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风云际会，繁盛一时，见证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广袤辽阔的中亚地区无数的沧桑巨变和盛衰荣辱。
当朔风和黄沙蚀尽最后一丝荣光，敦煌也无法逃出盛极而衰的宿命。衰落的敦煌渐渐被人遗忘，直到1900年，一个浑浑噩噩又不乏小聪明的道士，他一次不经意的行为，让这个荒凉残破沉睡千年的地方再次汇集了世界的目光。“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他挖出了亚洲最伟大的古代文化宝藏。
从此，敦煌的辉煌与耻辱就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小人物就是道士王圆。
传奇总是在不经意中完成的。吊诡的是，历史把这个奇遇的机缘幸运地赐给了王圆这个年近半百的道士。是他发现了敦煌藏经洞！是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窟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窟耗尽青春；欲哭无泪的悔恨与被挫伤的民族自尊将由这个洞窟吞吐。
王道士发现了敦煌藏经洞。但纵使费尽心机梳理他一生的事迹，仍难以寻觅到他与他的伟大发现有什么必然联系的蛛丝马迹。
王道士（约1850―1931年）出生在湖北麻城县。本名园禄，现在更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叫“圆”。“圆”这个名字蕴涵着非常浓厚的道教味儿，似乎让人感觉到这一定是在他做了道士之后才有了这个意味着功德圆满的名字。
王道士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在他的童年时代，他生活的麻城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据《麻城县志》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湖北省包括麻城在内的十个大县从农历的六月到九月滴雨未下。直到第二年，仍持续大旱。连年的灾荒致使庄稼枯死，米价飞涨。史书记载曰：“禾麦尽槁，斗米千钱，人有菜色，野有饥孳。”虽然政府也制定了“缓征本年租税三分之二”的政策，但实际上对饥寒交迫的灾民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他们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乡。
刚刚八九岁的王圆为了活命，也不得不跟随家人，凄凄惨惨地汇聚到逃难的滚滚人流中，开始了他漫长的流浪生涯。历史不会也不可能去关注一个流浪儿的生活，所以即使他辗转流落到敦煌发现了举世瞩目的藏经洞，他的人生经历轨迹也仍然很不清晰，只能通过一些零星的片段来推测。大概在清光绪初年，他在甘肃酒泉的巡防军里当过差。而当时的酒泉，道教活动颇盛，驻军的巡防营里也传播着道教教义，王圆可能在服役期间就接触了道教。在退伍之后，不知出于何故，就在当地出家成了道士，师父是当地道行高洁的盛道法师，给他起了个道号，叫法真。因此，道人尊称他为“王法真”，俗人习惯称他为“王道士”。
从八九岁背井离乡到中年出家为道，他的墓志铭说“历尽魔劫”，从而“灰心名利”。再后来他又到处漂泊，离开酒泉，继续向西云游。而这时，在他的心中至少已经种下了道教信仰的种子。他可能到过许多地方，大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漫游到敦煌莫高窟，就在这儿安顿下来，直到终老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一个道士为什么会选择在本来是佛教圣地的莫高窟居住下来？可能当时的莫高窟虽已非常萧条败落，但寺院的香火还没有中断，老百姓的供养与施舍还勉强可以接续。也可能因为莫高窟那清静安宁的环境让漂泊流浪多年的王道士可以安放那疲惫的灵魂，于是莫高窟便成了他最为理想的落脚地。难怪他初见千佛古洞，乃慨叹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在这个佛教圣地，曾经的辉煌虽然已成过往，但荒芜的洞窟和斑驳的造像仍然散发着雄浑的气魄和诱人的光彩。莫高窟浓厚的宗教气氛无疑也契合了他模模糊糊的宗教信仰，让他决定停下那云游四方的脚步。
王道士选择了莫高窟，莫高窟也接纳了王道士。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已年近半百，而此时的莫高窟主要由互为隔墙邻居的“上寺”和“中寺”的僧人看管。但当时这两个寺院的僧人主要是属于藏传佛教系统的喇嘛，对属于显教的洞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莫高窟完全处于自生自灭之中，大自然的风雨可以恣意侵袭，一幅破败荒凉的景象。
近乎无人问津的莫高窟为王道士的进入并充当住持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眼见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便自愿地担当起“守护神”的重任。在一种模糊朦胧的宗教信仰的驱使下，他以修窟拜佛的名义，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并对洞窟进行维修。他还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的“三层楼”对面选了一块平整的地方盖了几间茅屋住了下来。慢慢地，他和当地的百姓士绅熟悉了，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与莫高窟渐渐确立起来。他很快成了敦煌的名人，公然以“莫高窟住持”的身份自居。
王道士开始着手修复残破的莫高窟。他粉刷了一些洞窟里历经风雨剥蚀、颜色剥落灰暗的壁画；还把一些洞窟里的佛教塑像毁掉，改为道教塑像；又打通了洞窟之间的岩壁，修建了连接洞窟的一个个甬道，这样洞窟之间行走就方便多了，但岩壁上精美的壁画却也遭到破坏。另外，他还请人在一处新筑的走廊上描绘了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
王道士甚至还用老百姓布施给他的用于修缮佛窟的香火钱建了一座在当时的敦煌来说相当气派的建筑，即莫高窟道观“三清宫”，俗称“下寺”。在佛教圣地莫高窟堂而皇之地供起了道家三尊像，花的竟然还是敦煌老百姓施给佛窟的钱，这似乎有些荒唐。其实，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不仅把一个道士安排在和尚居住的佛窟里，还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竭虔诚之意，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透着离奇古怪，让人难以置信，但这的确就是事实。
很快，莫高窟的一些洞窟里已经摆放着由王道士新塑的泥像和经他之手涂抹的新“壁画”。他还在莫高窟前栽种了一大片白杨，如今早已绿树成荫，参天蔽日。后来，敦煌县长为嘉奖他的功德，还委任其为道会会司，因此，也有人称他为“王会司”。
王道士在莫高窟住了下来，最终使他成为藏经洞的揭秘人。这是阴差阳错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神秘力量的暗示？其实神秘的力量是不存在的，虔诚的宗教信仰才是王道士接近藏经洞的关键所在。假如他没有在莫高窟发展道教的宏大志向，莫高窟的藏经洞不知还要沉睡多久。好在历史不容假设，藏经洞重见天日的日子还是悄悄地到来了。 1900年6月22日，对王道士来说，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但对世界文化史来说，却是一个必须铭记的日子。
在后来被编为16号的洞窟上建成道教标志性建筑――太清宫，似乎是王道士长久以来的梦想。为完成这一宏愿，就必须把16窟的上下两层打通，但洞窟中填满了多年的积沙，要想完成这项工程，必须先把积沙清理出去，否则，凿通工程就根本没办法进行。
那天和往常一样，王道士雇人清理积沙，在所剩不多时，忽然听到壁面发出响声，入口附近的壁面随即裂开了一道缝隙。原来，这是常年被积沙壅护的窟壁乍一失去积沙而倾斜龟裂。在王道士的印象中，这个洞窟的墙面应该是山体，不应该是虚空的，怎么会有缝隙呢？他疑惑不解地敲了一下那面墙壁，竟然有空洞的声音传出。于是，王道士和其中一个杨姓伙计拆除了这残垣败壁，里面露出一个土坯垒砌的小门。拆除了土坯，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黑黝黝的复洞，大约几丈见方，里面堆满了无数叠放整齐的白布包，密密麻麻，所剩空间仅能勉强容下两人。每一布包裹经十卷，从窟底排放到窟顶，又有数不清的佛帧绣像等平铺在白布包之下，另有封藏的许多古物。这个洞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藏经洞，洞内所藏书籍总数约5万卷，被后人称为“敦煌遗书”。
藏经洞的发现在敦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王道士在莫高窟住下后，一面收取香火钱，一面雇人抄经以便出售。当时王道士雇书生杨河清在16号窟甬道立一香案抄经，杨在休息时，经常将点旱烟的芨芨草插到墙上的缝隙中。这天，杨又伏案抄经，和往常一样，把还未燃尽的芨芨草插在了墙缝中，意外的是，芨芨草居然一下子深入到墙体中，他小心地用旱烟管敲打了一下墙壁，里面传来了一阵空洞沉闷的声音，密室就这样被发现了。
或许是因为芨芨草不易燃烧，又有人说杨河清其实是用佛案上的佛香来点旱烟。抄经的杨氏每次点过旱烟之后就随手把佛香插到身后墙壁的缝隙里。可是，有一天，佛香插入墙体很深，一根佛香插完都没有到底，于是他猜测墙壁后面可能是中空的，就告诉了王道士，之后，发现了密室。
这是一个怎样的洞窟呢？
这个现在编号为17窟的藏经洞，位于16窟甬道的北壁，距地面约1米高。其实与16窟是同一窟洞，二者合二为一，是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三层楼”的最底层，第16窟的附设小禅窟。它的窟门仅高1.8米，宽0.8至0.9米。洞窟是个东西长2.7米、南北宽2.8米、高2.5米的方形窟室，建于晚唐，坐北朝南。覆斗形顶，北壁贴壁建长方形禅床式低坛，其侧面和前侧面画有壶门、衔灵芝的鹿、茶花边饰和云头僧履（僧靴）。窟顶以及西、东、南各壁均无壁画，西壁北端嵌有高1.5米、宽0.7米的洪辩告身碑。碑文显示，此窟为纪念9世纪的高僧洪辩而凿。北壁中间画有两株枝叶繁茂的菩提树，树叶青翠欲滴，枝叶交互拌存，使人仿佛感觉到阵阵清风吹拂着菩提圣树，耳边响起美妙动人的枝叶摩挲声。左侧树枝上悬挂着僧人使用的静水瓶，树下有一比丘尼，双手捧持对凤图案的团扇，恭敬侍立。右侧树枝上挂着一只挎带，树下站立一位近事女（又叫优波夷，在家女弟子），一手持杖，神态端庄严谨。
此窟原为晚唐河西都僧统洪辩生前禅室，用于禅修，附设于他的功德窟（即第16窟）甬道北壁。洪辩死后，他的弟子为纪念他，就将此室改为影窟（或影堂，即纪念堂），并在窟内立洪辩的真身彩塑像，展现他生前的情景。随着时间的流逝，朝代的更迭，洪辩之后，先后有不同的人担任都僧统，后来的人似乎渐渐将洪辩淡忘了。一百多年后的某一天，也不知为什么，有人竟然将洪辩塑像从此窟中移走，把他安置到另外一个不起眼的小洞窟（今编第362窟）中，另将大量古代写本、印本、佛经、绢画、法器、社会文书以及其他艺术品秘藏于此窟，并将窟门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还抹盖了第16窟主室、甬道的全部壁画，彩绘上当时流行的千佛、供养菩萨、团花等壁画进行伪饰。
这座举世瞩目的藏经洞，是何时缘于何因被封闭的呢？
现在所知发现于藏经洞的文书中有题记的最晚的时间是1002年，这件文书现藏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从题记中可以看出，它写成的时间是大宋咸平五年，即1002年。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应该在1002年之后，也就是说，在藏经洞被重新凿开之前，这些珍贵的文献已经沉寂了近900年。
虽然敦煌文献帮助研究者破译了不少扑朔迷离的历史密码，但是藏经洞的性质和关闭的原因，却一直是个谜。对此，学者们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总体来看，“避难说”和“废弃说”是当前学界比较流行的两种说法。
持“避难说”的学者认为，为了避免战争对敦煌经卷的破坏而把它们封存在洞窟之中。1006年，敦煌西部的于阗王国被一股外来势力灭亡，河西地区再次陷入了战争的恐慌。此消息传到敦煌，一种莫名的恐怖和不安笼罩着沙漠中的这片绿洲。莫高窟附近三界寺的僧侣们担心寺院保存多年的珍贵经卷遭受灭顶之灾，决定把全部的经卷和佛教供养用具立刻封存起来，以躲避可能的战争灾难。经过仔细勘察，他们选中了三界寺附近的一个洞窟，也就是洪辩和尚的影窟。为了腾出更多的空间，他们把洪辩和尚的塑像请出，把经卷等堆放整齐，然后封闭洞门，并在外面墙壁绘制壁画做掩饰。
日子慢慢过去，但灭亡于阗王国的那股势力并未挥师东进。1036年，西夏王朝攻占了敦煌。由于西夏也信奉佛教，敦煌佛教并未受到影响。按照常理推测，如果藏经洞关闭确实是为了躲避战争的话，那么战火并未降临时，作为僧人们日常必须使用的佛经及器物等理应很快被拿出使用。但事实上，三界寺的僧人再也没有打开过藏经的洞窟，这又是为什么呢？许多难解之谜让“避难说”屡遭诟病。
针对“避难说”的种种疑点，学者们提出了另一种推测，就是“废弃说”。它能否真正破译藏经洞的前世今生呢？
不少学者认为在藏经洞封闭之前，敦煌佛教教团的都僧统安排了一次清点经卷的活动，各寺院把在长期使用中损坏的经卷全部清理出来作统一处理。经过商讨和考察，大家一致认为洪辩和尚的影窟大小适中，于是决定把淘汰下来的物品存入这所洞窟，各类经文文书及供养品就此被封藏起来。
直到藏经洞被发现时，这些经卷文书依然整齐地码放在那里，虽然经过道士王圆的多次翻检，但直到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到来时，藏经洞还基本保持着最初的模样。依据他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对藏经洞的描述，有专家认为，藏经洞中的汉藏文佛经是按照佛教经录分帙存放原则摆放的，其他种类文字的文献以及绘画也都按分类整齐存放在一个个包裹之中。既然是废弃品为什么还要加以如此认真的处理？对于这一疑问，“废弃说”似乎也不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其他如书库改造说、佛教供养法物说、排蕃思想说等，都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无论是避难说、废弃说，还是其他的推测，都仅仅是依据历史碎片做出的猜测，还远不能圆满地破译这个千古之谜。或许，这个未解之谜依然会神秘地存在下去，直到新的考古成果出现。
王道士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用枯瘦、颤抖的双手打开的是―个足以轰动世界、举世无双的藏宝库，那散发着历史沧桑气息的洞窟里珍藏着无数人类文明的奥秘与瑰宝。它是一部灿烂的民族史，一部辉煌的文化史。价值连城的文卷锦帛，叹为观止的名物器皿，风韵犹存的佛像雕塑，无一不是旷世珍宝，无一不令人魂牵梦绕。
王道士一定不会想到，因为他的这―发现，敦煌，这个曾经埋没在风沙中的边陲小县，不得不面对斯坦因、伯希和等当时世界上最贪婪、最凶残，也最富有探险精神的一批西方人。敦煌，从此不再安宁；敦煌，从此血泪斑斑。
王道士当然更不会想到，他的这一发现，催生了世界人文学术史的显学――敦煌学的出现，世界各地无数学者为之痴心不改并以身心相许。
20世纪的世界文化史已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王道士发现的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明清档案、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
小人物创造了大历史。这究竟是小人物的幸运还是大历史的悲哀，谁又能说得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