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出版业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与此同时，奋战在一线的图书编辑们，内心也不断被新出现的困局冲击着。笔者结合自身实际，试图对当前图书编辑面临的三大困局作简单剖析。
困局一：图书质量不容乐观
当前种种迹象显示，出版物质量仍不容乐观。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没有严格执行出版流程中的“三审三校”，有时甚至流于形式。在图书出版流程中，按规定必须执行三级审读制度，但有些出版社复审和终审往往是蜻蜓点水；对于复审、终审中发现的问题，责任编辑也只是作一下简单的处理，而不是带着复审、终审发现的问题通读全稿，致使潜在的问题未能得到纠正，从而埋下图书质量的隐患。有的出版单位没有校对部门和专职校对人员，由文字编辑完成书稿的编辑加工和校对工作，而没有按规定进行多人交叉编校；但往往由于校对人手不够，要么是校对人员一目数行地完成任务，要么是将编校工作转交给作者或社外编校人员去做，其编校的图书质量难免大打折扣。
2.编校人员的技术水平有待提高，编校的书稿做不到“专业对口”。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信息日新月异的今天，编校人员的专业技术和知识储备相对滞后、陈旧，而且除个别专业外，也不可能所有人员只编校本专业大类的书稿；而且即便编校本专业的书稿，也不能保证都是自己的专业水平能够驾驭的。此外，由于新编辑的成长还需要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由他们担任主要编校任务的书稿，如果没有老编辑的严格把关和传帮带，也很难达到图书质量要求。
3.管理上重效益轻质量。出版单位在管理模式上常常更注重对编校人员进行“绩效考核”，而缺乏进行质量考核的有效方式，因而必然形成只注重出版数量而轻视出版质量的整体趋向。为了完成逐年提高的业绩目标、实现较好的绩效收入，编辑人员的出书数量不断创出新高。有限时间内的“高产”必然出现各种质量上的疏漏。
困局二：编校技术提高缓慢
1.继续教育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8年出台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管理规定》，要求“在出版单位担任责任编辑的人员必须在到岗前取得中级以上出版专业职业资格，并办理注册手续，领取责任编辑证书，并保证每年72学时的继续教育学习。”这项“叫好”的规定实施起来却不很“叫座”，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编辑人员不仅要做好书稿的编辑加工，还要做好上游的市场调研、选题策划、组稿催稿以及下游的销售跟踪、计付稿酬、重印再版等工作，大量的编内编外工作使得他们很难保证72学时的继续教育学习时间。二是作为出版单位，保证图书按时顺利出版是对编辑人员的硬性要求，如果培训和工作在时间上发生冲突，肯定是前者退居次位；就继续教育培训来说，单个学员的资料费加上交通、食宿费，对参训者所在单位来讲也许不算高，但如果每位编校人员每年都参加一次，就不是个小数字。这些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构成了不低的继续教育成本，成为影响出版单位组织、参与继续教育活动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是实质性提高技术水平很难即时见效。有些培训机构，设计的培训学习时间较短，内容安排得过于集中，导致老师授课时，为保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讲课任务，在讲课中删枝除叶、讲述过快、解说不深，影响了学员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对于目前开办的远程教育，由于课程设置不能有效解决广大编校人员日常工作中遇到的疑惑，再加上没有配套的监督、激励政策的约束与支持，致使编校人员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高。
2.缺乏强烈的进取心和责任心
关于上进心和责任感，任何行业、任何岗位的员工之间都存在差别。所以，对于编校人员来说，他们的上进心和责任感在现实中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这与员工的资格新老和年龄大小无关，主要与管理制度、政策引导以及自身素质相关。不言而喻，员工的进取心和责任心对任何单位都十分重要，尤其是出版社必须形成一种积极进取、认真负责做好本职工作的环境氛围。这种氛围的设计、创造乃至最终的形成，仅靠员工个人的自觉自愿是不够的，除了需要上级领导部门的政策支持与监督机制作保障以外，关键是出版社还必须有一系列配套的、闭合的、有效的管理制度，以及运行机制和激励政策，要不断地激励、造就出积极进取的“领军人物”，这样，才能在“领头羊”的引领下，形成马太效应。
困局三：数量与质量轻重倒置
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来图书的出版数量和品种都在不断增加。从以下几方面也能直观地感受到：各出版单位每年申报的选题数量、种类逐年增多，作者队伍在不断壮大，编校人员的任务量逐年增加，出版单位的仓库库位愈加紧缺；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同类书、同名书越来越多，新书的种类逐年增加但首印数却逐渐减少，单品种、大销量的图书越来越少，受读者喜爱的图书所占比重始终偏低。然而，出版单位为了在出版物销售市场上占据较好份额，保障稳步发展，不得不极力追求出版规模，执意向数量、品种要效益，这就直接导致选题论证不规范，等稿上门的选题与编辑组织策划选题的占比越来越高，出版物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现象严重；有些出版单位在选题策划方面过分依赖民营工作室，丧失了自己的主控权，淡漠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主力军的职责；有些编辑人员，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盲目增加自己的编辑数量，无法做到“精耕细作”；有的编辑人员，为了完成出版任务不得不为赶进度擅自减少编校次数，不严格遵守出版流程，使得正常的出版周期被严重挤压。这些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出版现状，导致市场上精品畅销图书较少，仓库里平庸滞销图书较多。这种重数量、轻质量，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运作理念，在出版行业应该不是个别现象。
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施行书号实名申领制度之前的较长一段时期内，对责任编辑每年的书号配置是有一定数量限制的。当然，这项制度已不适应目前快速发展的社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图书市场的繁荣，影响出版行业的稳步发展，但由于出版单位需要在有限的书号数量上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占据理想的市场份额，这项制度客观上也促使出版单位对申报的选题进行反复调研、严格论证、再三权衡，同时也为责任编辑“精雕细琢”、认真编辑加工每部书稿提供了时间保障，强化了责任编辑的精品意识。因此，如何平衡图书出版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如何在出版单位内部打造“质量就是生命线”的环境氛围，无论是对读者、对出版市场，还是对出版单位、编辑人员而言，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值得大家去深思；同时，无论是对政府管理部门，还是对出版单位、出版界的每位员工，都是一份任重而道远的责任，需要大家勇于担当，并且脚踏实地地去努力。
综上，出版业在出版物质量保障、编校人员技能提高、出版物数量与质量的权衡等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考验着编辑人员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已成为编辑人员无法回避、朝日面对的困局。要想突破当前困局，仅靠某个出版单位、某些领军人物和编辑人员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国家层面的政策优化、制度支持，省局层面的强化管理、从严监督，以及出版单位的认真贯彻、落实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