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诗”概念的提出与沿用，至今已历百年。
我本人，1979起使用这个概念，至今已35年。
如果允许把一个概念当成一种活体或一位人物。与“新诗”这个家伙几十年的相识、交往、呼称、感受、揣忖的角度，我一直排斥这个命名，甚至讨厌，内心总是认定它属一个类似赝品的代用称谓。
今天终于可凭“新诗百年之后”这个兼有纪念与悼念的双重名义在内心里宣布它的休止。至少在我这个人这里：代用结束。
事实上，它早已风烛残年，在大多人心中已近僵亡，对之弃用甚至已不必宣布。
然而毕竟，对于中国诗人来说，“新诗”这个类似家族的大概念，太亲太血太多依附太多粘连。它毕竟曾经如此巨大地横亘过我们的面前。在这个概念的周遭，毕竟吸附过、吞纳过巨量浩繁的学术烟云。
不说几句一来二去的话，过不去。
我不想正襟危坐、一句粘一句一段连一段地论点……论据……一是手艺操作上不屑，二是诉求意义上不值。
至于本文是不是“论”，这我就不管了。
在我看，只要把论理的话说得明白，即是论。 1. 我的不良记忆与偏见
在中国百年来的文学名册中，有很多漂亮的命名。像鸳鸯蝴蝶派、撒娇派、枪杆诗、打油诗、非非主义……即使那个并不准确、略带有贬意的“朦胧诗”三字也暗含着滑稽的绰号感和些微接受诗意。
我一直觉得“新诗”是一个蹩脚的命名。
1979年冬我最早把这个词放入第一篇评论文章时，便十分纠结。那时候我还是个大学生，但感觉它是一个民国的旧词儿，并且含义不清、模棱两可，令人产生一种绷着脸的、旧社会小媳妇儿的怪异感觉。此外，由于“新”与“诗”这两个汉字之间并不紧密的组合关系、不特指关系，我记得当时我曾动了想用括号引起来的念头。
如果一个概念或词语，遭到评论者或写作者的排斥或厌恶，常常引起写作上的不悦。而如果这个概念是一个特别大的范畴性命名，那么写作者的潜意识很可能遭到暗中的不良引导，甚至使其思想产生偏离，导致原本的观点发生畸变。
记得我当时在使用“新诗”这个概念时，心里的大致范畴总是顽强地指向“（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湖畔忧怨诗”、“一九四九年后的古典加民歌”这两大部分。我明知道这是我狭隘的误读与误解，但却没办法一次次在内心里不断地随时纠正自己。
35年前，我只是一名年轻又空洞的学生，对这个巨大的公共概念初次使用，非但不敢造次，内心还有一种斗胆荣登圣坛的僭越感。不过那种内心深深的不甘，相当难忘。
如果有人说这是偏见，我一定承认。 2. “新诗”概念两个可能性的转折节点
令我不愿接受新诗概念的上述原因，后代的诗人们可能越来越难理喻。对我们这一代批评家或者诗人来说，内心里一直存在着两个很清晰的界限。
当1976年改变了中国历史时，新诗其实只有50多年的历史。
1949年后，“新诗”其实已经更名为“革命诗”或“工农兵诗”，新之又新！胡适们的“新诗”概念，早已在本质上完全失效。这之后的中国诗，由于政治背景、文化价值的全面翻盘，真的成为一种最新的诗――丧失了全部传统的全民政治新诗。
另一次最准确的休止点，理论上是1976年。那是一次良好的清理机会。
然而没有。仿佛什么都有，却仿佛什么都没有。
所幸诗是一个根本不会顾及什么理论什么命名的即兴的闪电。随后兴起的一场规模浩大的诗歌运动，以巨量的文本淹没了被夭折被改写的全部不光彩历史。
伤痕累累的“新诗”称谓，面对其后发生的一轮接一轮的先锋冲击，再也无力承担总命名的资格。
如果“新诗”是一位老先生或老小姐，他/她应该看到：中国诗歌在其后发出的强烈现代气息，使诗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与中华母语之间，发出了极尽充分、美妙的语言大试验奇观。他/她会以总代名者愧之。
我这一段文字的意思是：一个不令人满意的概念，失去了两次改弦更张的机会。
然而冠于这个莫名其妙名字下面的孩子，却满不在乎地几十年跑得不亦乐乎。管你叫什么。 3. 草创期的仓促命名
今天看，新诗的命名在时间上有点仓促。
限于当时诗人廖廖、作品稀少，而且概念的提出与研讨，也显得相当单薄。
对此，我没有过细地做过研究，但我夸张的感觉是，新诗的写作与命名几乎是胡适一个人单枪匹马完成（正面与他呼应的也只是周作人、傅斯年、俞平伯、沈尹默等几个哥们）。
很多人都会以为胡适的《谈新诗》是一篇正规的论文。但实际上只是一篇约谈。那只是一家杂志社为出版一期双十节的纪念号，约胡适写一篇时事随谈，约定一万字。胡适不愿谈政治，说了新诗。
从最开始尝试写白话诗，到不经意间为它命名，时间只有两年多。学贯中西的胡适尽管学养深厚，尽管他在随谈背后也无疑进行了一些思考（如虽并未明说，但却暗中参照了美国诗人蒙罗“新诗”New Poetry的提法），但这个新兴艺术品类过于短促的履历以及过少量的作品，仍然使胡适像一个今天自吹自擂的业余作者。写诗、评诗、谈诗的水平，均很一般。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巧妇无炊，胡适的手边确实没有太多的新诗创作文本作为依托。更多的例子，适之先生只好不断拿出自己《尝试集》（当时尚未出版）几首短诗作为谈资。说到“新诗”时，老先生甚至很不自信，略带心虚地在前面自缀“所谓”二字（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 4. 急于取得合法性
新、诗――从字面上看，这两个字并不是什么坏词儿。但它组合起来之后却显得呆头呆脑，让人觉出一种不自然的别扭。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是由于“新”字吗？从词义上看似乎又不是――为此，我特地查了《甲骨文辞典》。才知道，在古汉语里“新”这个字反倒挺古旧，甲骨文里有好几个版本的“新”。《说文》分析其中两种类型时称：“新，象以斤斫木之形。从斤，从木，从石。”又说：“斫击也，从斤，石声。”
（下面请允许我像算命先生一样略带偏颇地曲解一下这个“新”。）
也许正由于其中暗含的“斫”意，泄露了那个特殊年代，也即新诗诞生之初的杀伐、激进、断裂的大背景――在帝制时代，中国诗没能完成由古典向白话的转变。也就是说，中国白话诗的兴起与命名，并不是在和平、顺畅的、源自于诗歌创作本身生发出来的自然进化状态，而是起自革命式的断裂与叛逆。
仁慈与自省地说，我今天如此苛刻地挑剔“新诗”概念真是大不敬。
用一个含有时态性的形容词来修饰“诗”，并以此为中国白话诗的总体命名，似乎并非胡适的本意。当年的先驱者在急欲站稳脚跟的、与旧文学强烈断裂的欲望支配下，为了争得自由创作的合法性（甚至带有一点怯生生的自卑心理），也曾尝试了多个概念：新诗者、新诗国、新诗派、新体诗、语体诗……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本土谱系中，人们实在找不到可以借助的词语。而最准确的“白话诗”三个字，太浅太白，显然那些大文豪们又不甘心。
这是中国古老诗国特有阵痛中的一处小痛。千年的格律古诗词太过强大，伍明春说过：为什么没有“新小说”、“新散文”就是一个例证①。
不管胡适有多少局限，都应同情这个伟大人物遭受到的尴尬。他所面对的困难与屏障，一点也不妨碍后业人的崇敬。读100年前他的文章仍然与今天的思想有相通之处。而今天的人们很难相信，当年那些与胡适同时活着，但思想远比胡适老旧千百年的固执的老学究们有多么可怕。当时，甚至有人舍不得把“诗”这个字眼儿给予新诗。今天看来他们出的主意显得非常可笑，竟主张新诗叫什么“俳句”或“燕语”。根据是“中国自古无无韵之诗”，可见，一个小小的韵他们多么在乎多么不想丢弃。当强大的古诗词尚未死亡之际，白话诗歌能争得一个命名已经属于恩赐。
所以我只是轻轻说。新诗概念休止。
是休，是止。它只是在现在时的意义下休息，并停止使用。
作为一个固有的历史性概念与称谓，我认为在涉及朦胧诗之前的诗歌历史时，“新诗”这个概念仍具有中国自由体白话诗历史性的使用价值，如同像“王二小”一样永远存在过的曾用名。
结语：
百年来，在中国现代文明的艰难进程中，在举世华人辗转逆行的精神呼号中，在汉民族庞大母语的复杂演变中，中国现代诗歌早已完成了它的初创。
宏观地说，当下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大体构，在诗意方式、感觉方式、语言方式上，已形成了一整套独自的生命哲学与诗歌美学。细微地说，在诗的内部建筑形态、节奏音律、语感意味、语词转化、意念变异等各方面，也早已完成了细节建构。
此外，无论巨量的诗人规模、巨量的形成文本、巨量的逐时创作数量，还是内部的百十家风格流派，或是延展发育上的多重向度与多重维度，中国现代诗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同类艺术体裁中，均处于强势。在全球的诗歌参与、诗歌交流、诗歌影响上，与全球几大语种相比，中国现代汉诗亦不落下风。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的30多年来，像一股不散的阴魂，中国现代诗更以一浪高过一浪的再生姿态，一代人衔接一代人的莫名传染，在这个奇怪国家里不倦地逶迤、蔓延……
一个人，不能50岁、100岁了还称为“新生儿”，正如一个家庭不能一辈子总是称为“新婚”，一个国家不能总是称为“新中国”。
如果是一个敏感的民族，如果是一根最敏感的神经，我们还愿意把上述的这一大团遮天盖日的精神星云，永远站在昨天的视角上，称之为“新诗”吗。
2013年4月，在杭州《诗建设》“百年新诗的精神与建设向度”研讨会上，我正式提出了这个命题，得到了很多批评家的认同。其间汪剑钊先生曾提议：以“现代诗”取代“新诗”的概念。
闻后感亦无不可。
①伍明春《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发表于《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7卷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