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曾专门写了《理学与艺术》长文，对理学影响艺术（主要论画）作了深刻的阐述。虽不少精思，启迪后学，但对书法评价阙如，实在遗憾。今从书法与理学角度析之，以补其缺。
每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潮都来自哲学思想，而书论必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三教合一对中国书法的渗透，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思维的高度。儒家的文质彬彬，里仁之美，至大至刚；道家的大朴不雕，天地大美，玄淡清远；佛禅之空灵圆融，即心是佛，心法为上等，无疑左右着书法创作。只有到了宋代，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观念更新，历史进入到近古时代，书法也出现了变化。在书学思想中，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出现，影响相当深远。尽管许多学者深挖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高言是创变、阳刚等，实际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致中和的书论思想方为主流。徐复观说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应该限定在宋元明清，内倾性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这个时期在书法上，最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盛行，它是为理学文化之分支。理学文化是理学影响圈与书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思辨化，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成了理学书论，起点甚高。（参考吕总《宋代理学文艺论纲》）
一、理学书论对文艺的影响
自宋以来，融合三教而归宗儒学的理学，史称新儒学，有着包容多种学术思想而统一于儒家的气度，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维结构。儒家为经学之丰流代表，其中以理学影响最大，宋元明清直到现在，虽然内部分化主要为道学、心学之异，也包括蜀学、洛学、闽学、关学、濂学、新学之争，最后都集中体现在程朱、陆王之论战中。尽管对“宋学”“汉学”之争各不相让，但经学作为主流文化，已经深刻地烙入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理学最大的思维特点是“外透天道，内彻心性”，即天人合一。自宋至清，可以说主流书论是理学书论（有专文论述）。理学对待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修身层面上，强调“敬”“反省”“涵养”“持养”的妙用，主张“艺道一体”。“涵养德性”是理学家共同之追求。子思《中庸》已提出“德为圣人”命题。程颢进一步提出：“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实际就是“性即理”也。程颐则曰：“性禀于天，才禀于气”。养气修心如对至尊即对天理。钟人杰《性理会通》载：“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这可以看出以书体道之典范。
（二）在文道关系上，或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或言“艺道双进”，或言“道重艺轻”。理学家认为：“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认为学养的作用明显。但多数认为“道重器轻”，把文艺都视为“形而下”的东西。程颢认为：“文必贯道”“器必贯道”。
（三）在创作方法上，强调“心性”，力主“性灵”――性情与灵机的结合。强调“内外交相养”，从心性与天道两方面结合看问题。程子认为：“心通乎道”；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最为典型。心中未发则为“性”，无善恶；既发出来则为“情”，有善恶。最后还得回归“天”乃为“性灵”。
（四）在审美功用上，倡导“天趣”与“人功”的结合，最终追求“天人合一”。强调“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尤其重视“天成”“天全”“天放”“天德”等内容，所谓“尽性以知天”。
（五）在审美风格上，主张“沉潜敦厚”，“从容中道”，有圣贤气象为贵。也喜欢平正端庄，反对欹侧放荡。朱熹对苏东坡、米南宫的责难如“把字写坏了”，过分批评其夸张姿态，但有时又肯定其“英风逸气”。
（六）在艺术品格上，强调人品对艺品的作用，“书关德性”，“人品即艺品”。这是理学家追求“孔颜乐处”、仰慕“圣贤气象”、培养“浩然之气”的具体表现。而文艺之功用必须体现“圣贤气象”，体现一种超然、博大、刚正的人格，是宋儒普遍的共识。
理学家的文艺观有时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兼有道学家和文艺家两重身份的原因。
（七）思维上的“物必有对论”所开创的辩证精神。从《易》开始的“阴阳之道”“相摩相荡”到邵雍的“一分为二”命题，二程《遗书》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体现出宋学的理性精神与辩证法思想。
二、理学书论的巨大影响及特点
自宋而后，尤其是南宋，理学逐级对书法的渗透，日见明显。元代统治者将朱子著作提升为考试标本，学术与政治结合，其影响至为巨大。明代更官方修著《性理大全》，以程朱之学作为取仕依据，清代统治者也注意理学的治世作用，偏于调和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视心法。所谓“书为心画”，既重视古法，更重视心法。元代郝经提出了“书法即心法”的命题。明代相穆《书法雅言》特重“心相”之说。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提出了“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本于心行”之说。他由此提出“书为心学”之说。都丰富了“书为心画”之内涵。
（二）重视“静”“敬”的蒙养工夫，强调“养气说”。文徵明写字态度“非要字好，直此是敬”。董迪《广川书跋》云：“夫君子养心，必气和而在，物无累之，则浩浩搏天之外而若无所碍也。”黄庭坚《跋牛头心铭》亦云“学必以治心养性为本”，所谓“尽心性之蕴”，自成道种。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不论书画、文章，须以无欲而静为主。”
（三）强调“胸次”，以积学和游览来开拓心胸，以雅去俗，神明而化之。如董《广川书跋》所谓“胸中磊落，自成丘壑”。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认为：“宋代人论画，重人品心胸，又深涉性理，乃亦知重日常人生之修养。”其实，宋人论书亦然。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所以张之屏《书法真诠》队为书法之美在二者：一曰气象，一曰风采。这都与书家心胸有关。
（四）重视“韵胜”之书。倡导“逸”格，从审美到人生都追求“逸”的态度。书观“气象”。书法涵蕴人之德性。书之韵在不俗，在远离尘俗。如李祖年《翰墨丛谈》所谓：“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着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人尚本色”，指出“劲气、坚骨、深情、雅韵四者，诗文书画不可缺一”。 （五）强调方法上的“妙悟”，体现为“心通”说。书理与禅理相通，贵在“参详”“顿悟”。王维云：“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朱长文《续书断》所谓：“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黄山谷认为“学书如学禅”，必须参悟。
（六）强调步骤上的“技进于道”。或言“道进乎技”。如苏东坡评秦少游书“技道双进”。朱长文《续书谱》云：“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战。”南宋刘克庄认为“艺不习则不工”等，都要求“技与道俱”，不可只停留在技法层面。
（七）学书原则上先在“明理”，然后“达意”。有常形有常理，理得而法正，法正则意新。张怀《画苑补益》曰：“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刘熙载《艺概・书概》认为：“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便是明书理取近道也。
（八）书法欣赏在“神会”，不可以形器求也。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欣赏艺术唯求“畅神”而已。张怀《书议》《书断》等系列书论中所谓“一字见心”，“以风神气骨为上”，便是的论。
（九）重视学问对于书法的作用。晋人提出了“积学以致远”。东坡提出“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山谷诗云：“书是人间真富贵。”钱穆先牛说：“内基于性，外资于学，务学以开其性；理学家之精修道德，与画家之沉潜于艺术者，同条共贯，事非有异。”钱先生应该知道，书家何尝不是如此。
（十）重视“天趣”，主张“以人复天”，强调“天机自然”。所谓“得自天机，出于灵府”。（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代屠龙云：“人能以画寓意，胸中便生景象，闭端妙合天趣。若不以天生活泼为法，徒窃纸上形似，终为俗品。”张之屏《书法真诠》专辟“养气第十六”，尤其重“养天机之清妙”。他在“标格第十四”中云：“若夫天机高朗，骨格清苍，足以横绝古今者，当以王觉斯为第一”。
（十一）人品即书品。强调书法家人格修炼与书品形成的对应关系。如文徵明题画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张之屏《书法真诠》“观人第十五”认为：“书画一道，肆习者固在天资高，尤赖根器厚。”这根器即在“人品”“人格”的魅力。
理学书论中的疑古思想、尚理明道、注重学养、融合多教等观念，确实拓宽了书论的范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我们俯瞰书法，尤其从本体论来观察书法，获得更大的精神空间。这也是理学对书法的贡献。
三、理学书论的负面影响
理学对书法的影响，自然也是双方面的，有着正、负作用。正面如上，负面影响如下。
（一）过分重视内在修养，忽略外在的形式美感。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最后评价：“清代学者，虽亦高自位置，然既乏于济，复缺性灵，徒于故纸堆中骋心力，故文学艺术皆见不振。语其优者，不过为前代之后劲，无可分庭抗礼者。”，这更指出了大多数人的学习弊端。姚孟起《字学参》已经注意到“形”的作用：“晋人书，形不贯而气贯；唐人书，形气俱贯。”但这样的论述并不多见。
（二）过分注重人文内涵，简单地将书品与人品等观。造成了“自由人格”的失落。如元代郝经《叙书》等文中提出“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等语，有些忽略技法的倾向。人品与书品未必决然对应，如对赵子昂、蔡京、王铎、林彪等的书法认同，需要辩证理解。
（三）过分重视“端楷”，对于欹侧，放荡的行草等不能容忍。尤其是对于有创变意向的作品多视为“异端”，明显的受到朱熹等“淳儒”思想的影响，朱子就专作“端楷论”，有利有弊。陈绎曾《翰林要诀》所谓“笔笔有古意，字字有来历”，强调功夫精熟，并不注重专精、博览之后的“蜕化”，即是创新意识。这也是“院体”“台阁体”“馆阁体”等得以生存的原因。
（四）注重“文质相符”，对“写意精神”重视不够。连“难得糊涂”的郑燮也在题画中说：“‘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虽然，他提倡“必极工而后能写意”，但当时所出现的反对“写意”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明代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对王铎的变法大加挞伐，认为王书“魔气甚大”，对董其昌过分吹捧，令人生厌。项穆《书法雅言》对祝允明草书的非难“晚归怪俗，竞为恶态”，这有些矫枉过正了。
理学书论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甚至矛盾之处不少，反映出时代变化之丰富多彩。我们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如许多书家在早期与晚期的理论出现矛盾，这恰好说明了时代所压，有时必须改变观念的趋势。研究者也应该知道书论演变的复杂多变，方能不拘泥于一端，如盲人摸象，那就很难管窥全豹了。
八面来风
上海浦东篆刻创作研究会成立
8月15日，上海浦东篆刻创作研究会在浦东大团镇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大会，并举办了首届会员作品观摩展。浦东篆刻会现有会员53人，其中西泠印社社员16人，中国书协会员27人。研究会聘请高式熊、吴颐人、张用博、章尚敏为顾问，聘请韩天衡为名誉会长。会议通过了研究会章程，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选举孙慰祖为会长，倪强为执行会长，张遴骏、张炜羽、舒文扬、吴越为副会长，张遴骏兼任秘书长。
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书协首席顾问韩天衡，上海书协周志高主席、潘善助秘书长，浦东新区宣传部、民政局、大团镇等相关领导到会祝贺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