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第三代汉学家
罗多弼从小就喜欢学习各种语言。十四岁那年，他在电视上看见自己的偶像――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正在讲述自己去中国的各种有趣见闻，罗多弼被吸引住了。他对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梦想自己有一天也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罗多弼学的是哲学和俄语学士专业，但临近毕业的时候，中国热在瑞典兴起，他毅然选择去学习中文。听说年轻教授马悦然不仅教中文很有魅力，对文学的兴趣也很浓，他决定拜马悦然为师。
1969年，在马悦然的帮助下，罗多弼去香港进行为期一年的中文进修。几个月后，受瑞典驻华大使馆的邀请，他去北京旅行。一路上，有很多人好奇地围着他，甚至还有人伸手摸他的脸。他试着用中文和周围的人们交流，他开心地发现，人们不仅听得懂他说什么，还都愿意和他交流。
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罗多弼出去散步，一个年轻人看见了，竟然大喊道：“看呐，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在那个年代，能够在北京街头行走的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的常常只有阿尔巴尼亚人。罗多弼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很多中国人的视野非常有限。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国的喜欢，因为那时他脑海中的中国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虽然很穷，但社会安定，人们对前途充满信心。那一年，罗多弼完成了《儒家思想史》英文普及本的撰写，并与中国学者合著了《分析哲学与中国》。
1973年夏天，罗多弼到瑞典驻华大使馆担任文化专员，有两项任务，一是组织中瑞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二是阅读使馆订阅的报刊杂志。《红旗》上的每一篇文章，他都认真研读，写分析报告。三年的文化参赞生活，让罗多弼改变了以前的很多认识和想法。当时的许多中国人，并不考虑自己的个人想法，他们自觉地将自己归为集体的一员。
罗多弼结束三年驻华文化参赞任期后，重新回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任教。完成博士论文后，一直研究“五四”时期思想、文化、文学的他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古代史和古代哲学传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他的学术态度非常理性，从来不带任何政治偏见，也不以其历代地位的变化任意褒贬，而是根据史实，予以客观评价，受到了汉学界的肯定。
1990年，罗多弼接替马悦然出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的中国语言和文化教授。同时，他还是亚太研究中心的执行主席，欧洲研究中国协会常务副会长。继高本汉、马悦然之后，罗多弼被认为是瑞典第三代汉学家的代表。
中国文化人的共同朋友
一次偶然机会，罗多弼认识了在瑞典访问的中国著名学者、思想家王元化。通过交谈，罗多弼发现王元化非常喜欢和佩服戴震（中国封建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王元化告诉罗多弼，作为新儒学的批判者，戴震强烈抨击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其思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朴素的唯物观，还在于他的著作显示了高度的思辨色彩和严密的逻辑形式，那是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一贯缺乏的东西。无独有偶，罗多弼在早期读余英时先生的《戴震与章学诚》时，就对戴震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他决定把戴震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中国儒家思想。
1993年，得知王元化要到斯德哥尔摩开会，罗多弼早早就在机场等候，并亲自开车，将王元化一行送到住处。会议结束后，罗多弼又接王元化去自己家做客，还带他去自己的办公地方参观。王元化发现，罗多弼的办公室里竟然挂着自己以前赠他的那副对联：“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动烈若秋霜。”
在中国学界以及世界汉学界，很多人都把罗多弼当成中国人，都叫他的中文名字。可他对自己这个名字却有一点不满：“这个‘弼’字不太好，不常用。”不过话虽如此说，每次他都有办法向别人解释清楚：“遇到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人，我就说是《西游记》里‘弼马温’的‘弼’;遇到对中国政治感兴趣的人，就解释说是任弼时的‘弼’。”现在，他的汉语比许多中国人讲得都好。一次，他坐出租车，司机师傅问他：“听您口音，应该是外地人吧？”“恩，算是吧！”那时的罗多弼，笑得比孩子还开心。
扩大儒学的世界影响
最初，罗多弼对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感兴趣，主要是为了了解传统思想对当代文化的建设作用。没想到，他对古代哲学文化的研究，反而促进了他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新认识。
经过深入学习，罗多弼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资源。应该把这个宝库打开，提供给全人类，让人们的生活会更加丰富多彩。于是他依据安正辉的《戴震哲学著作选注》作底本，参阅了其他版本和古籍资料，把戴震的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翻译成英文。该译本不仅忠实于原著，确切地传达了戴震的哲学思想，还对“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等物质运动做了客观的解释。该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大反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和喜欢中国和中国文化。
因在瑞典文《四书》翻译及戴震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罗多弼被授予2015年度“会林文化奖”，成为获得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人。颁奖典礼第二天，罗多弼又开始了 “返回古典”的状态。他说，虽然目前《论语》已经翻译完，《大学》也有了手稿，但《中庸》《孟子》还差一步，另外，《四书》也必须尽快翻译出来。自己已经快七十岁了，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快完成手头的一些任务，实现真正用瑞典文写一部中国思想史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