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将新城镇居民的城市融入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新城镇居民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科技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主要包括知识与信息支持、职业技能支持、科技产品支持、科技设施支持等。同时，科技作用于新城镇居民的城市融入经历了一个“物化”“社会化”和“身份化”的过程。实证分析发现，当前新城镇居民在科技利用方面的情况不容乐观，尤其在技能培训、电脑网络使用以及科技设施利用方面存在较大不足。因此，要重视和发挥科技对人的城镇化的支持与引领作用，将新城镇居民的科技需求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从而加速人的城镇化和新城镇居民的城市融入。
关键词：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科技支持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7-0061-06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包括进城农民工和城郊被征地农民）进入城镇，变为新城镇居民①。2013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将“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显示出了新城镇居民市民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在市民化的过程中，新城镇居民仍然面临一定的问题，如科技素养偏低、非农职业技能缺乏等，需要从科技支持的角度加快推动新城镇居民的城市融入。
一、问题的提出
从国外研究来看，与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相关的是移民融入问题研究。国际移民组织（IOM）将移民定义为一种跨越国境或在一国之内的人口流动，而不论时间长短、人员构成、流动原因。它包括各类人员的流动，如难民、强制性移民、永久性移民以及劳务移民等。②跨国移民进入异国，面临被当地“核心的机构、关系和职位”接纳的问题。为此，他们需要“学习异国文化，争取权利，获得身份地位，与本地人建立关系，形成对当地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③。完成了这一过程即表明移民社会融入的实现。从影响移民融入的因素来看，主要有移民政策、劳动力市场结构、社会网络、大众传媒以及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区域、居留时间等个体特征因素等。④此外，科技因素也会对移民融入有所影响。例如，Louise H. Warrick等人研究了针对美国西班牙裔妇女的产前培训项目，他们发现培训改变了这些妇女先前以文化信仰和习俗来对待怀孕的做法，促进了移民融入；Koen Leurs等人研究了荷兰摩洛哥裔女孩基于“即时通信”（instant message，称IM）技术建立的交流空间，认为该空间不仅为移民提供了娱乐和交流的渠道，还提高了她们的自立能力；从国内研究来看，与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相关的主要是关于农民工/流动人口、失地农民/被征地农民的融入、融合或市民化的研究。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这两类群体又被称为“城市新移民”“新市民/新居民”。从农民工的融入现状来看，学术界的研究表明，他们虽然进入城镇，但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及制度等原因并未真正融入城市，形成了独特的“半城市化”现象⑤，即农民虽然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和生活，但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政治参与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在影响因素上，农民工城市融入主要受到居住条件、社区支持、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就业、健康等因素的影响。⑥同时，农民工城市融入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⑦。从失地农民的融入现状来看，近年来随着我国许多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撤村建居和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大批的城郊失地农民搬迁至现代化的集中安置区居住和生活，他们在实现农转居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角色转换滞后、身份认同模糊、相对剥夺感强烈、市民化意愿不强等⑧，影响了他们对新社区的融入和市民化进程。这些问题主要缘于差异化的社会政策安排使其市民待遇迟迟得不到实现⑨。
以上文献是对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的主要研究。这些研究侧重于从制度、政策的角度，分析作为新城镇居民的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制度根源。需要指出的是，制度、政策因素固然重要，但新城镇居民的城市融入最终还需要通过提高其素质尤其是科技文化素质来实现，提高新城镇居民的科技素养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重要条件，不能忽视科技因素对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的促进作用。目前，现有文献关于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过程中科技因素的研究较为缺乏，也不系统。一些研究仅提及农民工和失地农民自身条件不足，如受教育程度偏低、缺乏非农职业技能等；还有一些研究也只是开始关注农民工或流动人口的教育培训、文化娱乐、卫生保健、科普等方面的需求。⑩总体上，科技因素在促进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中的作用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本研究认为，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新城镇居民客观上对科技有需求与运用，科技是支持新城镇居民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能够加快新城镇居民的融入进程。具体来说，科技支持主要表现为知识与信息支持、职业技能支持、科技产品支持、科技设施支持四个方面（见图1）。
二、科技因素支持新城镇居民融入城市的作用机制
科技支持新城镇居民融入城市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科技因素作为一种外在力量，主要通过提供知识与信息支持、职业技能支持、科技产品支持、科技设施支持来达到促进新城镇居民融入城市的目的。与此同时，科技因素还经历了一个向经济与社会因素转换的过程，由此形成科技支持新城镇居民融入城市的五大作用机制。
1.科技知识与信息支持机制
这一支持机制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对科技知识与信息的关注情况，二是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新城镇居民从农村进入城市，为了提高职业技能与城市适应能力，他们迫切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了解和学习相关科技知识。“除了在学校中学习，今天的民众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渠道获取科学知识，包括科学杂志、科学馆、大众传媒、政府项目以及行业赞助的公共信息推广等。”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手机、电脑已成为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新工具。研究表明，农民工在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过程中，使用新媒体较多，手机与电脑的使用最为频繁。新媒体因传播快速便捷、信息量大、技术含量高而逐渐显现其优势。因此，新城镇居民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科技知识与信息必然会对他们的城市融入产生影响。
2.职业技能支持机制
职业技能是一个人从事某项职业的必备条件和基本要求。职业技能支持主要表现在新城镇居民的转移就业上。新城镇居民由务农进入城市“非农”领域就业，首先需要实现有效的职业转换。职业转换的关键是要掌握和具备一定的非农职业技能，即从事非农职业所必备的基本知识、技术和能力，教育培训则起到了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提高新城镇居民职业技能、促进新城镇居民职业转换的关键作用。相关研究表明，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岗位人力资本（技能培训、一技之长等）是影响失地农民职业获得的关键因素，而职业获得又是其城市融入的前提。因此，新城镇居民的职业技能水平是促进其城市融入的一个重要因素。
3.科技产品支持机制
这里的科技产品主要是指传媒科技产品，如电视、手机、电脑（网络）等。相关研究表明，大众传媒对于人的现代化具有促进作用，如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将大众传媒的作用与工厂（工厂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类比，认为与大众传媒的接触会产生与工厂同等的影响。丹尼尔・勒纳则将大众传媒看成是“培育人的现代性的良师”，接触传媒“可以使人的视野大为拓展”。国内相关研究发现，新媒体的使用对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具有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网络的工具性使用（获取实用的知识或资讯），可以激发其作为公民的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使其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心态融入城市生活。因此，新城镇居民对科技产品的使用会对其城市融入a生有益的促进作用。
4.科技设施支持机制
科技设施在这里是指能够为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提供支持的科技类场馆和相关设施，如科技馆、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社区培训中心等。这些设施是进行科技知识普及与传播的重要场所与载体。通过对这些设施的利用，公众可以获取相关的科技知识和信息，增长见识，提升能力。对新城镇居民来说，这无疑能够促进他们更快、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相关研究也表明，科技馆是面向公众进行非正规教育的重要基地；公共图书馆有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知识能力，拓展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空间，实现生产和文化空间的转换。因此，新城镇居民的城市融入也离不开对科技文化设施的利用。
5.科技支持的转换机制
科技支持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总体上是由上述四种机制来完成的，但是这些机制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还需要借助中间变量来实现科技自身的功能转换。根据学术界的一般定义，新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由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四个环节构成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科技的支持作用就表现在如何将科技要素转化为能够使他们在城市立足的经济与社会要素，通过这一中间变量促成其融入城市。例如，技能培训支持就是通过提高新城镇居民的就业能力来实现其职业转换的，以确保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并能够在城市立足。而“使用计算机的技能以及从互联网及类似设施上获取的好处，不仅改变了经济可能性，也转变了受这些技术变化影响的人们的生活”，包括通过网络进行人际互动与交往。同样，新城镇居民参加技能培训或参观科技场馆等活动，在获取科技知识、提高科技素养的同时，其本身也代表了一种文化消费并促使“形成其社会与政治身份”，经由这一过程最终实现其融入城市的目的。这表明，从科技利用到新城镇居民的城市融入经历了一个“物化”“社会化”和“身份化”的过程（见图2），这实质上也是科技的社会转换过程。
三、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及科技利用
状况的实证分析本文的实证数据来源于笔者对苏州、武汉、成都三地新城镇居民所做的问卷调查。通过调查，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与科技利用的基本状况如下。
1.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状况
由于身份认同是多数学者研究农民工或流动人口融入或融合所使用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采用自评身份认同与城市适应两项指标来近似反映新城镇居民的城市融入。实质上，身份认同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状态。作为一个过程，它反映了主体从不认同到认同的整个过程；作为一种状态，它反映了主体对自己属于城市人或农村人的身份判别结果。若一个新城镇居民认同自己是城市人，表明他在城市获得了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有一个固定的居所或租住地，对所在城市有一定的归属感等。这些条件或因素是一个人对自己进行身份判别时所考量的主要依据。从问卷调查情况来看，有25.8%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属于城市人，39.5%的人表示自己属于农村人，26.2%的人表示自己属于半个城市人，8.5%的人表示自己既非城市人也非农村人。不难看出，新城镇居民的身份认同较为模糊，“半城市化”问题较为突出。
如果说，认同所依据的是主体的外在获得，适应则反映的是主体内在的调适能力。城市适应是指一个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后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的调整和改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主体城市融入的程度。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7.0%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城市生活完全适应，38.8%的人表示能够部分适应，另有4.2%的人表示很不适应。从不适应的情况来看，主要包括思想观念不适应（23.4%）、生活习惯不适应（21.8%）、转岗就业不适应（21.7%）、人际关系不适应（15.6%）、城市规矩不适应（6.3%）等。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转岗就业、人际关系都是影响新城镇居民城市适应和融入的关键内容，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科技支持加以调适和克服的。综合来看，新城镇居民的城市融入总体情况不太理想。 2.新城镇居民科技利用状况
依据科技的四种表现形式，即知识（信息）、技术、物化产品、设施，新城镇居民对科技的利用也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获取知识与信息方面。调查发现，有69.6%的被调查者十分关注科技知识与信息，互联网（48.7%）、广播电视（42.6%）、手机（35.9%）、与人交谈（27.1%）、报刊书籍（26.5%）是新城镇居民获取科技知识和信息的主要渠道，平均每个被调查者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数量为2.2个，新媒体渠道占63.5%。如果说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的数量代表“量”，新媒体渠道则代表了“质”。可见，新城镇居民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渠道还比较窄，新媒体渠道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数据分析同时发现，新媒体利用者大多是年轻人和文化程度较高者，年龄偏大者则利用较少。因此，如何在增加信息渠道“量”的同时，促进信息渠道“质”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提升职业技能方面。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5.0%的被调查者表示参加过技能培训；26.3%的被调查者表示拥有一门手艺或技能证书；22.8%的被调查者具有初级职称，13.1%的人具有中级职称，3.3%的人具有高级职称，另有60.9%的人没有任何技术职称。从培训效果来看，只有四成（40.2%）的被调查者认为“效果很好”，而有53.3%和6.5%的人表示“效果一般”和“没有效果”。不难看出，新城镇居民职业培训不够普遍，技能水平低，即使有培训，效果也不理想，培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第三，使用科技产品设施方面。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新城镇居民收看电视、使用手机、接触电脑的比例分别为89.4%、92.5%、75.4%。目前，电视在居民家庭中已得到普及，新城镇居民收看电视相对容易，但他们收看的主要是生活娱乐类节目（40.1%）和新闻时事类节目（29.2%），而法制教育、科技文化等节目的收看比例偏低，分别只有13.7%、9.8%。从手机的使用来看，虽然被调查者使用手机的频率较高，但不少人是将手机作为通话工具，手机上网的比例只有54.2%，远低于其使用的电脑的联网率（86.3%），而且手机上网费用也较高，一些年龄偏大者还不太会使用手机的上网功能，甚至连短信发送也不会，这限制了他们上网消费以及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从电脑使用来看，虽然有四分之三的人接触过电脑，但只有30.7%的人能够熟练操作电脑。此外，新城镇居民能够在单位和图书馆（室）上网的比例分别只有34.1%和6.1%。
第四，利用科技设施方面。调查结果显示，8.1%的被调查者“经常利用”科技馆/文化馆/博物馆，“偶尔利用”和“从不利用”的比例分别为54.8%和37.1%。相应地，被调查者“经常利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科普画廊/宣传栏、培训中心/市民学校等科技设施的比例分别为11.7%、8.2%、9.5%、5.6%。这说明总体上新城镇居民对科技设施的利用不理想，尤其是电子阅览室和社区培训中心的利用率更低。由此，新城镇居民在科技利用方面的总体情况不容乐观，在技能培训、电脑网络使用以及科技设施利用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是导致其城市融入度不高的重要因素，也是需要发挥科技支持作用的目的与意义所在。
四、科技支持新城镇居民融入城市的路径选择
新城镇居民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出现的身份认同模糊、生活不太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其科技利用不足以及科技“物化”“社会化”和“身份化”转换不足的结果与表现。从有利于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的角度，需要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持作用。
1.重视和发挥科技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支持作用，助推人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在本质上是人的城镇化和市民化，它强调人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而人的城镇化又离不开人的发展能力，科技与教育则是全面提升人的发展能力的根本依托。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不彻底，表面上是由于其在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不能与市民实现同城化待遇所致，但实质上是由于劳动者的生产力、科技素养和人力资本储备不足所导致的“可行能力”不足与发展的“不自由”。而“更多的自由可以增强人们自助的能力”，有助于人的城镇化进程。因此，要重视和发挥科技因素在助推人的城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伴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当前科技创新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正在显现，同样科技对于人的城镇化的作用也应该得到重视，即通过科技的应用来提高新城镇居民的科技素养，将科技转化为新城镇居民的行动能力，促进其经济自立、身份转换与观念更新。根据前述研究，科技因素可以为新城镇居民融入城市提供知识与信息、技能、科技产品、科技设施四个层面的支持，从而构成一个支持系统。因此，要根据科技支持的这一特点、针对新城镇居民科技利用的不足，及时为他们提供多方面的科技支持服务，包括科普宣传、技能培训、电脑网络知识普及、完善科技文化设施等，注重l挥科技支持的整体效应，形成合力，整体推进新城镇居民的城市融入。
2.将新城镇居民的科技需求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科技供给
“以人为本”是城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它要求在城镇化过程中始终要以主体人的需求为导向。当前，新城镇居民在科技利用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不足，他们对科技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强，迫切需要更多的面向他们的科技供给。这就需要将新城镇居民的科技需求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与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科技供给体系。作为新城镇居民科技供给的责任人，政府部门要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要求，科学配置城乡“医疗卫生机构、文化设施、体育场所”等科技文化设施，将新城镇居民的职业培训纳入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将新城镇居民培训纳入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政府部门可以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公开竞标，选择有资质、社会声誉良好的专业培训机构为新城镇居民提供培训服务，注重培训的质量和效果。支持企业开展本地转移劳动力和外来农民工的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支持社区开展以提升新城镇居民科学素养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为目的的线上线下科普宣传、咨询、知识讲座等活动。积极创造新城镇居民使用新媒体产品的条件，图书馆（室）、市民学校要为新城镇居民开办电脑操作与上网培训，最大限度地方便他们利用电脑网络学习和掌握所需的知识和技术。 3.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强新型城镇化的制度供给
在促进新城镇居民城市融入的过程中，除了从科技自身出发加强科技供给外，还需要辅之以相关配套制度改革，尤其是户籍制度改革。虽然近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逐渐在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但作为平衡“人口流动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之间的关系”的有效工具，户籍制度仍然是外来农民工共享本地公共服务（包括科技文化服务）的一大障碍，不少地方政府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有意无意地将外来农民工排除在公共服务范围之外，从而阻碍和限制了他们对知识与信息的获取和利用。因此，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今天，要更新观念、创新理念，坚持“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体现了城市对外来人口接纳的胸襟和气度，“共享发展”体现了发展成果享有上的普惠性和公平性。这就要求打破户籍制度的藩篱，将外来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包括科技文化服务）范围，让他们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并在共建共享中得到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事实上，外来农民工也只有获得与市民同等的福利待遇，才能对城市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才会接受和承认自己的市民身份，从而实现科技的“物化”和“身份化”转变。
注释
①与新城镇居民相关的概念有“城市新移民”或“新市民”，主要包括两类人群：一是离开原居住地进城务工经商超过半年的流动人口，其主体为农民工；二是因土地被征用而进城务工经商的城郊失地农民。这两类人群又被统称为农业转移人口。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概念，会议明确指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相比于农民工、失地农民这两个带有一定歧视性色彩或歧义（如既然失地就不应该再是农民）的概念，农业转移人口这一概念较为中性、包容和规范。本文所指的新城镇居民，就是农业转移人口，包括农民工/流动人口、失地农民/被征地农民两个不同群体。与农业转移人口强调转移的过程相比，这一概念着重强调城镇化和市民化的过程特点。此外，这一概念比新市民的含义更广，不仅包括转移至城市的农业人口，还包括转移至小城镇的农业人口。②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Glossary on Migration. Geneva， Switzerland， 2004， p.41.③F. Heckman， et al. Integration and Integration Policies. IMISCOE Network Feasibility Study. European Forum for Migr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Bamberg， 2006， p.18.④Werner Soontiens， Christiaan Van Tonder. Human Capital and Workplace Integration： A Reflection of South African Migrants in Australia.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Vol.143， No.3， pp.1031-1040. F. Bernardi， L. Garrido， M. Miyar. The Recent Fast Upsurge of Immigrants in Spain and Their Employment Patterns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0， Vol.49， No.1， pp.148-187. Mirca Madianou， Daniel Miller. Migration and New Media：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Polymed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2.⑤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⑥刘建娥：《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⑦何军：《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5期。⑧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张海波、童星：《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毛丹、王燕平：《J市农民为什么不愿做市民》，《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6期。⑨韩丹：《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与城市适应》，《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2期。⑩刘平青、姜长云：《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与思考》，《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郑真真等：《中国流动人口：健康与教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美]马克・B・布朗：《民主政治中的科学》，李正风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9页。陈娟：《城市融合：媒介与新生代外来工的社会关系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童雪敏等：《农民工城市融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实证研究》，《经济经纬》2012年第5期。李w、钟涨宝：《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失地农民的职业获得》，《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6期。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58， p.54.郑素侠：《媒介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传媒观察》2012年第5期。徐善衍：《关于科技馆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思考》，《科普研究》2007年第4期。姜晓婷：《公共图书馆与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社会融入》，《四川图书馆学报》2013年第5期。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2―243、13页。[英]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2页。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作者主持的中国科协调研课题“新城镇居民的科技需求状况调查”。课题组于2014年10―12月采用配额抽样、街头拦截访问加入户调查的方式，综合考虑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分布等，向苏州、武汉、成都三市的新城镇居民（包括进城务工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城郊被征地/失地农民）共发放3300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054份，有效率为92.5%。李强、薛澜主编：《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年，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