斯林移民后裔阿米第・古里巴利。后者是典型的郊区青年。这也不得不令人想到另―起恐怖事件制造者默罕默德・梅哈――这个曾在海外恐怖组织受训的法国穆斯林青年于2012年在图卢兹射杀士兵和犹太学校，制造了惊人的血案。
不管社会原因是不是将这些年轻的穆斯林推向“圣战”深渊的罪魁祸首，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敏感体质”的年轻人的确更易于感染恐怖主义的“病毒”。若说从前“圣战”分子还主要从强硬派控制的清真寺及伊斯兰书店里吸取极端分子，如今的网络和各种社交平台已经大大简化了“自助式”恐怖分子的养成，廉价航班又使他们能轻松到达恐怖培训基地所在的国家。法国著名伊斯兰问题专家、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吉勒・凯佩尔认为，“伊斯兰国”组织的意识形态早在2004年9月就被提出并在网上宣扬，其策略正是向拥有穆斯林信仰或新皈依伊斯兰的年轻人灌输“圣战”思想，对他们进行武力培训，来打击欧洲这个恐怖主义的“软腹”。
欧洲多国受到冲击
《查理周刊》遇袭一周后，1月14日出版的“幸存者特刚”如期上摊，一时供不应求。发行商在两次宣布加印后，总印量提高到700万份，创下法国新闻刊物出版史上的最高纪录。该期特刊的封面标题是《一切都被原谅》，标题下方描画的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眼中流泪，手中握着“我是查理”的牌子。
对此，一些伊斯兰国家抗议《查理周刊》再次亵渎他们的宗教。在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首府格罗兹尼，数万名穆斯林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在阿尔及利亚，“反对查理”的示威演变成骚乱，其间有人焚烧法国国旗;在尼日尔，示威者放火烧毁教堂并洗劫了基督徒经营的商店。对此，奥朗德在1月17日强调，“在这些国家，我们支持他们打击恐怖主义;但同时，法国拥有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尤其是言论自由的价值观。”
在伏尔泰的国家，言论自由依然是不可动摇的信条。IFOP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7%的法国人认为应当继续刊登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42%的受访者认为应当避免发表穆罕默德的讽刺画，1%的人选择不表态。
虽然民意倾向于对极端“圣战”分子采取更严厉的措施――81%的受访者认为，对于在法国土地上参与恐怖主义行动的持双重国籍的人，应当剥夺其法国国籍;但同时也有57%的人反对法国在叙利亚、也门或利比亚采取更多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欧洲多地接连出现恐怖危情，比利时、德国、英国、希腊、奥地利等国纷纷提出新一轮安全计划，加强戒备，应对潜在的恐怖袭击威胁。
比利时警方1月15日对韦尔维耶、哈尔-维尔福德市以及布鲁塞尔的十余个敏感区域进行搜查，抓捕了15名从叙利亚回国并企图在近期制造恐怖袭击的比利时恐怖嫌疑人。两天后，希腊警方宣布在雅典等地分别抓获4名嫌疑人，可能与比利时的袭击阴谋有关。虽然尚无证据显示，比利时挫败的袭击阴谋与法国恐袭事件存在关联，但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表示，法国和比利时两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存在的关联是(袭击者)希望攻击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正在应对数千名潜在的恐怖分子。”欧盟刑警组织负责人罗布・温赖特认为，欧洲地区面临的恐怖威胁性质复杂，因此欧洲国家需要加强安全。“由于一些恐袭嫌疑人经常独自采取激进行动，不受任何组织的指挥和控制，这使得警方难以发现袭击计划。”
1月19日，欧盟诸国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加强反恐合作的途径，打击参与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争后返回欧洲的极端人士。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利尼在会后表示，欧盟将与土耳其、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以及海湾国家共同发起一项联合反恐计划。该计划包括欧盟与有关阿拉伯国家分享反恐情报，向欧盟驻有关阿拉伯国家使团派遣安全专员，加强双方的安全与反恐合作，同时大力提倡学习阿拉伯语和培养阿拉伯语人才。
同时，欧盟也拒绝美国式的“爱国者法案(PatriotAct)”，即以反恐的名义限制公民的自由。法国前司法部长罗伯特・本丹特准确地定义了欧洲所面临的挑战――在应对恐怖主义的同时，避免创造一个恐怖主义者想要看到的世界。
但无论如何，查理事件很可能成为法国乃至欧洲历史上的分水岭清晰地区分开一个“以前”和“以后”。但如何命名随之而来的“新世界”，答案尚无人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