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及其具有的战略属性使国际石油合作成为油气生产的普遍方式。油气资源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资源国政府为了保障自身的权益并管理合同者的开采行为，建立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油气财税体系。目前对于油气财税体系的研究并不充分，多集中于对各个产油国财税条款的比较、评价和严苛性分析等。这些分析虽然可以体现不同财税体系下收入的差异，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勘探、生产条件存在明显差别，严苛性等指标的高低并不能真正反映财税体系的设计是否在国际石油合作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平衡了产油国利益和国际石油公司投资意愿。在国际石油合作中如何实现资源国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就是委托与代理问题，有研究己关注到这一领域，从国际石油合作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逆向选择并提出激励措施，但是没有设计具体的模型。也有学者建立模型对国际财税体系进行动态分析，但是或由于涉及因素众多，无法求解，或对石油合作过于简化，失去现实意义。笔者基于机制设计理论，对国际油气财税体系设计的机制进行对比分析，构建委托与代理模型，探讨在不同地质情况下模型的求解以及如何设计财税体系才能更好地保障资源国利益，并激励国际石油公司投资。国际石油财税体系机制分析
基于合同理论，国际石油合作本质上是一个委托与代理问题，国际石油财税体系的作用是通过合理的机制设计解决这个问题。由于资金、技术的限制，具有石油所有权的资源国通常不是亲自经营油气生产项目，而是将其承包给石油公司，直接获取收益。资源国政府作为委托人，通过石油合作的方式委托石油公司对某个油气区块进行勘探开发等活动，石油公司作为代理人，得到资源国政府授权后，对该油气区块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从中获取一部分收益。合作开始后，石油公司对投资和生产方案的选择直接决定了项目的收益，也就决定了政府能获得的收益，但是由于油气项目的地质信息在投资前是不能完全确定的，所以石油公司的行动方案和双方可获得的收益并不能在事前完全约定。石油公司通常会选择最有利于自身收益的行动，而并非是政府收益最大的行动，这就产生了道德风险问题，也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与代理问题。委托与代理问题需要通过机制设计方法解决。机制设计的思想是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规则，激励石油公司选择能够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行动方案，并保证在该方案下资源国政府也同时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在国际油气合作中，收入分配规则通过石油财税体系表现。
国际石油合作受到资源国的资源享赋、技术可获得性和资本丰裕程度三个因素的重要影响，这三者的差别导致了不同的国际石油合作模式，最典型的是产品分成合同、矿费税收制合同和风险服务合同模式。用高、中、低三个度来衡量以上三种因素。对于资源享赋、技术可获得性和资本丰裕程度均很高的国家，石油公司的投资风险较低，获得收益的确定性大，政府更关注财税体系对自身收益的保障，服务合同通常在此种情况下使用。对于三种因素程度均很低的国家，不仅需要石油公司的技术支撑和大额投资支持，而且由于资源享赋不高，很有可能导致石油公司的投资变为沉没成本，政府更关注财税体系对石油公司的吸引程度，产品分成合同通常在此种情况下使用。对于三种因素表现中等的国家，没有太大的风险也没有太多的收益，可以合作的石油公司很多，但项目收益也表现平平，政府对于财税体系的设计和完善的动力不足，通常沿用传统方法，仅进行细节的微调，矿费税收制合同通常在此种情况下使用。以上列示了三种典型的石油合作情况及对应的财税体系，虽然各国一直在根据自身的需求设计调整财税体系，但是没有分析财税体系背后的机制。
虽然由于现实情况的差别，各资源国选择的石油合作模式和对应的财税体系不同，但都是通过设置收入分配规则保证自身收益和管理代理人行为。根据机制设计理论建模思想，可以将不同的财税条款归类为以下六个方面:固定比例税收、滑动比例税收、成本回收前税收、成本回收后税收、成本回收、石油公司报酬。前两方面体现了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及对政府收益的保障;第三到第五方面体现了对石油公司投资方面的激励;最后一方面体现了对石油公司的报酬激励。将不同合同模式下所涉及的财税条款归类到以上六个方面，方框表示基于机制设计理论对税收的分类，括号表示实际财税体系中涉及的条款。根据分类可以很明确地描述当前国际合作中典型的三种财税体系的特点和区别。产品分成合同的主要特征为:成本回收前征税比例较小，固定或滑动比例皆有，对成本回收的限制比例各国不同，也有不设限制的情况;成本回收后剩余收入通过滑动比例进行利润分成;对利润油继续征税，多为固定比例且比例较大，但可视投资情况适当优惠。矿费税收制合同的主要特征为:成本回收前征收固定和滑动比例税收，以滑动比例为主，通常比例较大，虽然对成本回收不设上限，但该部分税收显然对成本回收进度有较大影响;成本回收后利润全部归石油公司所有，不再分配;对石油公司利润继续征收固定比例和滑动比例税收，也以滑动比例为主。服务合同的主要特征为:成本回收前征收固定比例税收，比例很大，成本回收在此基础上进行;成本回收后剩余部分可用于提取服务费，服务费根据产量和调整系数滑动计算;对石油公司获得的服务费征收固定比例税收，比例亦较大。
结论
通过机制设计思想对国际油气财税体系进行分析，证明了严苛性等指标并不能真正反映财税体系对于政府收益的保障程度。虽然表面看来，严苛性等指标越高，资源国政府能够从项目中得到的收益比例越大，但忽略了项目的实施方案由石油公司来决定，而石油公司必然选择自身收益最大的行动方案，在当前各国的财税体系下，石油公司选择的方案并非项目的最佳方案，不能实现政府收益最大。
(2)在进行财税体系设计时，应首先考虑对石油公司激励机制的设计，然后再关注报酬的分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收益最大。在当前的财税体系下，不论是勘探项目还是开发项目，产品分成制对石油公司的激励都高于服务制和矿税制，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石油公司所选方案能够得到项目的最大收益，政府也可以在产品分成制下得到最大收益。但是，产品分成制也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如某些情况下对石油公司分配的报酬过多。所以，对于风险小、资源享赋优的开发项目，服务制更能保证政府收益，这说明在报酬分配机制的设计中服务制更先进。
(3)国际石油合作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各国财税体系的设计和调整应围绕其委托与代理的本质开展。综合三个典型财税体系的特征及其对应的三个国家的特征，从机制设计的角度分析，成本回收前的税收形式和比例对激励效果有明显的影响，如果这一部分的税赋过重，不利于对石油公司在方案选择上的激励。成本回收后的税收形式和比例对政府收益具有显著影响，可根据情况酌情增加。从资源享赋的角度分析，资源享赋低的项目更应关注激励机制的设计，资源享赋高的项目更应关注对政府收益比例的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