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公民政治参与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网络政治参与的功效性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议题。乐观派学者认为互联网将通过提升民众参与度对民主的运作产生深远影响，悲观派学者称互联网上的政治参与对民主化的加深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其中，持悲观态度的学者们试图用“懒人行动主义”现象来解读互联网对于政治参与的有限功效性，他们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形式上的便捷并不必然导致参与质量的提升，并且互联网上的政治活动还可能会对公民政治参与产生不利影响。从“懒人行动主义”现象的考察出发，重新审视网络政治参与功效性的测量。有助于后续的研究者进一步提升政治参与行为的评测能力。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功效；“懒人行动主义”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0-0034-06
随着数字化集体行动在世界范围内的频繁发生，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利用互联网这一新的媒介技术手段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发声，与此同时，社交网站的兴起也为政治参与主体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行动舞台。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不断涌现，引发了社会科学领域对于网络政治参与功效性的研究热潮。与早期的盲目乐观不同，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质疑互联网在民众动员方面的积极作用，批评者称互联网上的政治活动是一种“懒人政治运动”，数字化的媒介平台并没有实质性地协助动员公民。
通过梳理互联网政治参与效用的正反两方观点，本文将探讨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是否应被看作是“懒人行动”或纯粹的虚拟行为，依托于互联网路径的组织动员模式是否会真正影响现实情境中的政治决策，互联网行动的参与者与传统形态的政治活动主体相比是否更易于产生积极有效的政治参与行为。
一、以互联网政治参与效用为中心的论争
互联网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来参与政治。这不仅打破了国家对信息的垄断，为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可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数字化公民社会的形成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结果。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重要指标，“媒介化的政治传播已经在当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互联网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的相关性成为学界争议的焦点.乐观派和悲观派学者讨论的核心在于网络参与行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1.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效用
乐观派学者认为互联网将通过提升民众参与度对民主的运作产生深远影响。互联网运动有助于提高民众对政治问题的认识，甚至动员公民采取虚拟世界之外其他形式的行动。行动影响由线上拓展至线下。其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最大程度上将动员信息和事件资讯进行传播扩散，从而增强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力，并使得参与者的行动协调更为便利。社交网站对伊朗、冰岛的抗议示威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化媒体在利比亚、埃及、突尼斯等国爆发的政治运动中也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甚至有媒体将这些运动贴上了“推特革命”（Twitter re-volution）、“脸谱革命”（Facebook revolution）等概念性的标签。“尽管存在着数字鸿沟，但是互联网为越来越多的个人提供了一个平台来参与政治”。互联网的工具性介入并不一定会减弱现实情境中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反而会促进公民政治参与途径的多样化拓展。近些年，随着互联网上政治参与行动数量的急剧增加，多个社交网站也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举措，间接推动了新型公民行动领域的延伸。例如Twitter、YouTube和Facebook等网络平台对正在进行的竞选活动信息的充分发布，为用户向朋友和家人表达自己的政治偏好发挥了空前的效用。
这些新型的网络行动方式普遍被归为政治偏好表达的范畴，即便这类行动发起的初衷并非在常规政治制度内变革国家政府决策，但随着整个活动的逐步推进，发起方的政治理念最终得以广泛传播。这样一来，原有对于传统政治参与行为的界定――“由普通公民行动延伸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决策结果”有必要在互联网形式下加以修正。因为互联网使得政治参与的行动边界日趋模糊，单个的线上运动往往吸纳了许多不同类别的新型公民行动方式。因此，互联网参与不仅涵盖了电子化的传统政治参与行为，如网络投票或网上请愿签名，也会衍生出一些全新的在线行动模式，例如有明确政治意图的黑客行为。
2.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消极效用
悲观派学者称互联网上的政治参与对民主化的加深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学界至今未能获得确凿的资料证明互联网的使用对政治参与确实产生了显著性影响。部分学者指出，互联网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社交媒体技术的革新并不能改变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至多只是产生大量主流之外的公共讨论空间。以及对现有已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公共领域适当地加以深化和拓展。研究者对比分析了传统和网络的政治参与形式对政治知识、政治信任和政治决策的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在促进公民政治行动方面影响有限，也不会对有效参与民主进程发挥潜在的积极效用。事实上，研究中被调查的受访者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多出于娱乐目的，较少去主动接触和了解与政治相关的时事类资讯。有学者在研究文献中提及，互联网行动不过是现实生活中政治参与程度降低后的潜在补救措施。数字化集体行动的密集发生只是一种虚假表象，这一繁华幻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互联网技术驱使着原本在传统政治体制内就已活跃的这部分公民加入了在线运动，行动领域的延伸并不必然意味着行动主体数量的增加。所以说，网络仅仅只是一种选择性技术手段，是那些已经积极参与民主政治的公民的一种可利用资源，它一般不会使更多的新公民加入到公共领域中来。这意味着互联网只是为现实生活中原本积极的政治参与者提供了另一种策略工具，它对消极的参与者们根本没法起到动员作用。
相关的批判观点则认为，互联网实质上创造了巨大的数字鸿沟。互联网对政治参与行为所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加剧公民之间原本存有的认知差异，因为受到良好教育的公民和有着极大政治兴趣的民众从互联网技术中受益必然更大。另一种批判论调称，即便互联网的确激发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愿，也只有当线上行动的结果在现实情境中得以印证，并呈现出实质性的政策改善时，才称得上是有意义和有效用的行为。 总而言之，某些政治参与活动遵循着传统政治制度内的常规运作模式，以期影响国家政府的决策行为。而另一些行动者的参与方式则更具表演性质，跳脱出了体制的框限，将网络作为一个展现政治观点、宣泄个人意愿的舞台。虽然这些旨在达成具体政治目标的网络活动得到了大量的线上拥护者们的积极追捧，但行动的效果仍存有许多争议。
二、“懒人行动主义”的现象解析
近年来，政治参与主体使用互联网这一媒介参与政治的行为备受争议，持悲观态度的学者们试图用“懒人行动主义”现象来解读互联网对于政治参与的有限功效性，他们认为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懒人们”所使用的手段不足以达成其预期的政治目的，网络政治参与形式上的便捷并不必然导致参与质量的提升。
1.“懒人行动主义”一词的由来
学者Fred Clark和Dwight Ozard在1995年召开的系列学术研讨会上最早提出了“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这个术语。自创词“懒人行动主义”将“懒人”（slacker）和“行动主义”（ac-tivism）这两个情绪指向截然相反的词汇合并，试图用消极与积极并存的冲突性语境整合出矛盾的行动理念。运用这一术语的目的在于界定以青年人为主体的网络参与者，通过小规模人际传播的途径，自下而上地影响整个社会生态的公众参与行为，从而营造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氛围。在两位学者的论述中，“懒人行动主义”一词有着正面的行动意涵.他们在提出这一概念的同时，也强调这类低成本、低风险的政治参与活动值得大力倡导。
如今，这一曾经充满阐释张力的词汇业已偏离了原有的界定框架，逐步演变为一个纯粹的负面指称。当下这个充满贬义的网络政治参与术语一般是指一些易于执行且不需要付出大量努力的线上政治活动，低成本和低风险成为测量一场政治运动是否属于“懒人行动”的两个重要指标。当然，“懒人行动主义”并不囊括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所有政治活动。一些特殊的在线活动并没有被悲观派学者纳入谴责的范畴，如互联网上有政治意图的黑客行为，这一类行为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参与的有效案例，因为这些线上活动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而且政治目标更为明确。因此，目前对于“懒人行动”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或社会实际影响力，但可以让参与者产生良好自我感知的线上公众行为。这类政治活动为那些参与行动的公众们提供了一种虚幻的自我满足感――就算没有付出更多的努力，只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成为某一组织的拥趸，就可能对世界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2.“懒人行动主义”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使得“懒人行动主义”现象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但最为年青一代互联网使用者推崇的表现形式主要为以下两类：
（1）“微行动”。社交网站上正在兴起的“微行动”是“懒人政治”的最直接表现。“微行动”意为小规模、多形态，有明确政治指向的在线传播互动行为。网络政治动员者经常发动网络签名活动以彰显其政治态度立场，民众在Facebook这类社交平台上为响应某一号召或支持某一举措而留下自己的电子签名，这类行为正是“懒人行动主义”在互联网上的真实写照。例如拍摄并上传穿戴标注政治信息服饰的照片，在个人主页上装饰醒目的群体标识，加入特定的讨论群组，或者参与短期的在线抗争活动，如“无消费日”和“地球一小时”等。这些行动均被贴上了“懒人政治”的标签，这一贬义的称呼方式矛头直指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结果没有任何影响，只会增加参与者的心理满足感的无意义在线行动。以网上请愿为例，互联网使人们更易于组织活动、发布讯息甚至请愿签名。尽管这些请愿行为很难从线上发展至线下，并在现实空间内再现，但这一类的讯息在网上比比皆是，因为签名的方法只需简单地敲打键盘和点击鼠标。由于这些极为便捷的互联网技术未必会导致政治参与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实际效能的提升，学者们在进行网络技术与政治效能感关联研究时就此提出了大量质疑。
（2）政治性电子邮件。“懒人行动主义”的另一个经典运作模式是大规模地向政府部门投递有政治意图的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等媒介可用来实现点对点的链状政治传播，并增添网络政治动员的私人色彩。例如，在科索沃战争中，加拿大曾有一个倡议网站专门鼓动本国民众积极倡导停战，这一网站的创始者曾发起一项对加拿大总理Jean Chretien以及议会成员们发送停战电子邮件的运动，并为参与此项活动的民众提供可参照写作的信件模板。政治动员者经常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的形式传播政治信息，试图利用这种群发的电子邮件实现游说决策的目的，但这一行为也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学者Shulman检验了从MoveOn.org这一动员网站发送到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大量常规性电子邮件的效力。研究结果显示，只有小部分邮件所提的建议里包含了有效的新资讯，其他的绝大部分都只是一些重复性的言论，不具备任何参考价值。因此，政府当局完全有理由在道德上和技术上轻而易举地选择屏蔽和删除这类邮件。与此相似的是，《华盛顿邮报》驻地记者Tom Reid在一次受访中提及，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期间，他每天能收到30至50封来自南斯拉夫各地大学教授们和抗议人士的电子邮件，但这些邮件的内容都高度雷同，大意是向美国的新闻组织呼吁尽快结束这场轰炸。《华尔街日报》也曾报道，效力于参议员Charles Schumer的行政人员会将纸质信件优先呈递给参议员。如果收到的是电子邮件来函，通常只会发送一封自动应答的回信，这也意味着只有发送纸质信件才能获得参议员本人的真实反馈。
3.“懒人行动主义”现象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悲观派学者指出，尽管线上行动是当今社会中政治参与活动的一种重要策略手段，但目前看来这一行动路径在达到预期政治目的方面成效甚微，并且互联网上的政治活动还可能会对公民参与，特别是实现既定政治目标的公民参与产生不利影响。
（1）线上与线下参与行动脱节。新媒体技术促使了新型人际关系的形成，个人现在能够很方便地在网上搜寻有吸引力的社团组织和感兴趣的政治活动。以往在扩大参与人群方面缺乏有效手段的传统政治组织，现在也有了与目标群体直接沟通的渠道，匮乏的资源得以合理地配置。但由于互联网的交互性和连接力的不断增强，网络上互联互通现象导致了参与行为（如评论、转发和“点赞”）被成倍放大这一直接后果。因此，热衷于关注、转发和分享热点议题的这类“懒人行动者”们在网上频繁参与倡议活动的同时，无形中给公众塑造了一种社交媒体能将想法有效转化为行动的假象。但其中的局限性真实存在，因为人们普遍预设网络政治参与是传统政治参与的有效补充替代方式，从而可能放弃原有的政治参与形式，转而选择互联网技术支撑的新型参与模式。与传统高效精准的政治参与形式相比，这些低效宽泛的在线行动根本无法推动政治目标的实际达成。 学者Coleman和Blumler针对互联网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总结出了网络行动中容易产生的几个共性问题。他们认为这一类运动普遍存在线上行动与线下的政治体制脱节的现象，从而导致行动者的倡议可能根本无法影响政府实际部门的决策行为。此外，互联网上信息传播互动的态势瞬息万变，不可控因素较多，这也意味着网络行动很少会出现经过长时间协商后产生的决策议程。最后，部分网络行动会伴生一个破坏性的和虚无主义的变量。这就涉及到在针对互联网行动主体的研究中，研究者至少应对政治参与者的动机加以审查。例如加入某个网络社交群组，参与者的主要目的可能只是希望将自己的喜好与朋友和家人分享，而不是为了推进现实生活中的公共政策转变。互联网平台的参与者们也被视为根本不愿意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真正的努力。如果从政治参与动机的角度来考察，“懒人行动主义”现象可能会威胁网络政治参与活动的有效性，从而造成新的政治参与行动困境。
（2）娱乐化与表演性行为共存。互联网的媒介属性决定了线上运动的开展必然会带来娱乐至上的消遣行为发生。学者罗伯特・普特南曾指出，现如今公民都退化为消费者，成为了社会互动能力匮乏的“孤独保龄球手”，其后果便是主动参与政治事务的热情急剧消减。媒体（尤其是电视还有互联网）成为社会资本流失的帮凶，随之而来的是公民社会中政治参与意识的衰落。普特南认为互联网可能会对公民政治参与产生负面影响，因为互联网作为媒介被频繁使用主要还是源于它的娱乐属性。事实上，并非所有政治活动的功效都生来平等。大部分与政治关联紧密的“微行动”成效不佳的根源在于：第一，这一类型的运动都设定了难以实现的政治目标。无论在筹集资金或是在跨地区联盟方面，倡导者们总是极力渲染运动的崇高性，以期在最大程度上开展网络动员。第二，线上行动的运作方式驱使参与者摒弃传统的维权剧目（repertoire）。在惯用的有效政治参与方式被剔除后，新形式的成效并未迅速显现。第三，娱乐化的伴生行为消解了政治运动的严肃性。该类活动转化成其他政治行为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佩戴含有行动讯息的标识以及在社交网站上将带有政治偏好的个人资料图片持续展示一天、一周或一个月的时间，这类行为只能归为一种娱乐化的消遣方式。
被贴上“懒人行动主义”标签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多半带有一定的表演色彩，这有别于隐藏在政治外衣下的戏谑行为。虽然讽刺是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工具和话语抗争手段，学者杨国斌也曾称“集体行动中的情感，不是简单的资源或工具，而是斗争的动力”，但如果使用者只是将其视作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的从众行为或者宣泄方式，那它也就与娱乐活动相差无几。学者Morozov认为，“懒人行动主义”的参与者们在加入互联网活动时，或许都怀抱着良好的初衷，带有明确的意愿去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但问题不在于行动的指向出现偏差，而是由于这些参与者们本身缺乏更大的热情去持续推进这项活动，这才是该类行为易遭到指责的主要原因。公民积极地通过互联网平台展现其所主张的政治观点，如果只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虚荣感和满足感，那么这一在线行为方式对于政治参与来说就只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表演，并不能解决紧迫的政治问题。
三、网络政治参与功效性测量的再审视
通过检视现有的研究数据和回顾相关学术文献，由“懒人行动主义”这一称谓引发的对互联网政治参与功效性的讨论，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关键性问题：第一，互联网行动效果不甚理想，在线政治运动事倍功半；第二，互联网活跃分子不参与其他活动，即在线行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线下政治参与行为，从而导致整体政治参与水平的降低。针对上述两个核心争议，从“懒人行动主义”现象的考察出发，重新审视网络政治参与功效性的测量，有助于后续的研究者进一步提升政治参与行为的评测能力。
第一，网络政治参与功效性的测量不应囿于短期的、显著性现象的观察，而应该更多地从社会文化和个体心态的转变来综合考察。从深层次心理动因变革的程度来看，有人认为，通过新兴互联网平台进行政治运作以及点击鼠标这类动作，确实只能认定为表面功夫――既不付出辛劳和汗水，也没有带来太多的实际效果。但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上述针对“懒人行动主义”的批评过于夸大。“微行动”是符合当前社会发展态势和年轻一代生活方式的政治参与新模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微政治行动更具执行力，而后续影响产生的集群效应不应被低估。学者Scott Henderson指出，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微型行动的效用，意识上潜移默化地转变最终可以导致行为上的积极参与，并且社会舆论针对体制问题发出的信号，也可促使民众和政府双方之间开展良性的沟通与对话。例如，“懒人行动主义”的代表――Freerice游戏即积累到了实际价值。这是一款2007年10月由网络开发者John Breen在Freeriee.com网站上发起的益智问答游戏。游戏参与者每答对一题，网站方会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捐赠10粒大米作为奖励。这一完全利他性的活动截止到2010年3月，一共有15760亿粒大米――大约相当于2200万碗粮食，通过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被捐赠给了饥荒人群。
第二，网络政治参与功效性的测量不仅要将网络政治参与和传统政治参与行为作区别化的考察.同时也应注意到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不能用简单片面、非此即彼的理念作为评测参与渠道优劣的唯一准绳。首先，许多传统政治参与行为在彰显行动主体的政治偏好方面不一定比互联网运动来得有效。同样，某些传统的政治参与行为也不一定要求参与者付出大量的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民众签署请愿书或纸质投票的行为常常被视为传统政治参与的行动典范，而这些行为一旦放到网上则被谴责为毫无意义和毫不费力的。其次，学者们的批判性结论建立在对私人和公共领域加以明确划分的基础之上，但实际上互联网的介入让这两个表达政治诉求的平台无法严格区分。相反，一系列充满创造性的政治参与形式已开始逾越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既有边界。总之，线上和线下行动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两种公民政治参与形式，它们有可能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 第三，网络政治参与功效性的测量不仅要考察单个行动主体意识的转变，还应从整体的角度来衡量某一类在线行动于公众认知范畴内的框架构建。网络政治参与成功的重要前提之一便是立足于认知共享层面的线上政治策略的制定。毕竟网络的组织功能是依托于网络的传播功能来实现的，互联网的群体传播行为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根本基础。网络政治参与的行动主体可分为个人和群体两种，其中群体行动者多以网络社群聚集的方式参与整个活动进程。网络社群不同于传统社群，不会因为自我的现实身份而影响社群的活跃度，也更易于挣脱行政管理体制的束缚。从根源上来说，网络群体的形成是基于“共享的认知”（shared awareness）体系的确立，具有相同认知体系的群体可以更为有效地开展线上协调行动。有学者将线上集体行动引发的公众意识转变称作“框架校准”（frame alignment）.意即通过赋予事件一定的意义，起到对个人和集体行动总结经验和指导行动的作用。而“框架共振”（frame resonance）则是指倡导者对目标指向的宣扬和参与公众对行动意图的解读之间所形成的和谐效应。一旦“共振”的情绪认知达成，这一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便会固化为某类政治文化的符号库，进而对互联网的政治生态产生长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尽管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甚至出现了“懒人行动主义”之类的贬称，但没人能完全否定互联网对政治参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网络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电子民主平台，通过增加潜在的政治参与活跃分子的数量和拓宽资讯传播的渠道，互联网为公民创造了更多直接参与政治事务的沃土。
四、结语
近年来，作为西方学者关注焦点之一的互联网功效性探讨，不仅在议题和层次方面逐渐细分，而且在研究视野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不断的拓展和延伸。由于互联网信息的无边界传输，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懒人行动主义”现象已复刻至全球范围，我国也萌生出了大量与此类似的线上政治参与行为，“所指”发生根本性转向的这一专有词汇值得学界持续关注。
互联网技术赋予了公众挑战政府和主流媒体的话语主导权，并且为持不同政见者搭建了一个全球化的平台来传播自己的观点，许多替代性的信息可因此获得。如何克服“懒人行动主义”带来的负面感知，如何提升网络空间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如何合理引导公众实现规范化的线上参政议政，都将是摆在各国政府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项重大挑战。未来只要互联网运动的发起和组织者们采取有效手段增强参与者的政治兴趣，实现由被动消极参与者向主动积极分子的转化，互联网行动的功效将会等同甚至超越线下的政治参与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将不会被贴上“懒人行动”的标签而将是一种促进政府决策转变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