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已从科学问题到政治问题再到经济问题的三级跳并逐渐演化为综合性的发展问题，渗透到经济活动、政策法规和社会大众心理的各个层面，总体上说来气候变化已越来越体现出一些新的趋势。 新趋势 气候变化安全化趋势非常显著。
气候变化已成为公众话语体系和环保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为影响当今世界如何共存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气候问题不但已经占据了国内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而且成为八国峰会、中欧峰会、G
20、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还是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焦点，更要紧的是相关智库还出台了一系列气候变化与政治稳定、安全的报告，这说明气候问题已高度安全化。 气候变化认识上的共识趋于增多。
其气候变化成为核心问题以来就一直存在争论，先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围绕气候变化科学即气候变化是否存在、气候变化是否人为的到21世纪减缓气候变化经济成本再到当前温室气体减排的基准年，这说明在气候变化问题人类社会存在的共识越来越多，分歧也越来越集中政策执行的目标和手段方面，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大众也越来越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全球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也需要进行实质性减排。 气候变化立法趋势越来越明显。
随着气候问题科学认知的逐步深入，世界主要国家均认识到人类活动引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是主因，各国政府、立法机构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遂逐步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方面的立法，如1998年日本政府颁布的世界上第一部气候变化专门法律《气候变暖对策法》，2000年的《控制温室效应国家计划》，2002年新的《气候变化计划》，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4月英国的《气候变化法案》、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此外德国、苏格兰等欧洲地区、新西兰、孟加拉等国家也在探索通过立法来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的安全化使政府易于唤起社会大众对气候问题的关注，而政府间和政府—社会大众以及社会大众之间共识的增多显然为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充足的意愿和动力，而这种意愿和动力又进一步转化为气候立法的进展。
新趋势对城市责任的影响 城市作为国家的基本行政单元，对上需要对国家负责，对下需要对企业、市民负责，因此对于对气候变化这样全球性问题，城市责任十分明确。总体上当今世界仍然延缓着工业革命以来的城市化进程，人口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2030年全球城市人口比例将上升61%，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将达到23个。
城市化的加速必然导致能源消耗迅猛增长，温室气体排放急剧上升，联合国人类居住署(UNHS)和克林顿创新基金(Clinton Climate initiative)指出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大概占据人类总排放的75%~80%。城市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存在巨大的责任，决定了应对气候变化要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就必须把城市有效整合进来，就必须让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技术、政策以及社会意识等诸方面在城市层次上得到全面有效贯彻。
那么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对城市责任又有什么影响呢？ 安全化趋势要求城市意识到气候变化不仅是关涉自身的环境问题，而是关系到自身的安全问题。城市作为生产力的空间载体，聚集了相应地域范围的资本、劳动力和科学技术，是一定地域内经济聚集实体和纵横交错经济落网的枢纽、经济增长引擎、世界创新中心和各国贸易重镇。
城市一般分布在沿海地区或河流入海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市存在着巨大的气候脆弱敏感性，温度、降水以及极端事件会加大了道路、桥梁、通水道等基础设施压力，洪水、干旱和海平面上升侵蚀了城市土地和海岸，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影响废水、垃圾处理系统以及固体废弃物设施，更有着甚者气候变化还间接导致了许多生命的丧失，引起很多诸如卡特里娜飓风的公共安全事件。实际上就像哥伦比亚大学所出台的报告所说的中国上海、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印度的孟买将是发展中国家中面临气候变化风险最大的三个超大型都市。
城市气候安全化趋势必然迫使城市做出安全动员，哪些这些安全动员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安全上的动员需要共识，气候问题上科学经济共识的增多必然促使城市自身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全面有效的评估，这里包括城市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减缓和适应的经济成本以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