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代文学史中此起彼伏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相比，阿成的文学创作显得多少有些不显山不露水――既在技法上够不上文体实验，在价值立场上又与时代某些大命题自觉不自觉地相疏离。不过，阿成不温不火又一以贯之的写作却也兀自生长出一派别样的风景，只是这里的“别样”并非来自某种奇异的景观，而往往就是我们司空见惯不屑思索的日常生活空间本身。通过对这些极容易被忽略和掩盖的生活世界的书写，阿成的作品呈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来自生命和生活的肯定性力量。也许是艺术的宿命，阿成对凡夫俗子情有独钟。在阿成的小人物群之中，卡车司机、小商小贩、妓女、小偷、小酒馆老板、社会无业人员、下岗职工、右派分子等，三教九流，各行各业，身份不同，却都给人一种亲切感。正如有评论者所概括的：阿成“有相当一部分小说写的是市井小民的命运与生存，这些小说大多琐琐碎碎，无非关涉婚丧嫁娶以至于修鞋补衣之类的家长里短，荣录其中的也不过是开车的、掌鞋的、卖假药的、教书的和写不出剧本的编剧之类的小人物。”{1}这些俗人虽然称不上英雄豪杰，可他们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他们以自己的真诚与善良印证着其鲜活的生命与美丽的情愫。
一、悲剧人生：被扭曲的市井小民
阿成小说中的人物是多维的，小人物不一定都是好人，或者好与坏常常难于界定。有时他们的行为折射出人性的光芒，也有时麻木得让人不可理喻。阿成对于这些平凡小人物身上所负载的负面人性，尤其是社会的阴暗面对小人物的善良人性的异化，给予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
《忸怩》这部长篇小说深刻地批判了商品化对城市人人性的掠夺和扭曲，生动地展示了两个正直小人物窘迫和尴尬的生存境遇。老叶和小老爷子信奉千百年来人们所希冀的被当作人的生活方式和自由自在的人格理想，结果与以掠夺人的尊严为特征的商品社会发生了尖锐冲突，并被抛到生活之外，成为“盲流群落”的成员。可贵的是他们一方面愤世疾俗、守住自我，另一方面又能以宽广的胸怀对待与自己有过恩恩怨怨的妻子、情人及所谓不干不净的朋友们。在老叶的眼里他们都是商业化社会的奴隶，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走向媚俗。可是他们在灵魂深处，仍然给正直、诚实、真挚等等美好人性留有一息生存之地。在他看来，人不是上帝，他们不可能完美，只要不是势力小人、流氓大亨，都可以在某一点上成为朋友。即使对老岳，老叶也会因其人性未泯而去监狱探视他、为他收尸、帮他完成未竟的宿愿。小说最动人的地方是他与小老爷子的友情。同为“天涯沦落人”，他们相互理解、互帮互助、不分你我，达到了至纯至诚的地步。虽然他们身上也有很多缺陷，但阿成还是以理解和同情的笔触来刻画其扭曲的人性，作家的无奈与悲凉力透纸背。
《离家出走》中的秀兰老太本是一个饭店成员，后来下岗，但她不甘平庸做起了买卖。她心地善良、聪明机灵，虽不识字算帐却比那些拿着计算器和算盘的人都要快、要准，竟一分一厘也不差。但命运之神却总是捉弄这个女子，自己的前夫在办保险的路上死去，年仅十几岁的儿子也因“抑郁症”而跳楼自杀，再嫁的老伴好吃懒做，脾气还特别大，稍有不顺就会打骂秀兰老太。为此，她不止一次离家出走。为了生活，她到处漂泊给人打工、做水果生意、当保姆。当她在火车上和人说起自己的痛苦经历时，没人愿意听，“那些妇女都赶紧走开了”，人情的冷酷与麻木由此可见一斑。
秀兰老太俨然一个现代版的“祥林嫂”。祥林嫂是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绳索活活勒死的。她的悲剧是社会悲剧。阿成的秀兰老太生活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她勤劳善良聪明持家，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但是命运之神却偏偏喜欢和她开玩笑，幼年失去父母，中年丧偶丧子，老了却孤苦伶仃，到处漂泊流浪。因为碍于面子，到了山海关火车站却不敢走进亲自抚养起来的亲弟弟家，“弟媳妇不得笑话咱么？都这么大岁数了”。因为软弱，屡屡受后来的丈夫的虐待却始终不敢离婚。因为软弱，离家出走却没拿多少钱，而是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放在家里，留给游手好闲的暴虐丈夫，“我寻思死老头子在家里头呆着，就让他管钱吧。”虽然，她也有中国传统女性的某些优点，但封建传统礼教的流毒深植其心，她的灵魂永远不属于自己，这是她自己给自己设置的“心的牢笼”，永远都摆脱不掉。因而，当她内心充满苦闷而又无处倾诉的时候，她只能暗自叹息“就是这样命啊――”，她的悲剧是自己观念的产物，是个人的悲剧。
可以看出，阿成是以“悲剧的形式”让人感到“怜悯和同情”的。“悲剧的形式”，是对“冲突的观念最完美的艺术哲学表述”，“悲剧象征着艺术的理想”。{2}它充分揭示了人类在整个历史中，所形成的高层次文化心理。秀兰就是中国传统女性悲剧命运的现代折射。
《沉塘》和《甲子》这两个淡化了时代背景的小短篇具有浓郁民俗色彩，结构类似，题材相同，都写宗族如何处置“偷人”的女人。葵花嫂沉塘，身怀六甲的小署娘选择了活葬。这种惨绝人寰的家刑于文学于读者也许屡见不鲜，但它还是震撼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震惊的也许不是酷刑本身，而是面对杀戮时人们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态度。类似的还有《龟裂》，当“三仙”为了那个高尚的信仰一本正经苦干的时候，从队长到工人全都把他看作傻瓜欺负；而当他随波逐流时，却又忽然得到所有人的认可甚至阿谀奉承。当优秀不被看作优秀、当丑恶被当作公理、社会的腐朽与黑暗、人性的扭曲与变形使灵魂再也找不到栖息的家园了。
阿成在揭示小人物的人性缺陷时，从不把自己看成高台布道的启蒙者和冷眼监察的旁观者，而是以传统读书人所常有的悲悯情怀，体谅小人物的目光短浅，同情他们的畸形自尊。其目的在于“用小说去安慰他们，理解他们，让他们看到生活，让他们为自己的、哪怕是一丁点的成绩之美而感到自豪。”{3} “这种切切实实体现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而不需平民百姓仰面企求的人文关怀，正是当今小说创作所匮乏的一种精神向度，理应积极倡导”。{4}
二、妓女群像：美好理想与严酷现实缝隙中的娇花
活跃在阿成笔下的还有一类从事另类职业的小人物――妓女，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从事着世界上最卑贱的职业。阿成在描写这些妓女时一方面用极其赞美的口吻高度评价了她们的人性美及对爱情的执着，一方面也揭露了她们麻木的灵魂，并挖掘其产生的社会根源。 妓女作为社会的最底层过着没有尊严、没有自我的“非人”的日子，在政治权威之下，妓女生活曾一度成为文学作品描写的“禁区”。而近年的文学作品则不同，对妓女的描写一反传统，“既不是从社会学出发将她们当作受迫害的阶级对象，又不是从政治学出发将妓女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现象。”{5}阿成的《良娼》堪称其中的代表。
在这部作品中，阿成把笔探到历史的褶皱里，打捞妓女的命运和遭际，书写彼情彼景。貌似奇闻逸事，实则寓意深远。在风雨飘摇的人生羁旅中，商人宋孝慈与暗娼江桃花之间，充盈着一种温馨的人间挚爱。阿成无意去写哈尔滨繁华窑馆中的风流韵事，而是采用“中立视角”，着力描写了江桃花与从济南来谋生的宋孝慈的关系。在细节的描写中，阿成用简短而包含深情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唯美主义的人间胜图。在母亲初次为娼时，她只是默默为宋孝慈做饭，“端到桌上，说，‘趁热……’，说罢，退到一旁替他烘烤半旧的湿衫。”短短两个字，“趁热”，且语气轻柔，一切尽在不言中，让倍尝道路坎坷、人世艰辛的宋孝慈感到“不似家中，胜似家中”，恰到好处地传达出一种良家女子对漂泊游子的关爱、体贴，母性善良温柔的本性跃然纸上。当宋孝慈走时，“母亲想喊，我怀孕了――汽笛一响，雨也颤，江也颤，泪就下来了。”母亲终究没喊，只是沉默着，将一切苦难留给自己慢慢吞咽。临终前她又叮嘱孩子，不到饿死，不要去找宋孝慈。这也等于永远不去找，永远不给关怀疼爱自己的男人添一丝麻烦和累赘。这是以娼妓行当为谋生手段的母亲的人格尊严。这种道行操守真乃“良娼”也，无怪乎“宋孝慈听了，泪水止不住，就任着蜿蜒下去……”《良娼》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它超越了嫖客和妓女的一般买卖关系，渗透着男女之间相濡以沫的真挚感情。这是普通人虽乏诗意却又浪漫的人生历程，可谓无情世界的真情。
阿成以满腔的同情与爱怜，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看待妓女，把她们当作一个有情有义、有思想、有尊严的正常女性去描写她们的“普通人生”。 阿成的小说，以人物的情感贯穿始终，充满温情，即使在最下流污秽的场所，也饱含着脉脉的挚爱亲情。阿成旨在描述妓女生存困境，从中挖掘出人性美。
名妓赛金花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写她的作品一直很多，而且风格迥异。阿成对赛金花的描写很细致。除了长篇小说《绝世风姿――重说大清侠妓赛金花》以外，在短篇《送官亭》、《菜市口》中也都写到了赛金花。在阿成的创作中她成了一位激荡历史的风流小人物，赛金花和其他任何爱做梦的女人一样，从小抱着要当状元夫人的梦想，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步步实现了这个“灰姑娘”的神话，与此同时，也失去了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她是欢乐与幸福的赐予者。庚子年间，她是个富于民族气节的，令洋人敬重不已的女人，一个在精神交锋中每战必胜的人，对侵华洋人当面表达其无限的憎恨与愤怒。在阿成的心目中她是个普通的、值得赞扬的、应该书写的女人。
从《良娼》到《赛金花》，阿成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中痛苦挣扎的妓女形象，他们与普通女性一样，有自己的爱情观、亲情观和生存方式。虽然因生活所迫沦为了靠出卖肉体而活着的社会最底层人，但她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做人的尊严。她们重情重意，出卖肉体赚钱而不出卖灵魂。阿成以人道主义的情怀确认：妓女也是人，她们也渴望着爱与被爱，渴望着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她们的人性中也有善良感和道义感。这就改写了传统思想中的“妓女”形象，为灰暗的人生涂上了一抹亮色，让人看到生存的希望和存在的意义。
三、儿童群像：成长的另类书写
儿童一般是天真无邪的，但因其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他们的成长常常呈现为一种极为复杂的情状。通常风和日丽带来的是挺拔茁壮，而暴风骤雨要么带来死亡，要么带来病态的、畸形的成长。阿成的《两儿童》所讲述的故事则要复杂得多。
《两儿童》由《干肠》和《小宇》这一组相对独立的篇什构成。分别刻画了两个生活在不同时代，但同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儿童和他们的童年体验。《干肠》中，六岁的干肠用菜刀把捉来的一只肥猫的头颅砍了下来，“然后提着猫头上的耳朵，把血淋淋的猫头扔到院子一角的厕所里去了”，之后协助他母亲剥下猫皮，上锅炖肉。如此血腥的事情，小小年纪的干肠却做得干脆利落。这一幕碰巧被片警烟鬼看到，他料定这孩子长大必会杀人，从此以后“烟鬼开始了对干肠的人盯人防守”，但是在他退休三天后，干肠开始杀人，直到被捉归案。《小宇》中的女孩儿小宇是个爱读书，乐于助人的好孩子，在学校还是少先队大队长。但小宇的父母天天像斯巴达克斯角斗士那样“英勇”地厮打，小宇住的清明街到处都有泼妇骂街和流氓打架。若干年后，小宇做了“小姐”，在一次扫黄中被抓。两个故事，两种童年，殊途同归。
《小宇》与《干肠》一样，读后让人心情沉重。“其深刻之处不在于写了一个下层人物因贫穷自童年始即滋生犯罪倾向，而在于写出了一个根本就没有什么童年的人物之命运。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他的中年、老年和垂暮之年，却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童年、少年以至青年。”{6}这不是一个轻松的结论。《干肠》不是儿童文学，而是成人文学，是让成人社会沉思的文学。他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孩子的所有恶习、罪错其实都是他们生存的成人环境“造就”的。
干肠和小宇的成长结局，使我们忽略了人物背景的时空差异，而不由自主地去思索制造这种结局的更为深刻和恒定的因素。其实，在阿成的笔下，类似干肠和小宇的成长经历的儿童有很多：《冰冰》中的冰冰，本是个有理想的孩子，他曾尝试写过一万多字的小说，受到当作家的舅舅的赞许；然而，随着父母的离异、母亲的疯癫等家庭变故，他最终辍学流浪。《血日》中的山子在继父的打骂中长大，他的生活中似乎只有仇恨与丑恶，所以他用以牙还牙的方式杀害了继父……
这些儿童的成长经历，或许昭示着轰轰烈烈的社会变迁只是表层，沉潜在其底层的生活依然有它稳固的运行方式。生活于其间的儿童除了承接这种生活，似乎不能有其他的命运。这似乎是个悲观的结论，但它彻底消解了当下那种甜蜜而虚假的童年书写，并且以这种个体生活的无力感为媒介，沟通了个人生命和主流人生的密切联系。干肠和小宇的堕落是宿命的，但生动的人物面貌和真实的市井生活依旧在宿命的氛围中立体而微妙地展开。
阿成的小说把文学与现实的张力调到一个平衡点，恰到好处地化二元对立为二元统一，创造了他的小说世界。阿成作品绝大多数关注的是凡人凡事，勾勒的是日常生活的具体空间和细微场景。从饮食男女到街道居所，从乡土记忆到城市体验，从新朋故交到偶然邂逅的陌生人，阿成笔下的风景多是人们身边俯拾皆是的。阿成笔下多是小人物甚或边缘人的生活世界，饮食并非珍馐美味，人物多无丰功伟绩，事件场景未必惊天动地。然而，他的作品并没有流于世相民俗的一般展示，他更努力呵护的是其中哪怕微小的希望和梦想。实际上，与那些轰轰烈烈的事件相比，这些日常事物恰恰更能够穿越历史的波诡云谲，以其仿佛无限的耐受力和持久的生命力，构成了历史的“长时段”，实现着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绵延更迭。
注 释
{1} 何言宏：《文化的北国的精神与生存――阿成东北文化小说理论》，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2} 李洁非、张凌：《什么不是悲剧》，《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6期。
{3} 阿成：《哈尔滨故事・自序》，昆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4} 王菊延：《情系平民写春秋――阿成近期短篇小说论析》，《文艺评论》2008年第1期。
{5} 张韧：《胡天胡地风骚・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6}胡平：《读阿成的》，《小说选刊》2001年第8期。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项目编号：11E019）、牡丹江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骨干项目（项目编号：G201006）、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251234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