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精英有关政治的知识呈“碎片化”
当前知识界有种现象，那就是但凡有专业的人都试图将自己的学科知识作为议论和评判政治的标准。但问题是，很多人关于政治、尤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判断都是一错再错，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关于政治的知识实在太少。正因如此，笔者认为知识精英们在谈论政治时应该保持审慎和低调。
政治其实是关于国家变迁的学问，即使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人类依然不能有效地回答国家兴衰的奥秘。我们关于国家的有限知识是，政治是“国家”的代称，国家权力涉及方方面面，其中包括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社会权力和作为上述权力关系总和的政治权力，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因素都是政治的基础或者说重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倒是古人一开始就把握了政治的本质：政治是共同体的善业，即关于国家的整体性事业。这也就是政治学一直被称为“国家学”的原因，政治学也是最古老的学说，有人类共同体就有如何治理的问题。
然而，近代以来，作为“国家学”的政治学开始分化，首先分解出经济学，继而又诞生了社会学。仅这三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还不够，三大学科又被肢解成各种零散的分支学科，彼此门槛很高，壁垒森严，结果学者变成了井底之蛙，各学科的人对于作为“国家善业”的政治的知识都是碎片化的，基于此，关于“国家”命运的判断自然是不可靠的。历史学如何呢？要说历史是关于一个国家变迁历史的研究，似乎更能整体性地把握国家命运。但是，历史学离不开观念学的历史观，即国家历史的记载都是经过观念过滤的，企图发掘历史“真相”只不过是另一种观念化努力而已。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但是，历史本身并不是“答案”，历史学也不能提供“答案”，否则各个国家也就没那么多麻烦了。
“拿来主义”更使中国社会科学先天不足
除了学科视野的狭隘性让人们习惯于盲人摸象，更严重的是，近代之后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出现了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二元对立世界观，比如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民主与专制、集权与分权，等等。二分法根本性掩盖了政治的复杂性，哪个国家的政治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作用？哪个国家的现代性政治离得开传统？哪个国家的民主不需要集权？在国家治理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和民生是政治的根基，不懂经济不懂民生，事实上也就失去了谈论政治的资格。在二分法的政治观那里，政治学所谈论的种种制度和观念都不过是政治的表层现象。
无论是世界观问题还是学科专业化问题，都有违政治的本来面目：政治乃治国之道。作为治国的学问，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民生，这是政治的根基。自由、工作机会和社会保障都是政治，但根本的政治还是民生性的工作机会与社会保障，没有民生的自由毫无意义。美国人深谙此道，一方面对外大谈自由与民主，但两百年来面对不断的国内危机，其应对之道总是经济的和民生的，少有政治制度上的革新。相反，苏联试图从政治制度层面解决自己的危机，结果一劳永逸地葬送了自己。
深受二分法认识论支配的社会科学在西方本来就已经走上了歧路，在中国更是先天不足。社会科学在中国也就是一百年的事，发展的主旋律就是“拿来主义”，结果中国社会科学却“没有中国”。这决定了整个社会科学界的水平不高，很多学者必然要用一些不伦不类的概念来解释中国，中国变成了理论的试验场，结论是中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悲哀。
知识精英应认识到自身“博学的无知”
社会科学的低水平进而助长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人文主义情怀。宋朝以来，读书人开始以“王者师”自居，“以天下为己任”，以“道统”对抗“政统”。这种使命感固然可嘉，但也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傲慢，不但是对王者的傲慢，也是对百姓的鄙视。这种人文主义情怀到了近代就自然转换成自虐式激进主义，妖魔化祖宗，对“中国”失去了起码的敬畏感。即使到了80年代反思“文革”，思想的贫瘠也未能助推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发展。
由于社会科学的“去中国化”以及社会科学界整体水平不高，使得太多的碎片化或者根本不靠谱的知识在流行。比如，追求市场化就必然削弱政府的作用，把公民社会等于民主政治，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要自由要分权就反对集权，谈论民主只能说其好而不能说其问题，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经不起经验检验的似是而非的知识。以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碎片化知识来指导国家治理，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有能力的中央集权，自由和分权变成了地方豪强政治，这对草民是福还是祸？很多国家的政权是靠选举产生的，结果都是“无效的民主”，不能治理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更是非道德的，因为政府的天职就是治理。
读书人以谈论政治为天职，但是因为受狭隘的、贫瘠的甚至是虚假的政治知识的支配，很多人所谈的政治与“治国之道”背道而驰，不然“阿拉伯之春”怎么会变成“阿拉伯寒冬”，理想中的“自由民主”怎么变成了普遍的无效治理乃至国之不国？这并不是说不能谈论政治，但是必须首先认识到自己政治知识的局限性乃至“博学的无知”，必须承认自己之所见不过是管中窥豹，从而做到能审慎地谈论政治。对于富有人文主义激情的中国社会科学学者而言，敬畏“中国”、审慎的低调本身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