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三种体系理论，即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种理论都将研究重点放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并都以科学实证主义为认识论基础，但对国际体系、体系单位以及体系因素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有不同的认识。同时，由于三种体系理论把体系层面的因素作为解释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最主要的和首要的自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国际现象的解释力。但是，三种体系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理论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体系理论；国际体系特征；国际体系单位
在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三种体系理论：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特的建构主义[1]。这三种体系理论都强调用外部因素来解释国家的国际行为，而这个外部因素就是国际体系因素，即体系结构或体系进程，但是三种体系理论的内容有着很大的不同，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主要是想通过对三种体系理论的比较，在认识到他们差异的同时，加深对体系理论的理解。
一、研究层次和体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理论是体系层面的研究。华尔兹把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体系理论和还原理论，① 前者强调体系特征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后者强调对个体特性的研究，以单位特性作为解释依据[4]。因此，体系理论就是研究体系特征与单位之间的互动行为。体系特征是发生作用的因素，也就是自变量，而单位行为就是受到这种作用的影响而出现的因变量，体系特征的变化会导致单位特征的变化。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遵循了体系理论的这些原则，所以都是体系理论。但是，他们对国家体系特征和国家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不同的认识。
二、国际体系特征
在对三种体系理论进行比较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国际体系的特征，即体系层面的什么因素对体系单位的行为影响最大、最重要。三种体系理论对这一问题有着根本的差别。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的体系特征是体系结构。
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主要是从体系结构层面来解释国家行为。他首先提出了界定政治结构的三个标准：秩序原则、单位特征和权力分配[5]。由于国际体系不同于国内体系，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相应的秩序原则就是无序性。在论述单位特征时，华尔兹认为国家作为权力实体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不像处于等级制中的单位，不存在明确的分工，所以体系单位是同类的、功能相似的实体。② 所以，在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三个因素中，只有权力分配是可变的因素。因此，华尔兹把体系结构定义为诸多国家行为体之间按实力大小形成的排列组合，排列发生变化导致结构的变化[3]。当然，华尔兹强调的权力分配主要是指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而权力主要是指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体系结构的表现形式就是“极”，比如单级、两级和多级等结构。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的体系特征是国际制度。
罗伯特・基欧汉没有否认华尔兹界定的体系结构，认为体系结构是解释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仅仅强调体系结构是不够的，特别是在体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需要其他的体系因素来解释国家行为[6]。因此，基欧汉把体系结构作为常数，把影响体系进程的另一个因素，即国际制度作为最主要的体系特征。国际制度主要是指：国际组织、国际惯例和国际机制。
建构主义认为的体系特征也是体系结构，是一种共有知识、文化和认同的分配。温特的建构主义也是体系理论，强调体系结构与体系单位之间的互构。温特所论述的体系结构不同于华尔兹在结构现实主义的所界定的结构，温特在世界观上坚持观念主义，借用社会学理论，认为体系结构是国际文化、认同的分配，而不是物质性权力的分配[7～8]。
三、国际体系单位
三种体系理论都把国家作为体系单位，作为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研究起点[9]，①而且都认同华尔兹的国家观。虽然他们把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研究单位，认为民族国家是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但是华尔兹为了建构高度科学简化的理论，对国家这一概念进行了高度的抽象简化。首先，华尔兹对国家进行非历史化的处理，把国家作为一个常数性实体，不像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把国家历史化，不认为国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次，华尔兹将与国家关系无关的国家内部特征（attributes）排除，比如政体，经济、政治等体制，意识形态等，也就是说，只考虑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忽略国家之间内部特征的差异。最后，国家作为基本的体系单位，除了在能力方面存在差异之外，成为同类的（like units）可以类比的单位[10]。因此，在三种体系理论中，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两个重要的因素都具有了高度简约性和可操作性。
四、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的关系
在体系理论中，体系特征与体系单位的关系是指，体系特征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
结构现实主义强调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华尔兹认为，体系理论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说明体系结构怎样影响体系单位[10]。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体系结构与体系单位之间是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导致体系结构发生变化，同时体系结构特征会影响甚至决定国家行为。国家行为具体主要是指冲突和合作。比如，华尔兹从体系结构的特征出发，论述两极结构与多极结构相比，更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同时，华尔兹将体系结构与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进行类比，认为体系结构是自在的、独立的自变量，一旦形成就不受国家影响，像一只无形的手影响国家的行为。因此，通过分析体系结构的特征就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预测，也就是所谓的“结构选择”。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中对博弈论进行改进，认为尽管存在合作的机会，但是影响本应该实现的合作最终却没有实现的原因在于国家交往过程中的欺骗行为。欺骗行为分为故意欺骗行为和由于“政治质量”不确定导致的不得已的欺骗行为。基欧汉认为，一方面，通过国际制度所具有的权威性、规范性和关联性对故意欺骗行为进行惩罚，提高故意欺骗国家的国际交往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制度向参与国家提供高质量的、可靠地信息，以及通过国家制度所具有的明确的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总之，经过国际实践，理性自私的国家会根据国际制度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放弃眼前短期的利益，选择合作和遵守国际制度，追求长远利益，也就是所谓的“制度选择”。
建构主义强调体系结构与施动单位之间的互构。首先，建构主义的体系结构是社会学的结构，是观念、共有知识的分配；其次，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施动单位之间的互动形成结构，而结构会对施动单位的身份进行建构。一方面，温特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形成体系结构，国家之间的互动通过互应机制在国家之间形成认识，即文化，体系结构。温特认为，国家之间不同的互动行为，会形成三种不同的体系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总之，无政府状态不是常数，是国家造就的状态。另一方面，温特否认理性主义对国家身份的先验性假定，体系结构会建构国家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影响国家的行为。总之，温特的建构主义强调体系结构与体系单位之间的互构，这种互构不同于华尔兹所强调的互动，结构现实主义所论述的结构与体系单位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不涉及体系结构对国家身份的建构，而是先验地认为国家的身份是一定的、客观存在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就是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
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作为体系理论，主要从国际体系层面寻找国家行为的解释依据，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国家层面、次国家层面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从而推动后来像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对非体系因素的探讨和研究，促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分析层析的回落。但是，体系理论高度的科学性，宏观的解释视角，对于国家关系理论的发展和积累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其他微观理论无法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