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版生涯，同三联书店密切相关。打从十五六岁起，生活书店（三联书店的前身）就是我的偶像，我的憧憬。但是，尽管我千追百求，当年我无缘成为它的员工，进不了它的大门。几十年后，我行年五十有余了，因缘际会，我忽然成了北京三联书店的第一把手――总经理。
我眼中崇高无比的三联书店
1945年，我14岁光景就失学进银楼当学徒工。才一年多，中国的大局势有了变化。1947年前后，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不久禁止黄金买卖。于是银楼就关门了，店员都遣散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老板考虑到以后可能还有复业的希望，就把我留下。我没正经事，只伺候老板和他的朋友们天天宴饮和打牌，成为一个十十足足的上海滩的小“仆欧”了。
我没有工资，一无收入，直到1951年3月。现在看来，有这几年经历倒也好。第一，我趁伺候人的机会认识了一些人，特别是进步的文化人，以及当年的生活书店员工，这关系到我今后的发展。第二，我有了时间上夜校，做一个半吊子的学生，为解放后进入文化界创造了条件。这两点，使我成为现在的沈昌文。
老板让我伺候的人各种各样，就政治身份来说，有国民党，青年党，更有大量的共产党。老板有个堂兄叫赵鸣皋，据说就是共产党，他常要我读生活书店的书刊。真也凑巧，那时的生活书店就在离我做工的商店不远，吕班路上。于是我常去浏览。那里有卖好看的书，我最喜欢一套《青年自学丛书》，对其中沈起予先生写的《怎样阅读文艺作品》特别入迷。在我自学的长途上，对我帮助极大的还有一位是店主的弟弟赵振尧先生。他1946年前后自大后方来上海，看我喜欢书本，常勉励我。一次，他把当年我接触到的第一本新文学方面的书借我看，那是骆宾基写的《萧红小传》。我由此才知道新文学，想起初中一年级时语文老师陈汝惠先生提到过的一些人。后来，振尧先生为上海书报杂志联合发行所编校一本讲希腊神话的书，要我做些抄抄写写之类下手的事情，由此我才知道什么是编辑出版工作，并且喜欢上了它。
1949年刚解放不久，听说三联书店（生活书店的新名称）在招收员工。我满怀热情，写信去报考。那时以为，像三联书店这样的进步单位，一定会欢迎我这个“自学成才”的工人。于是在报考的信中把自己的“自学”经历和打工生涯刻意描述了一番，又把我对生活书店的憧憬大大张扬了一下。我以为，三联书店一定会欢迎我。不料三联书店给我一个回信，说是本店需要的是大学生，不需要工人。我于是满头丧气，只得另 谋出路。当然，三联书店那时投考要求上是说得很清楚要招的是大学生，一切是我自作多情。
但无论如何，我同三联书店的因缘，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结下，但到五十年代初又断了。
三联书店给我的启蒙教育
1951年3月，我吸取经验，不再张扬自己是工人，弄了一个大学生的身份考进了人民出版社（北京），当校对员。从此，我以为自己同三联书店无缘了。但事情真凑巧，就在那一年，三联书店合并到人民出版社来了。
这样，三联书店名义上成为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实际上是不存在了。
合并以后，对我来说，一个最主要的好处是，我可以常常去原来属于三联书店的韬奋图书馆看俄文书。那里俄文书真不少。还有许多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书，据说都是苏联人赠送的。我后来找了一两本谈出版的，学习翻译过来。这使我不久以后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这个图书馆后来销声匿迹了。
1954年，人民出版社收到一个中央文件，名为《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决定》。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人民出版社内部又设立了“三联书店编辑部”。就这样，我这个当年进不了三联书店的人，又同“三联”发生关系了。自然，我不是三联编辑部的成员。但因为这是根据上面意思成立的，单位里特重视，我作为社领导的秘书（那时已从校对员爬升到社领导的秘书了），也就经常去走动。何况陈原在这编辑部兼主任，我当时就坐在他对面。他是我专门伺候的对象之一。
三联编辑部一成立，人民出版社就热闹了，各种编辑活动轰轰烈烈展开了。
那时上面（据说是胡乔木）提出，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过去我们习惯编辑领导作者，现在要反过来。根据“开门办社”和“衣食父母”论的精神，人民出版社以三联书店名义作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创举。例如，社内举行了几次大讨论，公开辩论某部书稿的取舍。记得一个是关于美国侵华史的讨论。已经有一位党内权威专家刘大年先生写了一本《美国侵华史》，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出版。当时是抗美援朝之后，这书当然是大热门。一位权威写过以后，别人能不能再写？按照过去惯例是不大行的。恰好有一位卿先生，燕京大学的老教授，党外人士，又写了一本《美国侵华史》，很多说法和刘著不同。当时曾彦修先生主张三联书店一定要出卿著。激烈争辩多次，终于出版。
随后，社里又以三联书店等名义一口气开了11场座谈会，重点之一就是外出组稿。这一来，当然组织到不少稿件。西北大学陈登原教授的《国史旧闻》来了之后，我记得很清楚，陈先生在序里面最后一句话说：“稿成，有书贾来，乃付之去。”我看了大吃一惊。怎么能把党的领导陈原叫“书贾”呢？我向陈原提出，他一笑置之，照样放行。
除了这些，我还学到了编辑加工稿件的知识。
有一本叫《中国史纲》，张荫麟先生的名著。编辑加工时，删掉了一些话，如说到昭君和番，去和番的美女“未必娇妍”。编辑把“未必娇妍”删了，认为写得庸俗。后来，曾彦修等几位领导认为，这事做得过苛，我们应当允许作者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像张荫麟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学者。诸如此类，都大有异于过去的方式。
还有一个观念是陈原非常强调的，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就是上面说过的尊重作者的文风。说实话，那时很多年轻人学《语法修辞讲话》学得走火入魔，有人甚至要改鲁迅的文章。例如鲁迅不大用“和平”一词，总说“平和”，有人就主张修改鲁迅的文章，陈原竭力阻止。这问题我觉得现在还有现实意义。要保存作家的风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所有这些，都说明当年从上到下都比较注意张扬“三联”能容纳多种不同意见的个性。
但是，所有这一切，到1957年“反右”斗争起来，全部烟消云散。人民出版社大院内南北楼上著名的三联书店编辑部，从此无影无踪。之后，三联书店的名义被用到一个特别的用途：出版反面教材，主要是翻译的内部材料。
就我个人说，我几乎参与了这一所谓“有名无实”的三联书店的一切活动（除了“文革”期间外），它为我在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出版活动做了思想和文化上的准备。我在那些年头受到的出版启蒙教育，是我终身难忘的。
改革开放年代三联书店终于现身
1978年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改革开放了，大家都想做点事。我当时因为在人民出版社内部有点人事摩擦，业务上又只担任一个闲职，内心不免骚动。当时，我比较接近的出版界元老是陈原，跟他比较熟，于是向他多次要求到他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去工作。在1980年初某一天下班的时候，范用找我谈，他说听说你要去商务印书馆，现在不必去了，我让你留在这里负责《读书》杂志。我马上去跟陈原商量了一下，他同意了。事后我想，这大概是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的。
1980年3月，我调去编《读书》杂志，名义是新成立的“三联编辑部”的主任。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读书》杂志实际上是三联书店的雏形，主办者的用意，实际上是要通过办杂志，逐步恢复三联书店。
《读书》杂志是1979年4月创刊的，实力十分雄厚。名义上是出版局研究室（那时的出版局相当于现在的新闻出版署）的杂志，由人民出版社代管。总头头是陈翰伯兼，但他在《读书》杂志不出面，居幕后，出面的是陈原，担任主编。
此外，范用起很大的作用，他名义上是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我之所以进去工作完全是他安排的。他脾气耿直，人缘不佳，跟很多人有矛盾，跟陈原也有矛盾。我去了不久他就跟我讲，要我听他的不要听陈原的。这是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我面临的一个僵局。由这开始，就注定我在很长时间内处于一种“一仆二主”的处境，直到自己退出三联书店这一出版舞台。
《读书》杂志为未来的三联书店作的准备，首先是思想上的解放。创刊号《读书无禁区》一文是前辈们为此作出的光辉榜样。
陈原经常说要把可读性和思想性结合起来。杂志的文章要有思想性，言论要敏锐，可是一定要可读。文章要写得好，这样才能够打动人。
《读书》联系了海内外的大批作译者，而且学会采取比较生动活泼的形式。
杂志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主要是后来担任总经理的董秀玉女士，另外吴彬、贾宝兰、郝德华等，也都是那时培养的。
大概在1984年，上级正式确定要筹备成立三联书店。在这以前，一批三联书店老前辈如胡绳同志等，就已提出要恢复三联书店，但都只是呼吁而已。到了1984年，进入操作阶段了，正式成立一个筹备小组，具体负责人是范用。我是工作人员，不过我从来也不过问筹备的具体事宜。我知道，自己不是1949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三联老人”，只不过因为当时在行政上当了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所以在筹备三联书店的重大活动中被列名，如是而已。
1985年，筹备工作比较成熟，到年底要确定哪一天正式宣布三联书店独立了。这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事情：忽然宣布范用退休。接着，又来一个意外：宣布三联书店独立，筹备工作完成，而新任命的总经理，居然是我。当然，我自知德薄能鲜，而三联又是老店，所以立即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成员大多是三联老人，仍由范老任主任。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跟人民出版社“分家”，包括资金和版权。实际上，这些都是范用退休前规划好的。资金分得30万元，版权得到一二百本书。范用不喜欢看翻译书，他就要了一些老三联版的著作。特别遗憾的是没要房子，一点房子都不要。范用的口号是要自力更生。后来我跟人民出版社商量，把人民出版社宿舍的地下室租给我们。
未来三联书店的性格，我希望办成小出版社，这一点跟老同志们很一致。我个人的习惯是主持一个小单位，十几二十个人。什么事情都由我自己来决定，甚至操作。第一把手不按老规矩称社长，而命名为总经理。这方面，我特别请教了陈原老前辈。三联书店的英文名称，照当年国内的规矩，出版社英文名字都不叫Company，要叫Publishing House。陈原坚决要我改过来，叫Company，同国际接轨。
在出版界，他是一个灵魂般的人物；在读书界，他是一个旗帜性的人物。
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在他的贡献下，《读书》形成了既不乏对学术文化界的前沿思考，又坚持大众化的轻松活泼的独特风格。也正是由于这个风格，《读书》笼络了一批时下中国文化界最忠实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