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节 遗言遗产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被史家评为治安良好、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时期，只有西周初期的“成康之治”、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本长篇连载讲述的是“文景之治”。文，是指汉文帝刘恒；景，是指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刘启，这两个皇帝先后统治汉朝整整四十年。“文景之治”后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政治的典范。历史可以照亮现实，“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为此，本刊特连载复旦大学法学院郭建教授的《正说“文景之治”四十年》，以飨读者。
汉文帝当皇帝的时间有23年，自从中国有皇帝以来，已经算是创造皇帝在位时间的第一个长时间执政纪录了：秦始皇12年，秦二世3年，汉高祖12年，汉惠帝7年，吕后8年。到了公元前157年的农历六月份，汉文帝患上重病。尽管他只是刚满了46周岁，可他却预知到自己快不行了，就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
感人的遗言
汉文帝在死以前做了一道非常感人的遗诏，要求向臣民颁布。
遗诏的开头部分以谈论人生哲学开始：
“朕听说凡是天下万物只要有生，就没有不死的。死亡这件事是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实在是用不着特别哀伤。现在世间的人们，都喜欢生而讨厌死，为了厚葬不惜倾家荡产，为了服满丧服不惜伤害健康，我很是不赞同。”
遗诏的以下部分把汉文帝一贯保持的低姿态做人的风格发扬到了极致：
“况且朕既不德，对于百姓没有什么帮助；现在要死了，还要使百姓穿着丧服很长时间，违反寒暑的穿着惯例，使父子悲伤，伤害长幼的志向，减损人们的饮食，断绝对于鬼神的祭祀，那不是在加重我的不德吗？！怎么对得起天下！”
“朕获得奉祀祖先宗庙机会，以眇眇之身而高居于天下君王之上，已经二十多年了。全托天地之灵，社稷之福，境内保持了安宁，战事很少。朕既不敏，经常害怕犯错，以至于羞辱了先帝的遗德；时间长了，又怕不能善始善终。现在终于得以天年，也得以追随高祖。这是对朕之不明的嘉奖，怎么会有什么悲哀的感觉！”
这位细心的皇帝将自己的后事布置得也是无微不至：
“其令天下吏民：丧事传达后只需要服丧三日，三日后吏民都要脱去丧服。各级官府不得禁止百姓娶妇、嫁女、祭祀神灵、饮酒食肉。应该从事丧事事务的，都无需穿着给父母服丧的‘斩衰’丧服（不缝衣边的丧服），带宽度不要超过三寸，也不要在车辆上和兵器上蒙上白布，不要动员男女百姓到皇宫里来哭丧。宫殿里按礼应该哭丧的，每天的白天和傍晚各放声哭上十五声，行礼结束后就停止。不是在白天、傍晚固定的行礼时间的，禁止宫殿里擅自哭丧。下葬后，有关人员穿着大功（粗的熟麻布）的丧服十五日，换穿小功（较细的熟麻布）十四日，再换穿细麻布的丧服七日，就可以脱去丧服。其他没有在本法令中明确规定的事项，比照本法令施行丧事。布告天下，使臣民都明知朕的意思。霸陵（汉文帝预定的墓地）山川都要保留原样，不要更改。夫人以下直至最低的少使称号的嫔妃（按照当时的法律，皇帝的嫔妃分为夫人、美人p良人p八子p七子p长使p少使七个等级）全部放回娘家。”
汉文帝还另外命令，由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负责指挥出丧的行列；典属国（管理降顺的外族事务的大臣）徐悍为将屯将军，负责指挥附近各地驻军；他最信任的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担任安葬汉文帝的棺柩的总指挥，并给陵墓复土封存。汉文帝还明确规定，出丧动用的人力：总人力为三万一千人，其中长安附近的属县征发一万六千人，关中地区的其他县征发一万五千人。
这些丧事的细致安排，突出的都是节哀与节俭，谨慎地防止大办丧事引起民力匮乏。
在两千多年前，一个专制君主的遗嘱居然能够这样清醒，这样冷静地为自己来个盖棺定论，实在是太难得了。这究竟是汉文帝高尚的人格体现、还是他的政治智慧的最后表演？他对自己的这样低调的评价，究竟是否仅仅是姿态、还是真诚？
尊为楷模
汉文帝在活着的时候，下达诏书中讲到自己的总是“不德”、“德薄”，可是当时的人们并不这样认为，尤其是他的继承人、太子刘启不这样认为。
汉文帝死后的第六天，群臣讨论决定给他上一个尊号“孝文皇帝”。太子也在这一天到了汉高祖的宗庙，宣布即位。
刘启当了四个月的皇帝后，决定要给自己的父亲一个明确的历史地位。他下诏说：
“听说远古的时候‘祖’是有功的祖先的尊称，‘宗’是有德祖先的尊称，制定的礼乐也各有不同。听说歌是赞扬德的，舞是表彰功的。高皇帝太庙举行祭祀仪式，要奏武德的乐曲，表演文始p五行的舞蹈；惠皇帝的神庙举行祭祀仪式，表演的是文始p五行之舞。而孝文皇帝驾临天下以来，打通关卡，远方都成一家。废除诽谤罪名，革去肉刑酷刑，赏赐乡间长老，收恤民间孤独，以养育众生。自己减除嗜欲，不受诸侯贡献，不谋个人私利。处罚罪人不连累其家属，不杀无辜的人。废除宫刑，放出宫中的美人，唯恐断绝人的后代。朕既不敏，不能知道全部历史，但孝文皇帝的这些举措都是上古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自施行。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没有不获得利益的人。他的英明就如同日月一般，但是祭祀仪式的舞乐却不相称。朕很是忧虑。请为孝文皇帝庙祭祀仪式配置昭德之舞，以彰明厚德。并且将祖宗的功德着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请与丞相p列侯p中二千石p礼官详细讨论礼仪上奏报告。”
既然皇帝明确表态，丞相申屠嘉带领群臣以这道诏书为原则，制定了具体的礼仪制度：
“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这是臣申屠嘉等等臣下因愚昧所不及的。臣等谨议：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因此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以后的天子应世世代代在祖、宗之庙举行献祭的典礼。各个郡国、诸侯也应该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每年要向朝廷的祖宗之庙贡献祭祀费用、派代表参加仪式。请着之竹帛，宣布天下。” 显然，汉景帝与大臣们根本不接受汉文帝生前再三宣称“不德”、“德薄”的自我评价，相反，他们都认为汉文帝最突出的品质就是“有德”、“厚德”。
官方正式定调以后，历代的史学家基本上都按照这个路子去评述汉文帝。司马迁在写《史记・孝文本纪》的最后有一段“太史公曰”：
“孔子说‘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就是说立国三十年后就可以实现‘仁’政，好人治理国家百年，也可以消除残暴与杀戮。这话说得太好了！汉朝兴起后，至孝文帝去世已经有四十余载，德至盛也。应该可以庄重的改正服色（改变沿袭秦朝水德、尚黑的传统）、封禅泰山启告上天了，只是因为汉文帝的谦让没有实现。呜呼，岂不仁哉！”
司马迁已经将汉文帝的评价提高到“盛德”了。那大概是因为他在写作《孝文本纪》时投入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借着批判他所处的那个“今上”（汉武帝）时代的恶俗。
后来班固写《汉书・文帝纪》，大概因为是处在儒家“德教”政治的朝廷方针之下，在最后的赞语里就不再强调汉文帝个人的“德”，而是强调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说汉文帝是专门以“德”教育、引导臣民，才得到了“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局面。以后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重复了班固的结论。
那么，汉文帝真是如他的儿子、群臣以及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真诚的道德的实践者抑或是一位伟大的道德的灌输者？他治理汉朝社会的成就也是因为他的伟大的道德感召力抑或道德的灌输力而得到的吗？个人的道德真的在历史上有这样伟大的作用吗？
均衡大师
和古今中外的专制君主相比，汉文帝确实具有过人的人格感召力，有着帝王难得的自我约束的自觉性。不过这应该不是他当皇帝时期治理成绩的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因素。
自从孔夫子编写鲁国的《春秋》编年史以后，因为其他诸侯国的史书都被秦始皇付诸火堆了，只有这本被儒家的弟子们细心地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成为以后读书人写史书的标准文本。而孔夫子在《春秋》里鼓吹的，是一种泛道德史观，将一切历史演变都简单地归纳为道德水平因素，强调统治者本身作为道德楷模的强大感召力，以及对于臣民施行道德教育的强大影响力。孔夫子之所以突出道德的力量，大概是因为他看到了太多的统治者的荒唐行径，他是站在道德立场上对他所处的时代进行大批判，未免把道德的力量夸大到了极限以上的地步。他以为道德高尚的统治者将像北极星那样吸引住臣民环绕周围，上层人物“君子”的高尚道德则会像季风一样，决定下层百姓“草民”们的取向。他以为只要君主加强对于臣民的道德教育，国家就会得到大治。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正是儒家学说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卷土重来的时候。而他看到的统治者太多的黑暗面，也促使他更相信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希望历史的启示与教训能够对当时以及以后的统治者有一定的警戒作用。因此他在基本的历史观上还是接受并阐发儒家的观点。他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汉文帝树立为道德的楷模，为汉文帝未能改正服色正朔、封禅泰山表示惋惜，也隐隐有批评“今上”汉武帝自己的道德水平还远远不足，却一直企图改动服色正朔、封禅泰山的野心的意思。
实际上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大概已经可以明白，汉文帝真正了不起的是他能够自觉主动地把握住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均衡，他是一个均衡大师。
他唤起了政治上“民心”的重要性。从第一道诏书开始，“民”就开始频繁出现在他的文告及命令中。尽管平民并不成为一个有发言权、有影响力的集团，但是他通过普遍赐予、允许买卖爵位的办法来提升百姓的社会地位，通过革除严刑峻法以及“轻徭薄赋”来给予百姓实惠，使皇帝与百姓之间建立起信任感，成为牵制各大既得利益势力集团不敢轻易反叛的潜在的因素。
汉文帝的上台，是一个功臣集团与皇族集团的妥协、而以功臣集团为主导的结果。汉文帝登基后，并不去破坏这种妥协，而是更主动、更自觉地注意平衡各个集团的力量。
首先是着力通过对周勃这个象征性人物的暗中排挤打压，以及列侯前往封国的手段，将功臣集团的势力压缩到不至于威胁皇权的程度。但是他并不打算过度削弱功臣集团的政治势力，表现在他把丞相的位置总是保留给功臣集团代表人物，军事指挥权力也仍然给功臣集团保留――除了关键的京师地区的军队集群。
其次，他试图提升皇族集团的拱卫朝廷的作用，除了当初差一点就代替他登基的齐王家族外，他对于其他的皇族集团采取扶植的措施，力图让皇族诸侯国成为皇权的主要支柱。不过当经提醒提防皇族诸侯国的离心倾向后，他也能果断进行纠正。
再次，汉文帝又大力提升平民阶层的一些人物来参与朝政，逐渐向功臣、皇族两大既得利益集团把持的朝政掺入沙子，逐渐开启平民人物取代元老的趋势。
这位均衡大师还在政治天平上投入了更重要的砝码，这甚至可以说是汉文帝更主要的政治遗产。
那么，这项遗产究竟是什么呢？
政治遗产
汉文帝在政治均衡天平上投下的最重要的砝码，就是皇帝本人执掌的朝廷决策权。
汉朝建立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君臣共治”的局面。陈平对汉文帝所言，丞相的作用在于辅佐皇帝走正路，不理具体政务的言论，或许有一定的真实性。政治决策权在一定程度上是丞相、御史大夫及皇帝共同掌握的。
为了防止被功臣集团把持的朝政一边倒，汉文帝在决策体制上大力引进、提拔由皇帝直接控制的身边的“宦皇帝者”、谋士们来参与决策。最突出的如袁盎、贾谊、晁错这些非贵族出身，同时也没有朝廷重臣位置的谋士，成为他决策的主要帮手。
同时，汉文帝在原来的“宦皇帝”与“官吏”之间进行人员的交流，宦皇帝者经常被推荐到朝臣集团担任大臣。像张释之这样从皇帝侍从出任九卿的并不少见。结果等到下一任皇帝的时候，这种区别差不多已经被人遗忘了。
皇帝本人周围形成的这个小圈子，由于获得了参与决策的权力，成为政治天平中最重要的砝码，很快成长为足以对抗其他的政治集团势力的一个政治力量。
这样的圈子最令皇帝放心的，一般都是皇太后及皇后的亲戚，即所谓的“外戚”来把持。可是在汉文帝的时候，由于功臣集团高度警惕再出现第二个吕氏现象，因此汉文帝只能隐忍不发。甚至只能将自己的舅舅薄昭忍痛赐死，或者是压下小舅子兄弟的官职，来谋求恢复均衡格局。
不过既然皇帝周围的圈子已经形成，皇帝依靠自己人而不是丞相朝臣来行使决策权力的惯例已经出现，那么外戚参政只是迟早的事。只要后来的皇位继承人没有汉文帝那样的政治智慧，或者其他的政治集团势力逐渐分化衰败，外戚必将成为最强大的集团。而一旦外戚也成长为皇帝的异己力量，刀光剑影的宫廷政变也就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结局。
汉文帝这位均衡大师开创了这个趋势。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对于均衡的深刻领悟，以及均衡绝技传递给继承人。
在古代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这种政治均衡局面都是这样，那只是属于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历史人物的创举，在历史长河中这样的均衡局面往往只是一小段河道。随之出现的，总是一两个集团的势力无限扩张，最后严重压缩其他集团的利益，引发政治地震，全社会陷于战乱，通过社会的大破坏来恢复到平衡。
只有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上一些零零星星的城邦国家，在汉文帝以前好几个世纪以前，就形成了一种以各政治集团的协议来固定政治均衡局面的办法，当然这是以废除王权、轮流执政为前提的。而在汉文帝以后1400多年，在西欧一个小小的岛国英格兰，也想出来一种保留国王，但国王必须遵守与各集团达成的协议，决策权力由各集团代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行使的办法，使得社会内部的冲突被局限在一个不无限制使用武力的底线之上。即便如此，这样的协议真正发挥作用，也是基本构架形成后又历经几百年的和平与战乱交替，才最终固定下来。
我们没有办法去苛求汉文帝，他做到了他那个时代一个皇帝能够做到的一切，对于他开创的这个趋势，他自己无法预见，也无法负责。
于是历史继续着一治一乱的轨迹，需要的仍然是一位有政治智慧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