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义和团运动置於世界历史的背景前面，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产业革命之后形成的巨大的经济、军事、技术的优势疯狂地掠夺殖民地，瓜分「势力范围」，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一个全球性的国家关系体系（注二）¾¾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世界的国际秩序——原来存在於[文明世界]的国家关系的规范被规定为国际关系準则，作为这些规范的核心的西方哲学则提升为普遍的国家行为的道德基础。随着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的势力和影响空前膨胀，基督教民族对其文化和哲学的信心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传教士将他们的神奉为「唯一真神」，以一种不可抑制的热情反对其它民族的[偶像崇拜]；政治家、实业家和商人则是世俗的传教士，他们将西方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奉为人类文明生活的唯一模式，带著同样的宗教狂热强迫其它民族接受他们的哲学和价值观。当所有这些人的欲望和意志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反映出来的时候，人格化的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注三）也就扮演了热衷於使和它们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改宗]的[西方文明宣教师]的角色。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巨大的军事优势为西方国家将其意志强加非西方世界提供了暴力手段，而西方版本的国际关系体系则替这种国家行为签发了一份「通行证」。对「文明国家」来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是一个使它们的权力欲不断得到满足的机制，而对非西方民族来说，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则是一个使其每时每刻都在蒙受屈辱的机制；越是热爱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就对这种屈辱感受得越深刻。强烈的自信和不可抑制的热情帮助基督教民族扩张势力和影响，在世界的范围确立了西方的统治；而当这种自信和热情发展到利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肆无忌惮地触犯其它民族的文化禁忌，伤害这些民族历史地形成的民族感情的时候，事物的发展就走到了它的反面——西方世界的文化渗透激发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首先作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恨发展起来的近代民族主义成为一面最有感召力的旗帜；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不断冲击著以基督教民族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近代国际关系体系。
作为世界范围民族主义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和团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桩在国际关系中由文化和哲学的对立引发国际冲突的典型个案。本文将分四个部分探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和义和团运动之间的联系，以及义和团运动对我们建立一个健康的国际秩序有什么启示。
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源於三十年战争之后正式形成的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十五世纪末之后，欧洲各主要国家开始进入绝对主义时代。绝对君主制（注四）代替了等级君主制（注五），权力从分散的贵族那里集中到专制君主的手中，松散的多元的早期国家逐步演变为中央集权的近代民族国家。各国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动给国际政治注入了全新的内容：曾经盛极一时的封建领主的私人外交随着封建主的没落失去了往日的地位，民族国家开始作为新型的外交主体登上了权力斗争的舞台。伦敦、巴黎、华沙、马德里、维也纳、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取代了中世纪星罗棋布的采邑成为欧洲的权力中心。围绕著领土和权力，新兴的民族国家展开了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和军事斗争，力图最大限度地攫取国家利益。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的三十年战争将几乎所有的欧洲强国都裹挟进去。战争的残酷性和持久性使各国的君主普遍意识到只有确立一个包括共同利益、规则和单一价值观的国家关系体系，才能阻止各自的利益持续受到损害。一六四八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条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重新划分各国领土和德国各诸侯的领地，将武力作出的裁决以多边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三十年战争是西方国家关系体系的催生婆，在战争的瓦砾堆上，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开始出现。根据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弗雷德里克·舒曼的研究，西方国家关系体系主要包括：
1．相互承认拥有国家主权的国家。
2．以国际法的原则处理相互关系。
3．根据[势力均衡]的政策谋求本国生存的国际社会是通过基督教结合起来的。（注六）
这一关系体的内容是由中世纪末期以来欧洲的政治现实——几个势力均衡的力量中心长期对峙；共同利益要求一个包容所有国家的集体安全体制以避免永无止尽的国际冲突；而相同或近似的文化背景使得它们在寻求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时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所决定的。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形成之时也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蓬勃兴起，科学技术和工商业的结合使得生产力以几何级数迅速增长的年代。不可遏止的工业增长和科技进步赋予西方国家关系体系以无限扩张的可能性。可以说，这一体系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要向外扩张，形成全球性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不是西方国家关系体系这一调整各平权主体关系的道德规范体系在世界范围的简单的复制，而是一个维护西方国家对世界统治的不折不扣的法律秩序。在这一秩序里，西方国家集团是立法者和审判者，源於西方哲学和价值观的国际法和国际习惯是法律条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保证法律实施的强制力。[众神之王]用[闪电霹雳]确立了奥林匹斯山的秩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则用[坚船巨炮]确立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这一进程始於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开始向外扩张之时，在十九世纪后期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狂潮中最后完成。这样，历史的际会就将宰治世界的权力第一次交给少数几个国家；这些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幼稚的国家，刚刚经过一场反对神权的人文主义运动的洗礼。在这浪潮的冲击下，宗教的节制精神被摈弃；古代社会的禁忌传统遭到彻底的破坏；禁锢千年的人欲从「所罗门铜瓶」（注七）中释放出来，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热烈的欢呼。没有节制的欲望是仇恨的种子。随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向全世界扩张，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一个充满对立、冲突和动荡的时代。
早在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形成之前，旧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就出现了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导下的邦国部族关系体系――畿服制。畿服制讬始於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合体制。相传「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远近贡入赋棐」（注八）。「贡赋」这一象征着政治上臣属关系的经济义务的规定，标志着广大地域内的部落已经联结为围绕着一个权力中心的政治共同体。纪元前十七——十一世纪的商代是信史时代的开端。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和出土的甲骨文字表明，在那个文明的曙光刚刚照亮天际的时代就已经存在着一个比较成熟的邦国关系体系──「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注九）「外服」乃商的附属国的领土，由封君管辖；「内服」即王畿，由商王的职官治理。殷墟出土的「受年卜辞」有「受中商年」（注一○）、「南土受年」（注一一）、「东受年、西方受年、北方受年」（注十二）的记录，可与文献相佐证。
商代末年，渭水流域的「小邦周」迅速崛起。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注一三），在邦国关系体系内部和商展开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位。前十一世纪的武王革命结束商朝六百年的统治，实现了王朝嬗代。对时人来说，殷周交替不仅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政治变故，而且也是一场观念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大震荡——曾经不可一世的武力灰飞烟灭；古帝的血胤沦为下贱的奴隶（注一四）；伟大的邦国灭亡了，就像一片枯叶在瑟瑟秋风中陨落——历史运动的「势」无情地嘲弄了人间的力量和人类视为永恒的价值。亲身经历鼎革巨变的人们无不为命运的无常所震怖。他们相信一个国家的运祚是由人格化的「天」决定的；「天高听卑」（注一五），根据世人的所作所为降下吉凶休咎；只有敬畏天命，始终谨慎地行使权力，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握自身的命运。继承商朝政治遗产的周人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注一六）的心态建设一个以「礼」为核心的邦国关系体系。周代（纪元前十一世纪至纪元前二五六年）的畿服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各级诸侯受封建国，拱卫王室，就像满天的星斗围绕着北极星作有规律的运行。畿服制是以和自然状熊下的国家关系体系完全不同的原理运作的。在这里，国家行为的动因不是无魇地攫取利益的欲望，而是神秘莫测的主宰的畏懼；国际政治不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精密运算的高等数学，而是寻求宇宙和谐的艺术。当追逐土地、财富、权力的欲念澄静下来，对万物主宰的敬畏笼罩人心的时候，天地间便呈现出和谐、肃穆、庄严的美。这种美源于人类对宇宙和人生的深邃的理解，具有超越时间的魅力。在人欲横流的时代，它就像一盏明亮的灯，引导着在蛮荒的原野上迷失路途的游子回到自己的故乡。
十四世纪后期明帝国（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建立之后，随着理学运动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中国开始进入古代哲学全面复兴的时期。体现这一哲学的畿服制也在亚洲大陆东部的广大范围内重新建立起来。明清时期（一三六八——一九一一）的畿服制主要分三个层次：
1．朝廷直接管辖的行省。
2．臣属于中央政府的少数族自治政权。
3．和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的附属国。
作为东亚的主导国家，中国放弃了蒙古人的扩张主义政策，它把建设一个合乎古代圣贤政治理想的和谐的宇宙秩序视为最大的利益。困扰民生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被废除，火器制造技术在它的故乡原地踏步——如果说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黄金时代」，那么，它就是从「善」和「力」遇到一起的时候开始的。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扩张到东亚大陆之前，中国领导下的国际社会维持了近五百年的和平。和平的基础不是「势力均衡」，而是力量掌握在不热衷于使用力量的人们的手中；唯其如此，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
在十九世纪前期的世界政治地图上，畿服制的疆域随着清帝国国力的衰退逐渐萎缩；而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正挟工业文明释放出来的巨大的能量缓缓西来，前锋直逼亚洲大陆东部。根植于人类对天人关系截然相反的认识的两个世界秩序，注定要在时空的原野上发生激烈的碰撞。
二
一八四○年六月出现在澳门海面的懿律舰队中断了一个古老的民族连续的历史发展，以此为起点开始了近代中国坎坷多舛的历程。义和团运动不是发生在草原民族像蝗虫一样蹂躏中原的时候，也不是发生在海上的倭寇像狂飙一样袭扰沿海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一起典型的「近代事件」。
「近代」在这里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它还表示发端于中世纪末期的亚平宁半岛的一股势力在其缓慢的但确定不移的扩张过程中、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打下的烙印。这股势力就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逐步统治世界的「近代文明」。作为一个对古代世界崇拜外在力量的宗教反动的宗教体系，它信奉这样的教义：人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类的欲望是神圣的「最高存在」，只有不断地满足欲望，灵魂才能得到拯救；理性是衡量事物的唯一尺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充弃存在的权利。」（注一七）正如对上帝的崇拜开创了中世纪，对人的自身的崇拜也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崭新的时代——「近代」。「近代」是和谦卑、俭药、诚笃、虔敬这些美好的德行格格不入的时代。在「理性」这面旗帜的指引下，人类不仅向养育自己几百万年的大自然发动了一场十字军远征，而且还将讨伐的锋芒指向它的同群。
当维护中世纪欧洲国家关系的基督教信念在怀疑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逐渐幻灭的时候，旧世界也就无可挽回地走向分崩离析。从「卡诺落晋见」（注一八）到「阿维农之囚」（注一九），梵蒂冈在失去精神世界的权力的同时也丧失了它在尘世的权力；曾几何时，那些匍匐在教皇的权杖下的国家已经成为欧洲的真正的主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围绕着权力运转的机制。纳入这一体系的国家就像见到了红布的斗牛一样疯狂地追逐着「国家权力」。不信「业报」，也不信「末日审判」，新世界完全泯灭了良知和道义感。对它来说，权力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夺财富，就意味着可以毫无顾忌地将意志强加他人以获得邪恶的满足。这是一个由恐惧心、羞耻心、艳羡心、竞争心等情感丛集而成的强磁场，一个民族的灵魂一旦「吸附」其中，它就永远丧失了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和历史上游牧民族简单粗糙的「野蛮」相比，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所体现的「文明」代表了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自有生命以来出现过的最复杂最高级的「野蛮形态」。「文明世界」将自然界这所巨大的角斗场的竞赛规则发挥到了可以称为完美的极致；而在这些规则背后的，又是一个将所有宗教的魔鬼在万神殿的神龛里面供奉起来的宗教。
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以及整个十八世纪，当黑暗随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扩张的脚步吞噬着新旧大陆广袤的土地的时候，伟大的「天朝」在世界的东方正焕发出人类文明的燦灿的光芒。中国周边的民族怀着仰慕之心将清朝（一六四四——一九一一）拟为「天朝」，不仅因为中国的力量，而且还因为它的以「礼」为核心的优雅的文化传统。「礼」是一种代价，可以理解为人为了主宰自己的命运作出的必要的牺牲。在「礼」的背后隐藏着人类对「必然」的恐惧和对「自由」的热望。从邈古洪荒不可穷诘的岁月以来，人类就在自然界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和其它的物种一起旋生旋灭，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冥冥的上苍，直到这么一天，当它意识到需要约束其自然属性，并且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人才真正脱离了动物界，作为完全意义上的人在大地上站起来。古代的中国人将「礼」视为文明和野蛮的分野。「诸夏」之所以为「诸夏」，不是因为种族和血统的高贵，而是因为它经过「礼」的熏陶；而「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注二○）「夷狄」不论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在本质上和禽兽并没有什么区别。自从前十一世纪周公制订了包括畿服制在内的「周礼」之后，中国人就将「礼」的文化作为自己永久的精神家园。当腐朽没落的人本主义思潮和「黑死病」一起在欧洲肆虐的时候，以人类的自身完善为宗旨的伟大的理学运动正风靡整个东亚大陆。这是一次由儒家学派的矩子和明清两代贤明的政治家同领导的人类灵魂的革命，就像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几代人的时间内缔造了当时世界上最文明的社会。前近代中国将重新发明的古典哲学看作滋养生命的五谷；儒家学派经典的研究蔚然成风；绾黄纡紫的「圣人之徙」是整个社会的良师，他们孜孜不倦地教育人民区分善恶。
中土不闻「天演」之说久矣，「为国以礼」的思想已经作为全社会的共识而深入人心。在清代有关历史上的民族冲突的大量的通俗小说、戏曲、弹词（注二一）、子弟书（注二二）中，中国是和诡诈暴戾的蛮族相对立的「礼义」的化身，它的胜利通常被公式化地表现为接受蛮夷君长逞递的「降书顺表」的道义上的胜利。信念可以造成人类想像力的障凝：就像二十世纪的公众不能设想离开欲念我们这颗星球还能照常运转一样，中古时代末叶的中国人也很难想像一个没有「礼义」的世界。
一七九三年九月，由马戛尔尼爵士率领的庞大的英国使团经过将近一年的旅行前来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天颜」。他们不仅带来了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车辆、军器、船式等「英国文明的成果」，而且还带来了由中国自己体面地向日益迫近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打开大门的一个机会。万树园的主人非常礼貌地招待了来自远方的宾客。但却带着渗透到每一个毛孔的骄傲将这个机会像尘埃一样轻轻地抹去。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正看护着从周公孔子那里薪传不绝的文明的火种、而这火种燎原之后会为广漠的宇宙带来光明和温暖的时候，他的骄傲是可想而知的。乾隆大帝（一七三六——一七九五）是「哲王」，其答复也就是一个有著四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民族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答覆。当这个度尽劫波的民族在十四世纪后期终於找到自己的归宿的时候，它就知道了什么是真正可贵的价值，而什么祗不过是历史的长河中漂浮着的泡沫。
文明常与孱弱结伴，就像野蛮往往与力量搭挡，这是人类的一个宿命的悲哀。鸦片战争之后，被不列颠的炮舰强行纳入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中国，突然发现它面对着自两晋南北朝（二六五――五八九年）和金元（一一一五——一三六八年）以来又一轮「胡化运动」的冲击。如果说「文明世界」在处理人类的种群内部关系方面与其「前驱」相比取得了什么显著的「进步」的话，那就是野蛮民族「恢复宇宙本性的自由」（注二三）的冲动在西方人那里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一个无限地催发欲望的信念体系。新时代的「世界征服者」已经不再满足於仅仅征服辽阔的土地，他们还要征服无论是阿提拉大帝还是成吉思汗都无力染指的世界——人类的心灵。在近代历史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程中，近五百年来沐浴着人类文明的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深切地感受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令人窒息的「动物文明」。「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样离奇的悲剧题材」（注二五）。
三
从迈入「近代」门槛的时候起，中国就为接踵而来的内变外患困顿不堪；但从一个历史的长期看来，真正的危机直到十九世纪六○年代反洋教运动渐起波澜之时才昭彰於世。雍正禁教一百二十多年之后重返中国的基督教势力从一开始就和搭载炮舰而来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八四二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自后有传教者来中国，一体保护。」（注二六）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除传教士可在五口通商外，还可建立教堂。」（注二七）而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西阑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注二八）一个宗教如果堕落到了需要凭籍与暴力的联姻来维持其活力，那就是等于宣告它作为信仰体系已经栋折榱崩。倚仗着「文明世界」的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特权在中国「布道」的基督教是一个和拿撒勒人耶稣在巴勒斯坦宣传的貌合神离的基督教。以自律、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