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该阶段的经济社会风险会不断增加，若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则有可能像拉美国家那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如西亚、北非一些国家那样陷入社会动荡。通过对相关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可知，未来我国必须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本国经济的独立性和掌控力、提升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培育中产阶层成长建立“橄榄型”社会。
关键词 重大风险；国际经验教训；启示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关键时期，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攻坚时期，也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着周期性调整，社会结构面临着巨大转型，前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的诸多矛盾尚未完全化解，新的矛盾和问题又在形成和叠加，诸多新旧矛盾和问题转化为局部或系统性风险，冲击甚至打断经济社会正常发展进程的可能性在增加。从国际上看，拉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和西亚北非局势动荡的历史教训给我们以深刻警示，日韩等东亚国家有效防范经济社会风险的成功经验则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
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时，由于未能及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逐步积累的各类经济社会风险，从而在国际环境突然变化时引起经济下滑和其他风险爆发，经济社会受到严重冲击，落入持续数十年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风险的累积与形成
1. 外债规模迅速扩大使经济对外依赖程度持续增加，国际环境变化对经济影响的风险不断上升
2. 产业结构未能适时转型以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经济下行的风险不断上升
通过各种行政干预，巴西政府将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向钢铁、化工、汽车、重型机械等工业领域集中，试图人为地跨越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直接向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阶段迈进。但是，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同时第一产业与第
二、三产业、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也出现比例失衡。此外，由于缺乏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的技术、设备和人才等方面积累储备，本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迟迟不能形成，重化工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支持，支撑经济长久发展的基础未能建立。阿根廷同样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来发展工业，希望通过“进口替代”战略来实现工业发展和经济超赶，但由于自身基础不牢固，且不重视发挥本国比较优势有效参与国际分工，造成工业化发展后劲不足，产品出口受阻，导致大批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形成严重的失业问题。总体来看，两国的产业结构未能根据本国特色和要求适时转型，使得经济持续发展缺乏有效支撑，从而积累形成越来越高的经济下行风险。
3. 城镇化进程中未能实现产城融合发展的城乡一体化，大量失业和贫困人口集聚的社会不稳定风险不断上升
巴西的城镇化进程较快，1960年的城市人口比重已达到56%，1980年超过65%（见图1）。但是，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大量破产农民进入城市后又缺乏足够的产业来解决就业问题，同时政府没有能力为所有城镇居民提供足够的基本公共服务。因此，随着大量无地或少地的穷人流入城市，在城市中形成大大小小数千个贫民窟②，并产生了犯罪、贩毒、疾病等一系列问题。阿根廷的情况比巴西更严重，1980年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3%，不但比巴西高18个百分点，比美国也要高出9个百分点，同样形成了大量的贫民窟（见图1）。总体来看，两国超前的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极不匹配，城市难以为急剧增加的市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现代化城市与贫民窟并存，城镇内部二元结构进一步拉大，大量失业和贫困人口集聚的社会不稳定风险不断上升。
4. 收入分配结构未能有实质性调整，贫富差距扩大形成的社会动荡风险上升
（二）风险的爆发及影响
二、突尼斯、埃及等西亚、北非国家发生社会动荡的教训
2011年，西亚、北非地区风云突变，经济、社会、宗教等一系列复杂难解的问题相互纠结，加之外部势力或明或暗的介入，使得多个国家陷入动荡。经过三年多的动荡，所谓的民主式新秩序并未建立，经济停滞、政治混乱、民生凋敝、教派冲突、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对每位继任者都是严峻的挑战，西亚、北非稳定局面仍未形成。
（一）风险的累积与形成
1. 经济结构单一畸形对外部依赖性强，经济下滑和国际环境变化对经济影响的风险较高
以突尼斯和埃及为代表的西亚、北非地区石油资源丰富，形成了收入来源主要以石油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经济结构单一畸形，发展严重依赖外部环境，经济存在较大安全风险。同时，由于缺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撑，两国的失业问题都很突出，失业率均超过20%，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高达70%左右。即使在就业的人群中，很多人只是在非正式的私营企业中从事低薪酬、临时性、没有社会保障的工作。当全球经济不景气、国际石油市场需求大幅减少时，这一问题将更加突出。
2. 强人政治导致政治体制僵化、贫富分化严重，利益集团和腐败问题积累形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社会风险
突尼斯和埃及都是强人长期把持政权，采用家族统治，实行世袭制、终身制，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掌权23年，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位30多年。这种僵化的政治体制导致政治参与渠道单一，缺乏民主，家族和朋党垄断利益，政府腐败问题严重。两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也很不合理，贫富分化悬殊。埃及60%的人口只占全国财富的17%，普通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极低，官方统计的贫困率高达40%，民怨沸腾，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社会风险不断上升。
3. 民族宗教问题突出，众多派别难以达成共识形成的社会风险日益上升
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西亚、北非地区的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非常突出，并且这两类问题常常纠结在一起，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突尼斯和埃及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信徒主要是逊尼派，同时存在着基督教、犹太教和其他宗教，在每个宗教中又分化出诸多教派，可谓教派林立。各教派对自己的信仰非常坚持，难以在教派之间妥协形成统一的理想信念，不同宗教矛盾突出，加之存在严重的宗教歧视乃至欺压，成为该地区的动荡冲突不断的思想根源。
（二）风险的爆发和影响
从突尼斯和埃及经济社会发展风险传导的过程看，主要形成了“国际环境突变――国内经济下滑――失业、民生、宗教等矛盾激化――社会动荡――政府倒台――经济社会秩序混乱”的路径。具体而言，“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是由失业大学生在街边摆摊遭城警粗暴对待后自焚身亡引起的。该事件激起突尼斯民众的同情心和长期以来对政府、对现状的严重不满，开始了要求总统下台的持续抗议活动，并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总统本・阿里被迫选择离开突尼斯，前往沙特避难。
从国际背景看，这场动荡是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国际石油市场需求大幅减少，西亚、北非的支柱产业大幅萎缩，伴随经济下滑进而使一系列风险爆发形成的。
日本和韩国作为亚洲赶超型国家的代表，在二战后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这个过程中，两国均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拉美和西亚、北非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风险，对于我国实现转型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产业结构及时转型升级支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防止出现经济下滑风险
（二）经济发展实现了向消费型社会的转换，在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防止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的风险
产业结构升级与需求结构调整密切相关。日本政府在20世纪
四、五十年代，曾人为地将尽可能多的资源投向生产，发展出口经济，有意压低民间消费需求以积累投资。但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的模式出现明显问题，产品难以销售导致工资降低或企业破产，使得社会失业人口增加，劳资关系紧张并出现了长时间罢工。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960年启动了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坚持缩小阶层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形成了稳定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实现了向消费型社会的转换。
韩国的产业结构转换同样与需求结构变动紧密相关。1960年的投资率为11.5%，此后连续上升，到9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的38.9%，之后开始下降。消费率与此相对应，先是连续下降，后是持续上升，近年来保持在60%以上（见图6）。
（三）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促进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防止出现社会动荡风险
日本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结构不断优化，阶层间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基本得到消除，中产阶层快速形成和成长，到20世纪70年代，“中间阶层”人口占比和城镇化率均超过70%，形成了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四）政治结构根据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进行了相应调整，有效防止出现政治和社会风险
综观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东亚国家、拉美国家以及西亚、北非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道路基本相同，面临的经济社会风险也基本相似，拉美和西亚、北非国家的发展基础还要好于日韩等国。但从随后的发展情况看，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经济风险爆发，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以突尼斯和埃及为代表的西亚、北非国家社会动荡风险爆发，陷入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动荡；而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却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各种风险，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给我们很大启示。
（一）及时调整产业结构，适时转换发展模式
从历史经验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难以适应新的要求，加之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会逐步突显，由此会形成一系列经济社会风险。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所在，而要在新的条件下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需要在“十三五”时期转换发展模式，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投入，从而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二）既要有效融入全球经济，又要保持本国经济的独立性和掌控力
（三）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提升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从历史经验看，没有工业化支撑的城镇化不可持续，会形成一系列问题。因此，“十三五”时期要以促进产城融合为依托，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促进生产要素资源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提升城镇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避免出现环境污染、贫民窟等城市病。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一些行业去产能化加速的背景下，要更加重视就业问题，防止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失业和贫困人口集聚的情况。同时，要通过城镇化的发展有效促进城市公共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为工业化提供重要的推动力量，形成协调发展。
（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培育中产阶层成长建立“橄榄型”社会
国际经验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居民消费严重不足，经济增长失去动力，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化严重，将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因此，“十三五”时期要对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有效调整，更加重视发展的公平性，营造有利于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环境，从而建立中等收入者占绝对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冲突和动荡、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随着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政府的微观职能要相应地从监督管理向市场监管转变，治理模式也要从一元的、威权的管制型模式向科学民主、多元共治的监管型模式转变。
② 根据巴西法律，占有土地如果5年内没有人出面提出法律异议，就被认为合法。因此，巴西的多数贫民窟都是合法的。
⑤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领导人任期最短的国家。据统计，日本首相的平均任期是26个月。二战结束后，日本有过31位首相先后主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