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开元二十三年发生的“L复仇案”，可以视为玄宗朝施政方针变化的一个晴雨表与转捩点，而玄宗对这一案件的最终决断，也反映出他为应对政治危机而在“礼”与“法”的道路上所做出的抉择。
【关键词】
L复仇案；唐玄宗；礼治；法治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蒲州解人张、张L兄弟为父报仇，手刃仇人杨万顷。在二人奔往江南的途中，被有司缉捕。此案一出，惊动朝野，舆论认为张氏兄弟此举能为父报仇，堪称孝行，且二人年纪尚幼，应该宽恕。在朝廷之中也就如何处理此案产生了分歧。中书令张九龄等人的主张与时论同，认为张氏兄弟的行为实属孝烈，应该予以宽恕免死；而侍中裴耀卿、兵部尚书李林甫等则认为“国法不可纵报仇。”最后，玄宗采纳后者意见，他认为“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之成复仇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然道路议，故须告示。”并下敕：“律有正条，俱各至死。近闻士庶，颇有词，……但国家设法，事在经久，盖以济人，期于止杀。……咎由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决杀。”皇帝的这一判决在民间引起很大反响，百姓哀其孝烈，“士庶咸伤愍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于死所造义井，并葬、L于北邙。”
这一发生于玄宗开元后期的复仇案件看似平常，但细味之则愈觉其特殊。其一，从本案的始末来看，涉及多位朝廷官员，复仇对象更为殿中侍御史，这在以往的复仇案件中是少见的；其二，案件影响极大，下至都城士女，上至天子、宰辅，都瞩目于此，而此案的判决更引来了来自民间的大范围的同情，这与以往同类案件相比也是十分特殊的；而此案最大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判决，这一点即将在下文探讨。总之，这是一件颇为不寻常的复仇案件，而且其意义更超过了其“复仇”与法律本身。
1 L复仇案与玄宗朝政局
如果单单从唐代法律史的角度来看，L复仇案不过是唐朝处理复仇案件的一个特例而已。不过，如果我们把对这一案件的判决放到整个玄宗朝政局发展的大势中来审视，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了。
如果从整个玄宗朝政局变化的过程来讲，大致可将玄宗朝分为三期，即前期，统治秩序恢复期，在开元十年（722年）以前；中期，巩固统治与政局过渡期，从开元十年至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后期，应对危局与政治衰落期，从开元二十三年以后直至安史之乱爆发。L复仇案是在玄宗朝中期的背景之下发生，并宣告玄宗朝后期开始的一个讯号。
玄宗登基，继承的是“武韦之乱”以后遗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其时，唐初以来的各项制度或被破坏、或如虚文，因此，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改革原有的制度或建立新的相关制度，以此来恢复、重建李唐政权的秩序。恢复与重建统治秩序是玄宗朝前期政治生活的主题。所谓“治乱世，用重典”，故改革弊政与法制的恢复和重建是这一时期的施政重点。
其一是起用姚崇、宋Z等人为相，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姚、宋等人的相继秉政，使玄宗朝前期的政治生活一扫武韦以来的混乱，呈现出一派“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的新气象。其二是加强对法律制度的恢复与重建。这主要体现在《开元前格》、《开元后格》以及《开元令》和《开元式》等一批修订法律的出炉上。法律条文的重新修订与颁布，是这一时期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结果之一，同时也是恢复和重建国家秩序所不可或缺的。
从玄宗朝前期施政的大致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法的重视程度。法与礼相比明显占据优势。因为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重法”无疑是最明智的做法。这一时期中的一系列改革活动在恢复李氏家族的统治秩序的同时，也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基础。
如果说玄宗朝前期是恢复和重建期，那么中期则可视为一个过渡期。这一时期，一方面，在统治秩序得到基本恢复之后，政权的稳定与巩固就成了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另一方面，随着唐代社会持续发展而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使刚刚在政治上取得成就的玄宗君臣又面临新的挑战。为了解决在新的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玄宗在进行着探索，从他相继起用持不同政见和身处不同派别的官员为宰相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察觉到玄宗的这一动向。而这一时期相位更迭之激烈，正反映出过渡时期朝廷在政策上的摇摆，以及对礼与法两端的举棋不定。
与前期对法治的重视相比，中期开始更加注重礼治了。这是由于传统的礼制对于统治秩序的稳定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所以，在继承前期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重建礼制，是这一时期玄宗朝廷的重要任务，为此从玄宗皇帝本人到历任宰相都进行了努力。《大唐开元礼》的编成，就说明了这一点。史载：
（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簧鲜瑁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为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可见，《开元礼》的编订，虽仅仅是对《贞观礼》、《显庆礼》的损益增补，但其影响却及于后世。如果说《大唐开元礼》的编成是对礼制的恢复，那么开元十年开始的《六典》的编纂工作则是玄宗君臣仿照《周礼》，试图对包括礼制在内的各项政治制度进行的总结和整理，以期为后世作则。史载：“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六典”，……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
开元九年（721年）张说拜相，这标志着玄宗朝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为张说一直以来就是姚崇的激烈反对者，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从政治主张上来讲，张说是十分重视儒家传统礼法的，主张行宽缓之政。所以他提倡儒家经术，主张裁边兵、息边事，并劝说玄宗恢复了“祠后土”、行封禅等传统礼仪。张说的上台意味着朝臣中支持和倡导传统礼法的一派势力的抬头，也表明完成了恢复唐王朝元气这一任务的玄宗皇帝现在需要用健全完备的礼法来为他正在稳步发展的国家与社会注入稳定剂，而维护稳定正是政治最直接的目的。 但是，这一时期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由于社会承平日久，人口滋长，户籍问题凸显，并直接影响国家大政。史载：“时天下户版隐，人多去本籍，浮食闾里，诡脱繇赋，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另外，边境地区归附异族的叛乱、党项的崛起、吐蕃的强大都使得唐朝的周边环境恶化，给国防带来了压力。而面对这些问题提出的挑战，儒家的一套传统礼仪制度显然无法应对，而又需要用重典，起用“明法令”之士来解决问题，所以“长于吏治”的宇文融、屡有边功的萧嵩、成功改革考选制度的裴光庭、“直方”“坚正”的韩休等人相继崛起，张说下台，中期政风至此为之一变，由重礼治向能有效解决危机的法治转变。
到了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五月，张九龄、李林甫、裴耀卿接替萧嵩、韩休为相，政风又变。因为玄宗在起用改革漕运的理财能手裴耀卿与“出言进奏，动必称旨”的能臣李林甫之外，又夺情拜推崇礼治的张九龄为中书令，其用意很明显是要对施政方针进行调和，试图调和传统礼仪制度与新形势下的新举措。这是在对礼治与法治两大原则进行平衡而又难以取舍。
玄宗的这种犹豫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做为君主，他必须搞好朝廷内各种势力和利益之间的平衡，同时还必须对国家下一步的走向进行抉择，所以在这类大事上三思而行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内外形势却是不等人的。开元二十年以后的政局并不令玄宗轻松，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较以前更为严峻。从开元初年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私铸钱问题日趋严重，而国家对私铸恶钱的禁断与官铸钱太重，又导致通货不畅，国用不足。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就“官铸所入无几，而工费多”提出纵民铸钱的建议，虽然被大多数朝臣所反对而未能施行，但从中也可看出通货问题的严重性。而此时来自边疆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吐蕃的威胁没有解除，而东北地区的奚和契丹又屡次犯境，西北的突骑施也几次寇边。这些难题都在催促玄宗为国家前途尽快做出决定。对L复仇案的判决就是在玄宗朝中期的上述背景下做出的。
玄宗所做的判决是对国家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的回答，他对国法的强调与重视表明：面对严峻的现实，在是坚守传统的礼法以解决新问题还是根据新出现的问题来制定应急措施、进行改革的两难中毅然选择了后者，权衡礼治和法治二者的天平终于向法治一方倾斜了。这一选择为玄宗朝中期画上了一个句号，也开启了玄宗朝后期的序幕，在这一案件结束之后的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张九龄失势，李林甫开始大权独揽，玄宗朝政治完成了由秩序重建向应对危机的转变。开元二十三年将玄宗朝一分而为前后各22年的两段。如果说玄宗朝是唐代乃至整个中古史的转折时期的话，那么这一年则可视做玄宗统治的转捩点，玄宗对国家路向所做出的选择如何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将在20年后得以显现。
2 结论
关于玄宗朝政局的三个分期，如果从其施政中所体现的古代政治两大端――礼治与法治的角度来看，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发展脉络，即法治―礼治与法治交相并用―法治；而如果从玄宗统治期间社会形势变化的角度来看，玄宗朝的许多政治问题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选择走不同的政治道路。整个八世纪的各种政治见解，都可以归纳为两派：一派深受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学说的影响，宣扬礼治，希望通过传统礼仪制度来解决当时的问题；另一派则更强调实际功效，比起盲目崇信儒家传统的做法，他们更倾向于因地制宜，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采取新的措施。玄宗朝的政争除了争权夺利之外，应该还有上述两种不同治国意见冲突的因素在内；而玄宗在用人、施政等方面所做出的决定，也可视为是对上述两种意见的权衡与抉择。
在中国古代的“人治”社会中，统治者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治国道路的选择，与古代王朝的兴衰成败休戚相关，它往往会决定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玄宗所作的选择后来虽然由于用人与施政等具体因素的失误，导致了变乱的出现，但在严峻形势面前能够毅然做出合乎实际情况的抉择却也表现出其不凡的政治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