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被誉为中国近代新材料第五大发现的黑水城文献在时间构成上以西夏及元代文献为主体，与黑水城西夏文献不同，黑水城元代文献主要以世俗文书为主，其中既有契约文书、公文文书，又有宗教文献、医书、历书等，文书所记弥补了元代传世史料或缺载或语焉不详的遗憾，从而为我们重新构建蒙元社会，进一步探讨元代的行政建制与职官设置、元代财政体系与赋税制度、社会生活与司法、军事及宗教文化生活等都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关键词：元代；黑水城文献；社会；西夏；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G256.1；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1-0091-11
Abstract： Among the archives of the fifth great discover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early modern China， most of the documents found in Khara-Khoto are about the Western Xia and Yuan dynasties. Differing from the Tangut documents， the Yuan dynasty archives are mainly secular documents， including contracts， official documents， religious texts， medical books， and calendars. These documents fill a void in our extant historical records and provide first-hand material for reconstructing our impression of the Yuan dynasty society while further discussing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ial， financial and tax systems， as well as jurisdiction and the social， military religious，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Yuan dynasty.
Keywords： Yuan dynasty； Khara-Khoto documents； society； Western Xia；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ience
一 概 说
黑水城为西夏黑水镇燕军司所在，元时改称亦集乃路。黑水城不仅是西夏、蒙元时期的军事重镇，更堪为是时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不爱宝，大批文献、文物相继出土。从时间构成上来看，黑水城文献以西夏及元代文献为主体。其中西夏文献以宗教文献，尤其是佛教文献为大宗，而黑水城元代文献则以世俗文书为主。换言之，黑水城西夏文献对于西夏宗教研究价值非凡，而黑水城元代文献则为我们构建蒙元时代，尤其是元代西北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黑水城所出土的元代文献现藏于俄罗斯，英国，法国及中国的博物馆、图书馆与研究机构中，大多于近年得到刊布，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俄藏黑水城文献》22册、《英藏黑水城文献》5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文献》4册、《中国藏西夏文献》20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1册、《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10册。国内外各大收藏单位所保存的西夏文献大多都已刊布，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见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元代文献主要集中于该书汉文文书部分的第4―6册中。据《俄藏黑水城文献叙录》所载，确定为元代文献者共81件。内容涉及佛教作品、医书、历史著作、字书、版画、纸币及文书等，其中又以佛经和文书所占比重较大。《英藏黑水城文献》所收的230多件汉文文献中有一部分为元代公私文书，其中粮草账册6件，汉文户籍册1件，官府公文18件，其他文书属于元朝的有10余件。1953年法国学者马伯乐将斯坦因所获部分汉文文书编辑出版[1]，该书《西夏和蒙古时期的黑城文书》部分收录了有明确元代年号纪年的文书9件。后，郭锋在对马伯乐未刊布部分予以介绍及释录时，又确定26件元代文书残片[2-3]。而沙知、吴芳思则将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or.8212系列的除佛教经典部分外的所有汉文文书写本或印本的图版集为一处，并于图版下做了相应的录文，同时还附有馆藏文书编号与马伯乐书编号的对照表[4]。但部分录文仍待完善，如or.8212/792《元支特库文书残片》中“支特库”当为“支持库”，or.8212/792《元总民局文书残片》中“总民局”当为“惠民局”[5]。
1983―1984年，内蒙古考古研究所与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在黑水城遗址发现了约3000件文书。这些文书均为残卷，除少量属于西夏时代的佛经外，其余皆为元代至北元初期的遗物，其中汉文文书多达2200件。此外，还有蒙古文文书、回鹘文文书、藏文文书、西夏/梵文文书、阿拉伯文文书、叙利亚文文书等。文书主要为契约文书、公文文书、宗教文献、历书等，而其中又以公文文书类为最多。
黑水城元代文献主要见诸于以上三处，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零星出土。1963年，以李逸友、陆思贤等为首的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也发现了少量文书。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马雍和甘肃省博物馆的吴i骧在黑城的两个垃圾堆中清理出元代文书10余件，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1979年王勤台又在黑城获得少量文书。这两次出土文书共计24件。另外，被误编入俄藏敦煌文献的科兹洛夫所获部分黑水城文献中亦有不少元代文书。由是可见，黑水城元代文书数量颇多，内容丰富。
吾人固知，明修《元史》比较仓促，前后历时不过一年即告成，修撰存在严重先天不足，不但史料收集远非完善，且纂修剪裁失当之处不一而足，志书以抄案牍为主；列传编排草率，甚至出现一人两传之讹误；诸表记载之遗漏、错讹颇多；蒙古初兴、三次西征及四大汗国之记载尤为疏略。其谬误、疏漏之众，常为治史者所诟病，继而补遗、订误、重修不辍。先有朱右《元史拾遗》、解缙《元史证误》之修正，继而则为胡粹中《元史续编》之续补。迨至清朝，研治元史更成为了一股热潮。相继有邵远平《元史类编》、钱大昕《元史稿》、汪辉祖《元史本证》、魏源《元史新编》等，而重修之集大成者则为曾廉《元书》、屠寄《蒙兀儿史记》、柯绍搿缎略史》。但上述学者多局限于补缀与重修《元史》，不但未能摆脱传统史学思想与方法，且囿于以波斯文、拉丁文为主的域外蒙元文献资料之利用，著述不乏牵强附会，考证亦大打折扣。再者，清修《四库全书》，不少元人文集、笔记等资料皆被删减，至此湮没无闻。其统治者又出于狭隘的民族观及文字狱之大兴，对元史史料大加篡改，使其几近面目全非，因而清修元史不为学界所重。而黑水城出土的元代世俗文献不仅内容丰富，且均为第一手资料，极大地弥补了元代传世史料之不足。借由这些出土文献，再结合元史传统史料之记载，互补互证，大益于蒙元史的重构，进而为勾画蒙元社会图景提供了重要契机。 二 黑水城文献与元代行政建制
与职官设置的构建
有元一代，分省的设置可溯源至忽必烈攻伐南宋时所设立的陵州分省。转至元末，“至正兵兴，四郊多垒，中书、枢密，俱有分省、分院；而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增置之外，亦有分省、分院”[6]。相对而言，《元史》等传世史料对于中书分省的记载较多，对行中书省分省则鲜有论及，特别是关于甘肃行省等北部边疆地区是否设立过分省更无记载。幸有赖黑水城文书的出土，才为我们了解甘肃行省辖下的分省设置与职能、分省职官设置及分省与路的关系等传世史料或缺载或语焉不详的部分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黑水城文献中涉及亦集乃分省的文书主要有俄TK204V《宣光二年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亦集乃分省咨文》、TK214《亦集乃分省原出放规运官碟》以及M1.0192（F14：W6A）《粮食储运文书》。由上述三件文书可见，至正末年及北元初期，不见于史书记载的甘肃肃州分省、甘州分省、亦集乃分省业已设立。分省之职能，据TK204V及TK214所记，盖与整治百姓、筹备物资相关。而关于分省职官的设置，除了按《元史》所载，分省通常设有左承相、平章、右丞、左丞、参知政事等外，见于黑水城文书者还有断事知事、左右司官、典吏等。
有元一代，大批域外穆斯林进入中国，政府设“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师管理回回人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等事务。然而元代史书关于“回回哈的司”设置情况、具体职能记载甚少，且语焉不详，特别是各地方路府州县哈的司的设置情况记载更少。1983―1984年出土的黑水城元代文书中，有三份文书涉及“回回哈的司”，即Y1：W30、F116： W58、F116：W37。借由这三件文书可见，元“回回哈的司”几经行废，但元后期各地业已恢复了其设置，哈的大师的职权照旧，哈的司多设于礼拜寺中，“回回哈的司”是唐宋“蕃坊”向明清“教坊”转化的过渡形式[7]。
另外，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元政府先后设置了十路宣抚司、劝农司、司农司、大司农等劝农机构，专掌安集百姓、招诱流亡、劝课农桑、推广农业技术诸务。黑水城作为元代西北地区重要的农业区，其地亦依例设有各种劝农机构。黑水城出土的与农业相涉的元代文书亦有不少，它们为我们研究元代劝农机构及其管理提供了较为翔实的研究资料。如《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以下简称《黑城出土文书》）F116：W140、F116：W51、F116：W46、F27：W5等文书所载元代之司农司、劝农司、监察机构、地方官吏和社等均负有劝农职责。其中，监察机构和地方官吏兼管农事是元代农业管理的一大特色[8]。而《俄藏黑水城文献》TK249、TK193和《黑城出土文书》F116：W313、F116：W351以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M1：0080等文书，对亦集乃路河渠司则均有记载。透过文书可见，亦集乃路河渠司承担了呈报粮食收成分数、催征税粮和拘收蒙古子女等本应由州县负责的行政事务，其职能相当宽泛，这与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亦集乃地区缺乏水源、行政建置不全及河渠司掌管水利与基层村社联系密切有很大关系[9]。
黑水城出土编号为F61：W4的汉文文书为一件职官品级表，其中的一些记载，可以作为印证和补充《元史》的重要资料。如宣徽同、宣政同、詹同在《元史》中并未见有记载，它们当分别为宣徽同知、宣政同知、詹事同知或同知詹事的简称。从名称上看，宣徽同、宣政同当与从一品内官中的宣徽使、宣政使有关。据《元史・百官志》载，徽政院于泰定元年（1324）改为詹事院，后又改为储政院，但并没明确说之后徽政使是否还存在。而《元史・宁宗本纪》、《元史・伯颜传》则透露徽政使并没有因为徽政院的改置而消亡。黑水城F61：W4文书关于徽政使的记载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也明确了徽政使的品级为从一品。此外，文书还将司农卿列入正二品内官，不仅印证了司农卿在皇庆二年（1313）后仍然存在，且还进一步明确了它的品级。行枢密院的设置，正史只记部分属官的名称，没有具体的品级，而文书则补充了行枢密院长官知院的品级为从一品以及另一属官――行院詹事的设置与品级。国史学士、瑞典使不见于《元史》记载的职官则当分别属于翰林兼国史院及典瑞使[10]。此外，达鲁花赤即为蒙古职官之一，位居路总管之上，然而诸如《元史》、《新元史》等传统史料却未见关于亦集乃路达鲁花赤的记载，幸黑水城出土文书中有不少显现。见于《黑城出土文书》的亦集乃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有七位，他们多载于涉及俸禄与放支钱粮的文书中，可印证达鲁花赤位高而职简[11]。
就元代官员的选拔而言，借由黑水城F116：W2、F64：W2、F9：W30、F9：W101、F24：W101、F114：W3等文书，可见，对调动官员进行考核是当时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荐举、选充官员是元代一条重要的官吏选拔途径。荐举、选充的人员要具备相应的条件要求才可充任[12]。而《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M1・0756[F64：W2]、M1・0425[F2：W201]、M1・0750[F116：W2]、M1・1134[F77：W1]文书则包含了关于元代官员解由方面的珍贵史料，对研究元代官员解由体式、人事、选官制度与过程等有着重要意义[13]。是见，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官员人事变化情况为我们了解元代职官制度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
三 黑水城文献与元代军事研究的构建
蒙元时期，西北地区虽为重地，但是由于其地僻远，政治、军事势力盘根错节，因此《元史》等传统史料对活跃于此的宗王贵戚之记载或疏落残缺，或语焉不详，其蒙古豳王家族即为其一。这一家族虽世驻西陲，始终戍守在元廷西北边防的第一线，但是《元史》、《史集》等传世史料对其却鲜有记载。因此长期以来，囿于资料，学界对豳王家族之活动少有论及，而黑水城出土的《大德四年军粮文卷》、F116：W516文书、TK204及TK248文书则有望弥补之[14]。另外，见于黑水城文书记载的西北诸王还有数人，其中安定王乃察合台后裔，明初河西地区所立安定卫应即元代安定王分地[15]。见于文书的“朵立只罕翼军人”则是安定王在亦集乃路总管府的驻军，其给养由总管府负责提供[16]。频繁活跃于亦集乃路的宁肃王为元代河西出伯系诸王，其封地即亦集乃路。其于封地内除享有分例、统领各翼军马权利外，在寺院官员任命上也有一定的权利[17]。吾人固知，北元初期的史料相对缺乏，仅有《明实录》、《高丽史》等少数典籍有零星记载，而黑水城北元时期文书的出土则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TK204V、TK214文书即涉及北元与明军的战斗，北元与明朝的战略部署等问题，它们对研究元明之际的军事形势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另外，黑水城还出土了数十件诸王妃子分例文书，文书数量较多，时间相对集中，且保存较为完整，主要涉及桑哥失里大王、卜鲁罕妃子及纳冬妃子三人，同时还载有亦集乃路各政府机构，如总管府、钱粮房、支持库、广积仓等，对我们研究驻守西北的宗王贵戚、诸王妃子之分例制度，乃至亦集乃路政府机构、元代公文制度等方面皆不无裨益。其中，《桑哥失里大王分例羊酒文书》与《卜鲁罕妃子分例米面文书》可分为提出支取分例的申请文书、钱粮房拟定并审核分例数额的文书、总管府批准放支分例的公文三大类[18]。卜鲁罕妃子在位的时间大致是延v三年（1316）到至正四年（1344）[19]。诸王妃子分例周期以季度为单位，除羊酒、米面外，还发放盐引等其他物品。然而，由于亦集乃路地僻偏远，所产有限，加之，诸王妃子较多，对于物资运输、管理带来了极大困难，故而其分例常折钞发放[20]。
蒙元时期，西北地区不仅有诸王贵戚分封、出镇于此，还有元王朝的驻军及地方军队，驻守于此的军队可谓众多。而亦集乃路则为诸王大军的集结地与物资供给中心，因此黑水城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军政文书。英藏黑水城出土的元代军政文书全部是汉文文书，其中有4件颇具代表性，即《黑水城屯戍支用官粮册》、《亦集乃路广积仓具申季报粮斛并放支军人季粮事呈文》、《岭北行省打造军器用粮事呈文》以及《甘肃行省起遣逃军文告》，前3件文书均记载了军队粮食供应和保存情况，第4件则记载了甘肃行省军队中士兵反抗逃跑的情况[21]。这些文献为我们研究元代黑水城驻军、粮食供应及士兵逃逸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另外，黑水城所出土的一批元代军粮文书中，多处涉及阔端赤。阔端赤为元代基层军队中负责管理马政的人员，其军粮及其他开支均由地方供应，阔端赤在军中的地位与正军相似[22]。
驿路交通自古以来即是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通达边情，布宣号令”的重要设施，元代全国性的驿站交通体系渐趋形成，诚如元人所言：“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邮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23]。”然而元末，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站户消乏及逃亡现象愈发严重，站赤制度趋于废弛，元政府陆续采取了诸多整治措施。亦集乃路作为“专备军情急务”的纳怜驿道的中心枢纽，地位甚重，若不予以整治，必将延误军情传达、政令施行。而黑水城保留下来的元代站赤文书则成为我们了解元代站赤设置、管理及窥见元代时政的第一手资料。关于元代纳怜道站赤的设置，黑水城元代文书亦有不少反映。纳怜道于亦集乃路共设8站，依次为在城站、盐池站、普竹站、狼心站、即的站、马兀木楠子站、山口站、落卜w站[24]。而黑水城出土的《至正二十四年整点站赤文卷》则为元末亦集乃路总管府为应付甘肃行中书省，先后派员去所管领各站进行整点而陆续形成的一卷文书[25]。其中的F116：W578和F116：W570两件文书记载了亦集乃路所辖纳怜道上“落卜w站”的整点情况，是难得的珍贵史料，可补史之缺。通过释读，可知官员在落卜w站整点时采取了清点核实马匹驼只、铺陈什物数目以及登记站户姓名等措施[26]。而黑水城F116：W434文书则是一件关于元末至顺年间站户签补、管理的珍贵官方文书。这件文书不仅保存了《经世大典・站赤》中相关记载内容，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同时作为官方签补站户文书，对于研究元代，特别是元朝末期站赤管理机关的运行，消乏站户的签补，替下站户和复业站户的安置、处理等内容都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27]。另外，元末至北元，各地用驿日趋频繁混乱，造成了站赤的应役困乏。F197：W26文书即是北元至正三十年（1370）“咨索铺马圣旨”的实例。这张完整的文书，既无规定的格式，亦无官方的印戳，只凭府吏随意写在上面的文字，站赤就得应付铺马，凭驿使随便支派。北元政府多“奉继正统”，此文书虽属北元时期，但仍是元朝“给驿”情况的真实再现。另外，黑水城元代文书为研究元代驿站祗应制度亦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可以确定，元代驿站备有登记过往使臣食宿的账册是管理驿站的具体措施之一，而元政府制定的统一祗应标准则适用于全国各地，但元代后期的标准显然高于元代前期[28]。
四 黑水城文献与元代社会经济构建
（一）农、牧、水利
吾人固知，蒙古人溯起于漠北草原之地，世代逐水草而居，不事稼穑。待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蒙古铁骑征战四方，入主中原后，他们开始逐步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视其为立国之本、衣食所出。而屯田垦荒、开河凿渠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举措，亦得到了历代蒙古统治者的充分利用。
元朝统一全国后，农业开发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开展屯田。元代屯田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然而关于亦集乃路的屯田，史籍记载却十分有限。幸由黑水城出土文书可见，亦集乃路的屯田类型基本上囊括了元代的全部类型①，屯田户大体由西夏遗民、僧人、元代移民三类构成，其民族成分则以党项人、蒙古人、回回人和汉人为主②。为了管理屯田生产，亦集乃路还设置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机构，见于黑水城文书者即有屯田军百户所、两屯百户所、屯田千户所③。亦集乃路的屯田效果虽颇为显著，但同时也伴有负面影响，即造成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另外，根据F116：W115号文书可见，元政府曾于亦集乃路推行区田法和桑粮间作，但由于其地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等方面的特殊性，较为先进的区田法与桑粮间作在这一地区并未获得有效的施行。
蒙元时期，亦集乃路为其主要牧场之一。黑水城出土文书中亦有一部分关于亦集乃路饲养牲畜的记载④，这为我们探讨该路的畜牧业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据黑水城出土文书可知，亦集乃路的畜牧业主要为民牧和官牧两种形式，而在官牧中业已出现了专门从事放牧工作的人员，由此可见亦集乃路的畜牧业还是较为发达的⑤。
吾人固知，元代亦集乃路是甘肃行省的北部重镇，军民所依赖的农业生产全靠黑河水灌溉。从出土文献看，元代亦集乃路的灌溉渠道主要有：本渠、本渠下支水、合即渠、合即小渠、额迷渠、吾即渠、沙立渠、耳卜渠、玉朴渠、墙痕支渠、小渠、泉水渠等[29]。由于人口、耕地、气候、民户负担等多种因素，当地水利灌溉虽管理严格，但仍时有纠纷，而对于纠纷的解决亦集乃路也有比较规范的处理办法{1}。 （二）财政、赋税与货币
元代对于财政的管理统称为提调钱粮。亦集乃路作为甘肃行省之下路，其财政收支自然受行省的管理与监督。黑水城出土的提调钱粮文书多涉及收纳税粮，存储、调运和放支仓粮，放支钱钞等。这些文书为我们探讨元代财政体系、财政管理等价值非凡。如透过《黑城出土文书》F116：W21文书所反映的元代钱粮的调拨与发放过程，我们不仅能够窥见甘肃行省丰备库在元代财政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可以进一步探讨元代财政体系、赋税制度等重要课题。而F116：W555“至正十一年考较钱粮文卷”所反映的元末中央政府考核地方钱粮的具体程序和要求等内容，是研究有关元代政治、经济等相关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关于元代税粮的征收程序，《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收录了两件元代“白帖”文书，亦堪充实证材料，表明元代税粮征收是按照一定程序进行管理的[30]。另外，黑水城文献中还收有一组元代文书，带有编号，如“天字五十四号”等。这些文书体现了元代亦集乃路地方财政管理之严格，在财政支出时，必须用编号半印勘合放支钱粮。这些既为我们复原元代亦集乃路钱粮放支的整个过程提供了可能，又印证了元代地方公文承转过程。尤有进者，《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还收录了一件亦集乃路广积仓的申验粮文书，即《申亦集乃路总管府验粮文》[31]。
关于元代赋税制度，仅见于《元史》、《元典章》、《通制条格》等传统史料，内容简短，且多为国家政令，对各地具体的实施情况则少有涉及，很难反映出赋税制度的复杂性，特别是对亦集乃路的记载基本为一片空白。幸黑水城文献中有一些涉及元代赋税的文书，虽多为残件，却保存了赋税征收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亦集乃路的赋税及农业具有极高价值。《黑城出土文书》所收录的地税、抽分羊马、酒醋课和商税等方面的文献表明亦集乃路的税务管理内容主要是地税、抽分羊马及商税，酒醋课则由甘肃行省派专人负责。亦集乃路管理税务的机关为税使司，并非径直将所有课程全部起解甘肃行省，而是先将有关课程呈解本路总管府，听候其处理，待其处理完毕，再向行省起解[32]。另外，其对地税和抽分羊马的管理主要依据“勘合”进行征收，并发放收税凭据[33]。亦集乃路不征丁税，以土地亩数作为征收税粮的依据，严格执行元朝政府制定的“亩税三升”的标准，把大麦、小麦作为主要的税粮来源，二者之比为1：2，收税时间在10月至12月之间，广积仓作为府仓负责税粮的收购以及税票的发放，亦集乃路总管府负责催缴[34]。亦集乃路之所以不征收丁税，而以土地作为税粮的标准，究其原因有三：一是税粮账册的书写格式往往是以每一户为单位详细记录税粮的数量。二是甘肃行省下辖的中兴路、西宁州、兀剌海三处实行验地收税。同为甘肃行省下的亦集乃路的征税标准当和以上三处相同，纳地税而非丁税。三是元朝税粮制度规定：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亦集乃路地广人稀，地税的收入当然会比丁税多[35]。
20世纪初，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发现元代纸币，这是元钞实物的第一次面世。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在黑水城和居延地区发掘出土了一批元代纸币和两万多枚汉简。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在黑水城又发现了一些元钞。在黑水城所出土的多种元钞中，有一张国内仅存的至元通行宝钞壹贯，堪称我国文物宝库中的新品种。迄今为止，黑水城地区所出土的元代货币，以纸钞为主的集中发掘共计三次，铜铸币种类仅见八思巴文“大元通宝”与“至大元宝”数枚。纸钞的相继出土既为元代经济繁荣提供了实证，又展现出了元代纸币发行的梗概。黑水城所出土的元代有价券，如盐引、盐券、代用钞、契本等，一般由国家专门管理机构印行发卖，这种凭券即可用以领取生活用品，又可代钞币行用，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了部分货币职能。《黑城出土文书》“票据类”中收集的三件印有“都提举万亿宝源库”的票券，形式类似于同期出土的盐券，看似一张收据，却分别为三朝皇帝时期所印造，式样也不尽相同。票券性质为钞本，而其上的印章可推测为“户部宝钞之印”。钞本的印造发行反映了元代中晚期财政收支的严重失衡，而钞本挪用是造成元代纸币制度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三件钞本及其所揭示的内容对于了解元代中晚期财政形势，对于认识元代末年政治格局的演变堪称新资料[36]。有元一代，黑水城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转站，因而元代纸币、盐钞、盐引、代钞卷等在此均有出土。由是可见，元代纸币不仅行用于国内，更借助丝绸之路远至国外。在某种程度上，元钞业已成为是时国际商业往来中的一种通用货币。
五 黑水城文献与元代社会生活
与司法构建
（一）元代户籍制、赈济鳏寡孤独废疾的制度研究
户籍制度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实施统治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登籍注户，封建王朝可以对国家人口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进而征收赋税，摊派差役，维护和巩固其封建统治。然而由于历史、自然及人为等因素的影响，元代的户籍我们已无从查看。幸黑水城文献中保留有许多与元代户籍相关的内容，这些文书残卷即已成为我们研究元代户籍制度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吾人固知，蒙元王朝在行政制度上多效仿金代，在户籍制度上亦是如此。金代的户籍登记由地方基层组织乡、都的首领里正和主首具体负责。元代虽然仍沿袭了乡、都这些地方基层组织，但随着社会基层组织的又一新形式――社的普遍化及其职权的扩大化，原为里正、主首掌管的户籍登记事务也由社长取而代之。
从现存的黑水城户籍类文书来看，基层组织的首领在本辖区内进行户籍集录时，一般先由各户自行填写“手状”，继而由基层首领汇总核实，再上报官府，而地方官府收到手状后即可参考原有户籍，编定出新的户籍册子。从出土文书可见，元代在进行登籍注户时，先抄以之前的登记内容，继之再抄录现今之状况，其登记内容主要为人口、事产、孳畜等{1}。
元人沿用了金代作为军事组织基本单位的以人为主组成的牌子，但其性质却不完全相同，牌子业已具备了户籍管理的职能并出现了以户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牌子户，《黑城出土文书》所载牌子户即为其例证{2}。另外，“渠牌制”为亦集乃路的社会基层组织，黑水城文献关于渠社的记载鲜明地体现出亦集乃路并不以自然村落为单位，而是以渠道长短为单位建立渠社制度的这一特殊之处。同时，黑水城文书关于渠社的记载也体现了有元一代农村设立村社的广泛性及村社制度在甘肃行省的施行历史{3}。 大元王朝曾效仿宋制建立养济院制度。《俄藏敦煌文献》中的Дх.19072r《元至正三年亦集乃路巡检司为收养郭张驴等孤老状本路总管府及指挥使判》为黑水城文书，是目前所见的唯一一件有关元代养济院的出土官文书，它对研究元代收养鳏寡孤废疾制度、机构，及其实行操作过程、标准等具体情况都具有重要价值。该文书证实了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曾有效地实行，并一直实行到元末。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即养济院收养制度，受宋代的养济院和福田院等社会救助制度影响，并与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元朝还建立了与养济相关的法律，以确保鳏寡孤独老弱残疾者得到收养[37]。
（二）契约司法
黑水城所出土的元代汉文契约文书涉及婚姻、借贷、雇佣、买卖等诸多方面，为元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亦集乃路的契约文书属于民间私人文书，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黑城出土文书》中有26件元代亦集乃路民间私人契约文书，其中13件借贷契约，内含借粮契约9件、借钱契约4件。契约格式完备、手续完整、内涵丰富。结合契约内容分析，可见元代借贷契约具备以下特点：契约的行文格式完备、手续齐全；借贷人多数是农户，债权人多为官吏；借贷缘由主要是为了生活及生产所需，以实物为主；借贷利率与中原地区相近；借贷货币为中统宝钞[38]。
婚书是元朝政府明令规定必须订立才予以承认婚姻合法的文契。亦集乃路出土的《失林婚书案文卷》是保存较为完整、保存文字最多的一份文书档案。它是一件以婚书为中心的婚姻案件，真实地反映了婚书在元代婚姻中的重要性以及婚书对夫妻双方的约束力[39]。另外，黑水城还出土了一件合同婚书，其格式与《事林广记》所载婚书格式不同，实质上是巴都麻的卖身文契。巴都麻的合同婚书的书写样式符合元代法令的明文规定，但聘财的数量则是根据蒙古人的习俗与当地实际情况而定，不受大德八年（1304）中书省所颁布的民间婚嫁聘财数额的限制[40]。另外，编号为F13：W130的是一件涉及婚姻的文书，保存较为完整，人物关系也清楚，在民间文书中最为珍贵。文书既有婚书的性质，又有买卖的合同性质。从中可见，元代妇女再嫁之俗是受社会宽容的。改嫁时，改嫁归属权在夫家[41]。
黑水城出土的元代契约文书，还有粮食借贷契约、雇佣契约、卖马契约。对比西夏时期的谷物借贷契约，可见元代文书比西夏文书更加详细，并接近公文文书的规范；西夏文书强调典押物在是否偿还中的作用，而元代文书则更加强调保人的连带责任[42]。亦集乃路的粮食借贷通行利率为月利10%，而借钱契约均未写明利息。亦集乃路的两件雇佣契约格式类似“雇小厮契式”，但署契人称谓略有不同，写明了每月的工钱而未写明雇佣年限；两件卖马契约和民间通行的卖马契式格式基本相同，契约所反映的成交程序符合法令规定，当有官牙人参与[40]124-125。
黑水城出土的非汉文文献，涉及元代契约文书者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科兹洛夫在黑水城所获文书中有17件蒙文文献，F W Cleaves对其中一件蒙文借贷契约进行深入研究[43]。其后，G Kara又对其中的16件文书及克洛特可夫收集品中的一件西域文书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包括每件文书的文物特征、原文转写、译文及评注，并附图版，其中大部分文书为首次刊布[44]。其中G106、G109号文书为借贷契约，G120（克洛特可夫收集品）正面为蒙文文书，涉及一件土地争讼。其二是1983―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与阿拉善盟联合进行考古发掘所获非汉文文书（西夏文文书除外），2008年公开出版了吉田顺一和齐木德道尔基合撰的《ハラホト出土乇ソゴル文书の研究》。该书第一部分为86件蒙古文文书释读，其中含有15件蒙古文契约文书。第二至六部分分别为回鹘文16件、藏文5件、西夏文及梵文1件、阿拉伯文16件、叙利亚文11件文书的释读，但只有日文释读，文书类型不详。
黑水城文书中保存了元代词讼文书共300余件，主要涉及驱口案、婚姻案、斗杀案、盗贼案、财物案、土地案等，可谓是元代亦集乃路较为完整的司法档案。这些文书既填补了元代地方基层组织司法档案缺失的空白，又有力地补充了元代法制史料，为我们研究元代亦集乃路地区的诉讼审判制度、法制与社会状况等诸方面皆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另外，《黑城出土文书》中收录了《大元通制》残页两张、《至正条格》残片八张、《洗怨录》残页三行。其中《大元通制》与《至正条格》残页使我们首次得见佚亡已久的元代正式法典《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的真实面貌，因而这些残页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45]。黑水城出土汉文文书《麦足朵立只答站户案文卷》、F116：W98告栏状文书对研究元代民事纠纷的调解机制及元代“驱口”的定义与内涵价值非常重要。而马伯乐书中编号为No.481的“亦集乃路河渠司文书”、《亦集乃路河渠司上总管府具保结呈》及《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Дх.14030则对研究元代法律文书实际形式、案件判决十分有益。
六 黑水城文献与元代宗教、
文化研究的构建
相对于黑水城元代文献中的军政文书、社会经济文书而言，宗教文化类文书的数量虽较少，但这对于我们窥见及构建元代西北地区，特别是亦集乃路的宗教文化图景，仍十分有益。
为了推行汉化，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本民族的教育事业。《黑城出土文书》中的教育类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的文学类文献皆为我们探讨亦集乃路的蒙古字学提供了可资研究的史料，如《千家诗》、《千字文》抄本残页以及《习字》文书等。据考，元政府曾于亦集乃路设置蒙古字学，招收官员与民间子弟等入教，在休战屯垦间由蒙古字学教授对士兵进行教育，而国家财政支出及学田收入则为蒙古字学主要的经费来源。
儒学作为维护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理论，为历来各朝各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和推崇。元代，亦集乃路虽地处西陲，文化相对落后，但儒学在此也得以扎根落户。《黑城出土文书》为我们研究亦集乃路的儒学教育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正如F39：W1文书所见，儒学与文庙建在一起，由儒学教授负责管理和祭祀。亦集乃路儒学既受甘肃儒学提举司管辖又受亦集乃路总管府的管辖。儒学教授是选拔而来的博学多才的儒生，并经过朝廷任命，总管府勘验后上任。儒学的生员来源为儒户和良家子弟。亦集乃路儒学经费的来源主要有政府的财政支出、学田、学课钱三个方面，其经费支出主要有学官的禄米、贫士口粮、生员生活费。从学生抄本和印本来看，儒学教学的内容应是符合元政府规定的[46]。另外，从黑水城出土的儒学文献来看，多为习字，书籍种类并不多，以抄本为主，少有印本，其中主要者有《孝经》、《尚书》、《孟子》、《新编待问》、《碎金》、《通鉴节要》、《文献通考》、《通鉴纲目》、《薛仁贵征辽事迹》、《稽古录》等残页出土，这些文献大致反映了黑水城地区儒学教育的基本情况，为研究其地儒学教育的发展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47]。 蒙元时期，无论是本土宗教抑或是外来宗教，皆获得了更为宽松和自由的发展空间。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使得佛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得以蓬勃发展，黑水城出土文献对此便有鲜明的记载。
有元一代，藏传佛教盛行，被蒙古统治者尊为皇室宗教和“国教”，成为“全族信仰”，上至帝王贵胄，下至黎民百姓，所有蒙古族成员差不多皆是虔诚的佛教徒。黑水城出土文献中相当丰富的西夏、回鹘、蒙古佛教文献，对宋元时期西北佛教史的研究弥足珍贵[48-49]。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多部不见于现存各种汉文《大藏经》中的重要佛经以及西夏和元朝时期翻译、流通的藏传密教仪轨手写本，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50]。
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大开，往来其间的旅行者除了政府官员和军人之外，还有商贾，而这些商贾中回回人占多数，回回人所信仰的伊斯兰教遂沿草原丝绸之路传播开来。亦集乃路作为通往漠北、西域的交通要塞，往来、聚居于此的回回人不在少数，伊斯兰教也随即兴起。黑水城出土的《失林婚书案文卷》、Y1：W30、F80：W9、F245：W16、Y1：W4等文书对活跃于亦集乃路的穆斯林均有记载，他们出现在农业人口和军人钱粮名单内，可见是时有农民和军人身份的穆斯林。
除了佛教、伊斯兰教外，景教也得以在亦集乃路迅速发展。黑水城所出土的回鹘文、古突厥文、叙利亚文文书中即有不少景教文献，为我们研究亦集乃路的景教信仰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中可见，亦集乃路的景教文化作为一种回鹘移民文化，是叙利亚基督教文明以东西交融形式在元代中国的延续，具有很强的原生地地缘色彩。但移民黑水城的回鹘景教徒并没有丧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而是在吸收叙利亚景教的基础上开始了景教的回鹘化过程，推动和丰富了景教文化。元代黑水城景教信仰的繁荣也见证了当时外来宗教在丝绸之路上的广泛传播和中央政府对外开放的国策[51]。
20世纪中叶，随着黑水城文书的问世，为研究元代亦集乃路及元代基层祭祀活动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原始材料。黑水城出土的祭祀类文书内容涉及祭祀对象、祭祀时间、祭礼仪式等，从中不难发现，元代亦集乃路祭祀既受传统祭祀文化影响，又带有本民族特色。但随着祭祀费用的短缺，祭祀功能被弱化，依靠武力建设的元王朝的基层政权存在着不稳定性，基层价值规范的断层加速了基层社会的瓦解和政权灭亡[52]。另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所刊布的三件元代礼仪文书，内容涉及元代郡县祭祀与礼仪，其中F2：W31对研究者认知元代郡县祭祀制度有一定的帮助；F1：W43是比较罕见的祭祀三皇的仪式礼单；而F62：W11则为我们了解元代郡县拜贺天圣节提供了实证，其史料价值不容小觑。
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书中有五件残历，它们皆是元大德和至正时期授时历书残页。现有不少明清历书传世，近年也发现了一些唐五代宋历本，但在此以前元历却一本无存。由黑水城残历可见，授时历创立了历书的新格式，这种格式一直为明清逆循，内容则与清时宪书有两个差[53]。另外，黑水城出土的载有“宣光元年闰三月二十一日”等字的文书（T9：W1）对于确定存有争议的元代宣光年号之所指具有重要价值，可证该年即为1371年。同时，文书的出土也反映了北元仍继续使用《授时历》及与明王朝所用历法相同的史实。另外，黑城出土的汉文文书基本上多采用年号纪年，但也有部分使用属相纪年。带有属相纪年的文书主要是诸王分例类，以桑哥失里大王和卜鲁罕妃子的分例文书为主，时间多集中在蛇年、龙年。另外，元代属相纪年亦流行于少数民族中，而在官府的正式公文中依然沿用历代的年号纪年[54]。
此外，《黑城出土文书》及《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还收载有几件医药残文、《俄藏黑水城文献》第5册中保留着手写的《大圣乐》等九调十首词，这些文献资料为研究元代医药、元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七 小 结
综上所述，黑水城元代文献的相继出土，为我们构建蒙元社会，尤其是元代西北社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下，更为鲜明的元代西北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图景已跃然纸上。蒙元史研究、西北历史研究正向着更深层次迈进。然而，我们在欣喜于已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同时，更不应忽视当前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其一，吾人固知，黑水城文献以西夏、元代文献居多，其中元代文献主要集中于《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而甘肃、内蒙古、北京等地的博物馆与研究所亦有散见。为了便于研究，将其整理集册，实属必需；其二，当前我们对于黑水城元代文献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汉文文献，而对于其他诸如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藏文、梵文、叙利亚文等少数民族文献则鲜有涉及；其三，我们对于黑水城元代文献的利用，着重于西北社会之经济研究，而对于政治、军事，尤其宗教文化的研究则稍显用力不足。因此，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加强对少数民族文献的利用，进一步扩展元代西北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研究，堪为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Henri Maspero.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M]，London：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1953.
[2]郭锋.英国图书馆藏未经马斯伯乐刊布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J].敦煌学辑刊，1990（2）： 112-126.
[3]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125-161.
[4]沙知，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5]沙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勘误[G]//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71-382. [6]宋濂.百官志八[M]//元史：卷92.北京：中华书局，1976： 2327.
[7]邱树森.从黑城出土文书看元“回回哈的司”[J].南京大学学报，2001（3）：152-160.
[8]吴超.元代劝农机构初探：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J].西夏研究，2011（3）：64.
[9]朱建路.从黑城出土文书看元代亦集乃路河渠司[G]//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5-91.
[10]郑彦卿.黑水城所出一件元代职官文书考释[J].宁夏社会科学，2007（5）：97-99.
[11]吴超.《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亦集乃路达鲁花赤[J].阴山学刊，2011（2）：27.
[12]吴超.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人事变化初探[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1（3）：37-41，56.
[13]刘广瑞.黑水城所出元代解由文书初探[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1）：60-64.
[14]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西北边防[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2）：21-37.
[15]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5）：110.
[16]陈瑞青.黑水城元代文献中的“安定王”及其部队[J].南京师大学报，2012（5）：115.
[17]张笑峰.黑水城文书中的宁肃王[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7）：97.
[18]潘洁.陈朝晖.元代亦集乃路大王妃子分例文书复原[J].宁夏社会科学，2007（1）：107
[19]陈瑞青.黑水城所出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钱粮房《照验状》考释[G]//杜建录，主编.西夏学： 第4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96.
[20]薄嘉.黑水城出土元代诸王妃子分例文书整理与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3.
[21]许生根.英藏黑水城出土四件元代军政文书初探[J].宁夏社会科学，2008（2）：97-100.
[22]张重艳.黑水城所出元代军粮文书杂识[J].兰州学刊，2009（12）：8.
[23]宋濂.地理志[M]//元史：卷63.北京：中华书局，1976：1563.
[24]李逸友.黑城文书所见的元代纳怜道站赤[J].文物，1987（7）：37.
[25]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35.
[26]王亚莉.黑城文书所见元代两份整点站赤文书考释[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1）：27-32.
[27]杜立晖.黑水城F116：W434元末签补站户文书试释[J].宁夏社会科学，2010（4）：117.
[28]叶新民.元代驿站的祗应制度[G]//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9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89.
[29]吴宏歧.《黑城出土文书》中所见元代亦集乃路的灌溉渠道及其相关问题[G]//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30-135.
[30]刘广瑞.黑水城所出元代“白帖”文书初释[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2（2）：293-295.
[31]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5.
[32]杜立晖.黑水城文献所见元代税使司的几个问题[G]//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10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229-236.
[33]吴超.亦集乃路税务管理初探[J].阴山学刊，2008（5）：62.
[34]潘洁.黑水城出土元代赋税文书研究[G]//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4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123.
[35]潘洁，陈朝辉.元代亦集乃路税粮初探[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2）：46.
[36]张玉珍.从黑城出土文书看元代货币制度[D].石家庄：河北大学，2006.
[37]金滢坤.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2）：67-70.
[38]杨选第.元代亦集乃路的民间借贷契约[J].内蒙古师大学报，1996（3）：98-103.
[39]侯爱梅.《失林婚书案文卷》初探[J].宁夏社会科学，2007（2）：106.
[40]叶新民.亦集乃路元代契约文书研究[G]//中国蒙古史学会.蒙古史研究：第5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117.
[41]刘永刚.对黑水城出土的一件婚姻文书的考释[J].宁夏社会科学，2008（4）： 105-107.
[42]许伟伟.黑城夏元时期契约文书的若干问题――以谷物借贷文书为中心[J].宁夏社会学，2009（3）：96.
[43]Cleaves F W， An Early Mongolian Loan Contract from Qara Qoto[J].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55， XVIII（1/2）：1-49.
[44]Kara G， Mediaeval Mongol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Eastern Turkestan in the St.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J].Manuscripta Orientalia， 2003，9（2）： 3-40.
[45]方龄贵.读《黑城出土文书》[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6）：77-81.
[46]吴超.亦集乃路的儒学管理初探[J].阴山学刊，2009（3）：54.
[47]刘波.黑水城汉文刻本文献定名商补[J].文献，2013（2）：69-76.
[48]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49]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周边关系研究[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
[50]沈卫荣.重构十一至十四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J].历史研究，2006（5）：23-34.
[51]陈玮.13―14世纪黑水城的景教信仰[J].寻根，2011（1）：69.
[52]孔德翊，屈耀琦.元代亦集乃路祭祀初探[J].西夏研究，2011（1）：91.
[53]张培瑜，卢央.黑城出土残历的年代和有关问题[J].南京大学学报，1994（2）：170-174，164.
[54]潘洁.黑城分例文书中的属相纪年[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4）：5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