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全面发展，互联网的影响作用已深入扎根于社会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国家治理议题而言，国家管理者能否适应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环境变化，并有效运用新型互联网技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这样的变革过程中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对此，为更好梳理互联网时代国家社会及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分析网络对于国家管理机制所带来的影响表现，2016 年10 月1516 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主办，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科学系、《学术月刊》杂志社、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联合承办的互联网时代的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围绕会议议题，来自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近30 余名专家学者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学科、政治学、社会学及经济学学科角度展开了专题研讨。
一、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特征及其
对于 公共舆论形成的影响
国家治理现代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即表现为对于社会整体意志的全面整合，实现对于最大多数人意见的统一。因此，对于社会意愿(态度)确立有效征询、采纳机制保证了国家管理的合理性。这是我国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的讨论中尤为关注公共舆论议题的原因所在。
相较于传统社会，网络时代的到来最直接地表现为对于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无论是国家(地区)政策、法规、行政命令自上而下的传达，还是社会事件信息的横向扩散，特别是基层民意的社会化反映，通过网络平台，信息传递更为便捷，但同时也表现得更为复杂。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桑玉成认为，当今社会公共舆论的形成模式已经因为网络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而出现了整体性变化。一方面，因为传播成本大幅度下降，网络信息的传递总量已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另一方面，当下网络信息传播方式不再表现为站到站的序列性传递，而是以群的形式向外扩散，在过程中信息本身的意义会发生不确定改变，由此形成的公共舆论很可能背离信息发布者本意。
与桑玉成观点相近，江苏省委党校王金水、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王可园以及杭州师范大学赵宬斐与何花共同探讨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具体差异，强调网络渠道信息传递呈现扁平化分散化多元化及民主化特点，既赋予受众信息获取的自由，同时也增加了其脱离网络信息的成本，使每个人的意见表达或多或少都陷于网络之中。对此，执政党必须尽可能地提升自身对于多样化民意的汲取、整合能力，理性回应网民意见，优化政治决策。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中心齐洁认为，相比原有体制内媒体渠道，新媒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容易出现道德问题，强调对于这类开放型信息传播方式的政治引导工作亟待加强。
在相应问题的讨论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许振江博士对于自媒体形式特征的分析尤为值得关注。许振江博士认为当下网络平台中所出现的自媒体形式改变了过去人们相对被动、单向接受信息的局面，在这一新型网络形式的带动下，每一个网民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信息发布、加工或传播站点，其个人可能通过借助公共舆论外壳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这对于网民自身的信息辨别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这一观察基础上，许振江重点分析了自媒体信息传递方式对于各社会阶层就公共舆论接受态度的影响，指出自媒体多倾向采用图片、视频等抽象化程度较低的信息表达形式，这使得社会中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者更容易受到其观点影响。对应该观点，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胡建国通过定量研究分析，认为社会大众在现实生活与网络环境中所拥有的资源基本对称。并且，无论是拥有较多现实社会资源的精英阶层亦或占有社会资源相对有限的草根阶层都会积极参与网络意见表达，希望能以自身观点引领公共舆论导向。换而言之，网络信息虽整体呈现多元化发展特点，但各社会阶层实则都在竞争相对的话语引领权，使得基于网络信息所形成的社会公共舆论本身就带有特定导向性色彩。
二、加强网络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引导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
网络时代国家治理的重点在于理顺国家与社会关系，关键在于实现对于社会大众(网民)意识形态的正确引导。就这一问题，与会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详细论述相应工作开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中国社会科学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张树华教授认为对于网络信息管理的关注，关系到民众对于自身所处社会的认同与否，这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面对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冲击，中、俄两国在过去都曾走过弯路，实践证明一味迎合西方社会价值观并不能换来对方的接纳，只会被视为弱者而被进一步蚕食。在国际各类意识形态的交锋过程中，中国应该有自信建立起属于我国的话语体系，牢牢抓住相应语言权，这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首要前提。
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科学系拉基齐斯基尼古拉(Nikolay Rakityanski)与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勇分别从世界各国意识形态之争的历史渊源及资本主义全球化角度出发，认为西方国家推行所谓普世价值的根本目的即是为了实现对于其它国家(地区)的政治统治。这一强势表现受到历史、文化、经济及宗教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想要对其予以改变的难度较大，各国必须清楚认识到这一点。
对此，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院高奇琦从比较政治学角度出发，分析了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教育的国际性影响力，认为在面临严重增长动力不足挑战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会进一步放大其原有一元化政治特性，势必通过各类信息传播渠道冲击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设定，其中网络的影响力最为广泛。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丽涛认为，在意识形态的较量过程中，网络空间是最容易被首先攻破的前线。如果脱离国家管控，网络自身的碎片化受资本控制及宣传话语滞后缺陷势必使其受制于人。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郑洁与张亚茹共同撰文认为对于意识形态的正确引领关系到国家的整体安全，互联网作为西方社会信息进入中国的重要渠道，必须接受政府的严格管控。
在这一问题上，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旭对俄国针对青少年群体所设立爱国主义教育模式的梳理为我国相应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益借鉴。青少年是网络空间中最为活跃的社会群体，而自身的信息辨别能力又相对较弱，不仅容易被实用主义金钱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价值观误导，更有可能在网上受到境外恐怖组织分裂反动思想影响，做出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对此，俄国开展了历史事件考察军事体育及技术竞赛等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国家、民族及民主政治观念。与之对应，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秀重点分析了中国的法律教育模式，强调必须将法律服从与法律认识两者做有效结合，促进民众对国家法律及依法治国理念形成积极态度。
三、网络时代对于政党的自身组织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在加强对于网络平台及相应社会意识形态管理的同时，执政党自身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应随之予以适应性发展，这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发展执政能力的保障。通过网络，民众可以更为直接地了解各党组织架构、人事安排、运行机制及政治理念类信息，这对党的运行实际起到了社会化监督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那传林对统一俄罗斯政党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通过网络，社会民众可以自由查询了解政党经费来源信息，并且据此对其政治理念予以合理性分析，这就要求政党在进行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
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捷宁基里尔(KirilllTelin)同样强调加强网络时代政党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性。他认为网络环境中难免存在部分对于执政党的批评意见，政党在对其予以管控的同时，也要从自身出发，尽可能地对政党本身进行组织完善，以积极态度回应社会不同意见人士的挑战。
就这一主题，研究者对于中国社会的关注重点在于如何运用网络技术更好实现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四川大学政治学院邓曦泽认为，由于信息的公开化，网络时代官员腐败的难度及风险都会变得更大，国家应利用这一管理优势，推行实施利益背反反腐方案，打破原有受贿、行贿双方的攻守同盟，以科学管理方法实现反腐工作的工作机制创新。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史丽琴与顾晨琳则是从新媒体的媒介作用分析了当下开展反腐工作的有利条件，认为微博微信等平台信息发布的便利性，使得官员腐败行为被社会曝光的机率大大提升，相应信息公开后带来的反腐成绩，又进一步激发社会民众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对于营造反腐倡廉的社会化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上述相对集中的讨论议题外，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万金鹏与刘宝臣以及长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吴明永等人从网络信息管理角度出发，讨论了执政党对于西藏及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及文化产业管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