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书与我之间，究竟算是有缘无缘，真也说不清楚。“缘”之一字，透着几分玄妙，必要“因”“缘”凑合，方可成其好事。对于一些铁杆的爱书人而言，这可以看作两下里的一种宿命关系吧？但这属于奇缘，就我与书而言，未免言重。
若说有缘，则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围的环境分明是在证明我与书的无缘。首先是“命”不好，命好就当生在书香门第，呱呱坠地时已是书香缭绕。祖上耕者尽有，读者却无，耕读之家也沾不上边。父亲干革命出离家乡，到他那一辈为止，也许是家族中拥有书籍最多的人，以量计算，大概几十本是有的。都是“讲政治”一类，马恩列斯毛，联共（布）党史，外加一大堆文件汇编，全是上面发的。多少年后读《共产党宣言》，那气势，真有沛然莫之能御之慨，不言其他，文章是好文章。但彼时看不懂，即或看得懂，用来耳提面命，也就无趣。我怀疑父亲头次自己买书，还是为我花的钱，至少此前他不大可能一次性花那么多钱在书上。是有次从北京开会回来，送我的礼物是一套浩然的《艳阳天》。算来这是我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书，自然印象深刻，到现在书价都还记得，五本加一起是五元一角。
关于书，还有若干“第一次”可以证明我的缘浅。比如，我读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大部头书，乃是《欧阳海之歌》。此前所读，都是故事或通讯报道一类，《闯王李自成》《战斗的越南南方》，等等。也读“毛选”，最感兴趣的是第四卷后面的注释，里面有关于三大战役敌方伤亡人数的统计，淮海战役最“辉煌”，毙敌、伤敌、俘敌55万，我亦因这数字最为兴奋。于此可见彼时读书的胃口（与书何干？），一如看电影，情之所钟，唯在所谓“战斗故事片”，如果不是男童尚武天性，便是受“斗争”氛围的影响。如此爱“热闹”，像《欧阳海之歌》这样的书居然读完，而且难以置信的是，至少读过三遍以上。唯一的原因，是当时实在无书可读。
家无藏书又买不到书，要读书，似乎只有借。图书馆是借不到什么书的，印象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没见图书馆开过门，中学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都是如此。后来开放了，也没什么书可借。“文革”后期，书的禁区稍稍松动，有些“文革”前的书又外借了，我拿了父亲的借书证隔三岔五往南京图书馆跑，《雁飞塞北》《边疆晓歌》《军队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看了一大堆。不知道图书馆根据何种标准决定哪些书可让读者阅读，也想不起自己是如何选择，也许大体上是看书的厚薄吧，那是饕餮式吞书的年纪，几册薄书借回去，不几天就看无可看。我只记得每次借书时的忐忑，若是借书处的人因人证不符拒而不借，我就有断炊之虞。
当然这么说有点夸张，我借书其实还有别的来源。我向所有具有可能性的同学借书，他们并非书的主人，所以我其实是在怂恿他们将父母、哥哥姐姐的书取出或盗出。向人借书，也得有点资本，手上有货，才可互通有无。借来的书五花八门，从《赤脚医生手册》到《安娜・卡列尼娜》，从扬州评话《武松》到石印本的《济公传》，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到手抄本《一把铜尺》。
不仅内容，我借得的书，形貌上也是千奇百怪。在此爱书人乐道的所谓“品相”，休要提起，因为这些书中，称得上全须全尾的就不多，只可叫做残书――不是“冷摊负手对残书”的“残书”，是真正的残书：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者干脆无头无尾。有一部俄国小说我特别喜欢，大段大段摘录了许多，但书开始的二十多页不翼而飞，结尾缺了多少页不知道，反正是未了，我竟一直不知道读的是何书，直到十多年后一次在资料室随意翻书，翻到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觉得似曾相识，这才蓦然回首，终于能够对号入座。而另有几本那时读过的残书，至今还是不知其名，恐怕也将永远是无头案了。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实可作为书荒年代的证据。奇的是每说到书，最易记起的就是这些，也许忆苦思甜是每个人都容易产生的冲动吧？求知欲最旺盛的年头未能遍读好书，记忆的空间被许多不相干的书或只可谓之印刷品的书占去不少，实在是一大憾事。但要说书与我整个无缘，倒也不确，即使在“文革”年头，钻头觅缝，掐头去尾，我也还读过一些堪称好书的书，此其一；其二，二十岁上下，“文革”总算过去，读书朝无禁区的方向发展，昔之所失，有了恶补的机会。最要紧者，书与我虽是一度无缘，我对书则自小到大，始终是未免有情，而这“未免有情”，在我看来却是最大的缘分。
谈书即抬举书而贬低其他，对我的其他爱好，未免有些不公。不过平心而论，这也并非对书的客套。犹记年轻时喜做各种测验，有次三五人闲聊，便有命题，问若置身荒岛而限带三本书，如何取舍？如何回答已忘却，过后倒超出范围想了一想（何必一定是书？）。想来想去，必需品之外，最是不能离弃的，还是书。
认定书中自有千钟粟、颜如玉且确乎“求仁得仁”者，我们不能说他不读书，范进等辈，做梦都想中举，头悬梁锥刺骨，读书劲头不可谓不大，但所读之物我们未必认它是书，其人我们也不愿称他是与书有缘之人。圣人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与书结缘者，当作如是观。
照孔夫子说法，“好之”“乐之”都是较“知之”更高的境界，也就更难企及。我则固执地以为“好之”“乐之”是较低的门槛，“知之”难乎其难。盖因我将“好之”“乐之”解作一种情感态度或是状态，对书未免有情，也就可以入我门来一笑逢。不拘有用之书或无用之书，要说“知之”，则吾岂敢？然而不求甚解，任他糊涂，自谓“好之”也还勉强当得起。
所以有时我也疑疑惑惑地想，自家恐怕也还算得上是个与书有缘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