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和方向，去获得发达（及新兴）经济体的新中性利率估计值。我认为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后，对于理解在一定时间内稳定特定大型发达经济体所必需的利率水平而言，衡量政策利率与名义GDP增速之间的差额将很有意义。
在全球范围内引进复杂的量化宽松政策将会混淆上述结论，但是更有利于我们得出更为保守的结论。我的常识性假设是，名义政策利率必须低于名义GDP增速。
如果年度GDP是对一个国家经济体中所有未偿还信贷及隐性股权的回报，那么最安全和最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定价必须低于GDP，以引导投资，这就是政策利率。然而，低至多少是一个问题。
例如，从2010年开始，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名义政策利率低于名义GDP增长率的平均水平为350个基点，低于通货膨胀率的平均水平为150个基点。而且，这些数字是来自于三个最为强大的发达经济体！为了稳定这三个发达国家的经济，这些国家的真实新中性政策利率在过去五年间都是-1.5%。
因此，即使这些经济体重归“常态”，假设真实新中性政策利率为零，而不是美联储现行的1.75%，也是不合理的。此外，其他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需要以相似的模式降低其真实新中性政策利率。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债券来说，较低的新中性利率是对投资组合的久期以及收益率曲线位置而言;对于股票投资组合来说，是指市盈率;对于不动产以及其他资产的估值来说，是指长期上限利率。最后，新中性真实利率将引导我们讨论未来的资产回报率，如果美国的新中性实际利率为零，并且全球其他国家的对应利率较低，则储蓄者和投资者就不能获得充分的回报，以满足假设的负债。
如果实际利率持续保持如此之低，则贴现后的收入流就完全取决于经济增速以及/或者通货膨胀率，而不是资本利得，而在此前的三十年间，贴现后的收入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实际利率下降的影响。较低的实际利率/资本利得水平已经使得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未知的领域，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水对投资者来说是不利的。
在这些领域，知道如何最大化回报而不是风险将非常关键，最大化回报的方式至少有好几种，而任何一种方法都可能是正确的。对冲基金管理公司桥水资本的达里奥/普林斯非常谨慎地将这个观点推进了一步：如果实际的借款成本维持在零左右，由于新杠杆世界和极端货币政策中所隐含的长尾效应，投资者可以谨慎地对资产加杠杆。
GMO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杰瑞米・格兰桑及其在GMO的专业人员暗示，低回报现金回归均值的时间为7年，而不是罗格夫及其他人所认为的20年，之前GMO会一直等待。格兰桑预计，股票市场会在近期内出现一次雪崩，他的预测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预测错误，则GMO会在等待中获得较低的业绩。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沃伦・巴菲特的策略，他有一个优势，即其近乎永久性的封闭式基金是在基本面非常便宜的时候购买股票。对于大部分不具备封闭式商业结构的投资者来说，也许先锋集团的创始人杰克・博格尔是正确的。
博格尔一直以来的观点是，人们不能确定市场的走向，但是人们可以确定的是：费率越低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