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杜甫《秋兴八首》
长安城棋盘格一般的布局，决定了今后皇城首都的规模，也为那些纵横经纬的大道披上了权利的外衣。那条自皇宫出南北贯穿长安城的朱雀街，宽度可达到150米，因为要走马车，是为“马路”。马路，总在高姿态地讲述着一个城市的变迁，它像一个常换衣服的老头，用隐晦乃至幽默的方式，向人们调侃起政治――北京的马路尤其话多。
建国十周年，大跃进时期的长安街的形象，与天安门广场和新建立的国庆工程（人民大会堂、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联系紧密，共同构建了全新的城市中心。而一条没有建成的路，险些像一把红色利剑将故宫腰斩，这条道路不偏不倚，一定要平行于长安街，据说这是为了方便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改革开放，围绕北京老城而建的全封闭、全立交、没有红绿灯的二环路挥起了百废待兴的旗帜，意在向巴黎和莫斯科环路看齐，向大都市看齐。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闻办公室的摄影师刘英毅所活跃的交通摄影，大致始于此段时间。
有次协助一本官方交通题材画册的拍摄，刘英毅来到长安街踩点，角度、构图、时间、天气一切因素各就各位的时候，唯独没有车辆驶过天安门――毕竟80年代初，北京的机动车辆的保有量可能还不到10万辆（现在是360万辆以上），但这可不是首都该有的丰腴形象。为了配合拍摄，长安街的圆筒岗楼不得不在特定的路段点红灯，“憋”出10多辆车，放行到天安门之前。
刘英毅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交警保持指挥的拍照姿势已经很久，估计已接近极限。这样兴师动众拍摄的照片所捕捉的城市脉搏――而且还是长安街这样的大动脉，简直太微弱了。最后领导也太不满意。
以此为起点，此后的30年多里，刘英毅在工作岗位上拍摄的照片，近乎文献似地续写了首都马路的故事。第一次长安街公交专用道通行，第一次设立过街天桥，第一次测试汽车尾气，第一次警告“不安全单位”，第一次使用交通卡罚款，第一次安装违章监事摄像头……
穿着的确良衬衣的碌碌人群驾驭的自行车流，渐渐被五颜六色的四个轮子的小轿车取代，空空如也的国贸立交桥，多少年后被四周高楼围得密不透风。而交警们，则褪下白套袖，拿起各类高科技执勤设备。首都的脉搏，渐渐有力了。
和马路一样，虽然这些照片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政治语境，但从摄影师的角度来说，刘英毅的发挥空间依旧非常大。上级只给他提出一个原则，那就是如果事件中出现领导，不能把领导落下，其余时间、地点、角度随意刘英毅安排。在欢庆60年国庆的北京城中，有些去处还是管理森严的，刘英毅可以凭借证件在长安街任意选点，在祖国的咽喉要道尽情创作，其他摄影师只有羡慕的份了。
因为工作关系，刘英毅很多照片还带有新闻属性、紧扣当时交通的问题。有一年出租车司机不挂牌或者把牌子盖住，逃避探头，等于扰乱交通秩序，当晚刘英毅连夜拍摄那些违章的出租车司机，第二天在《北京晨报》发了一个整版。当天就有出租车公司就打来电话，表示以后要杜绝旗下的出租车这么做，从另一侧面，也是刘英毅的这组照片一定程度上舒展了首都的交通脉。
奥运会是也一个马路的故事。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历时17天，在京比赛场馆3l处，独立训练场馆41处，非竞赛场馆十几处，此外还有上百家签约饭店，几十家定点医院，8月8日开幕式当天协调和保证700万观众、1.7万运动员和随行官员、10万志愿者、8万工作人员以及市民等不同群体的顺利出行，随时关系到大国形象。如此重中之重的任务，全部落在了位于鸟巢内部的北京交通指挥所的身上。刘英毅的镜头也对准了他们，那张在鸟巢拍摄不为人知区域的北京交通指挥所所的工作照，比起繁华的都市、高科技的设备、井然的秩序等一切常规的交通影像，更显得意义非凡：奥运宣告开幕的瞬间，“他们站着坐着的人都有，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太一样。”
“但我知道，他们也在创造历史。”
2015年4月，刘英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一口南城老北京土话，满是对曾经居住的前门北芦草园胡同的怀念，不管是磨剪子磨刀的吆喝，还是红卫兵气势汹汹的聒噪。窗外，是天通苑龙德广场一处莫名其妙施工的吵闹工地，再远处，是天通苑式的人口密集的幢幢楼影。
刘英毅现在住小汤山，5年前，他搬离了四环内的亚运村，因为下班时找不到停车位，“最惨的一次在三站地以外找到个地方，而且还要早晨7点半以前挪走”。他曾经考虑过在天通苑定居，但这边的汤立路没修之前，他的同事告诉他，有天堵车堵了一宿，“他们就纷纷全搬走了”。
如今，刘英毅已经离开交通局的岗位，交通题材的摄影，也渐渐少了。“我工龄32年的时候，写报告提前走了。到晚期，人家都癌症才说晚期，我负责两个局长的24小时的全程拍摄。车、机器不离身，你想我这干嘛呢，太累了。”
因为在北京市摄影家协会任副主席一职，他经常有离开北京采风的机会，最近他的目光聚集在我国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
听他描述，有些地方柏油路还没有代替土路。他们的马路，真的可能有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