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包惠僧，作为中共一大的亲历者，其参加一大的资格历来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本文从包惠僧一大代表资格的标准、陈独秀的委派、广东一大代表三个方面对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综述，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关键词：亲历者;包惠僧
一、关于包惠僧“一大”代表资格标准的争论
认同包惠僧具有一大代表资格的学者均认为：在广州谭植棠家召开的小组会议上，包惠僧与陈公博一样，都是由陈独秀提名，经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评议，成为代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一大的代表。并否定包惠僧是由陈独秀委派参加一大的。因此，包惠僧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是具有资格的。
二、是否是陈独秀委派
三、是否是广州代表
包惠僧到广州之后，被陈独秀安排在报社工作，同时由于有经验也被安排做一些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包惠僧参加了在谭植棠家举行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推选会，不少学者认为，广州的代表是两名，如果包不算，就只有一名。冯铁金认为，一大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而不是以党员数量为标准，即每个地区两人，广州不可能一人，陈公博、包惠僧都是广州选派的代表;就算有陈独秀制定的代表，指派的人是陈公博而不是包惠僧，因为陈公博走之前，你独秀把给一大组织者的信件交给陈而不是包惠僧;则说明他们没有同时参加谭植棠家的推选会;陈独秀不重视一大，因此广州只派出一人参加一大。在张钟、陈志莹认为包是广州一大代，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当事人中的多数回忆包惠僧为一大代表，这是是可靠证明;早期的回忆资料记载、表述，包惠僧是广州代表，是可靠的证明。这两者都更加的贴近历史原貌。[2]刘婕认为，怀疑包惠僧不是广州代表，是因为怀疑包惠僧是武汉的代表而不是广州的代表，但是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并没有固定的某个组织，而且包惠僧到广州后参加了广州的小组活动，是有成为代表的资格的。这种看法与黄爱军类似，黄爱军认为，以当得一大前党员事迹工作所在地划分党员组织归属的依据，包惠僧利索当然就是广州地区的早期组织成员，包惠僧作为广州地区出席一大的代表也就无需置疑了。而永之则认为，包惠僧不是武汉代表，因为武汉的代表有董必武和陈潭秋，包惠僧又没有参加广州当地的组织生活，因此不算广州代表。吴兴农认为，一大前对于党员的归属是相对的，并没有严格地固定在某个组织里，所以认为包惠僧是武汉代表是不合理的，进一步认为包惠僧是广州小组的一员，具有广东代表的资格;陈公博与包惠僧都是由陈独秀提出的代表，资格时一样的。这与刘婕的观点有部分的相似之处。彭厚文认为，一大代表名额的分配是每个共产主义小组两名，广州不可能只有一名;在濮清泉的《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书中记述了陈独秀认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本人非常明确地认为自己是广州小组的代表，那么跟他在同一个会议上被推选出来的包惠僧也是一样;包惠僧本人坚持说自己是广州的代表;当事人的回忆没有当时的记录可靠。据此，鹏后文认为包惠僧是广东的一大代表。苗体君分析了多个当事人的会议记录，并发现在建国前的众多当事人的回忆中，都是认为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同时证明了坚持认为包不是来自广东一大代表的刘仁静、李达等人的回忆记述不可靠，有漏洞的。陈书梅也在其文章中认为包是广州代表，包惠僧从上海到达广州后，参加了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应该算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而且他参加了广州小组的代表选举会议，最后经陈独秀提名，由广州小组的全体成员推选为出席“一大的代表。
三、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关于包惠僧一大资格的研究，学者们各抒己见，但是，通过以上综述，不难发现，在过去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在这些方面进行更生层次的讨论和
研究。
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或者委派参加一大，进而否定包惠僧一大代表资格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如果是陈独秀委派包惠僧参加一大，那么至少说明陈独认为包惠僧对党的认识、对广州共产党的情况以及包惠僧的能力是符合一大代表要求的，是有能力履行一大代表职责的。
再次，即便是否定包惠僧是广州代表，就史料记载情况看，包惠僧早年便参与武汉共产党小组的党务活动，相当熟悉党务工作。另外，包惠僧从上海到广州后即积极组织、参与广州共产党的多项活动，对广州的共产党的认识达到了一名代表的要求，是能够代表广州共产党组织参加一大并发挥作用的。
注释：
[1]吴兴农.对包惠僧“一大”代表问题的再认识[J].史学月刊，19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