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闭幕的今年全国“两会”上，鼓励创业、推进创新的政策宣示和具体措施再度集中释放，成为各方面有较高共识的新发展着力点。
一个创新型社会的建成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诸多制度要素的加持和文化氛围的养成。这其中增强社会安全感是打造创新型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无法成长为一个创新型社会，更无法成为一个万众创新的社会。
在谈到对创新的阻碍性因素时，因循守旧常常被认为是“万恶之首”。但因循守旧并非一些学者所说的文化基因使然，而更多是因为对失去既有利益的恐惧，古人所说的“利不百，不变法”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创新型社会是一个提倡竞争的社会，提倡优质资源向创新型部门倾斜和汇聚的社会，唯有如此，创新型人才才能脱颖而出，创新型部门才能先行一步，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前行。但竞争必有胜负，资源重组则意味着有得有失。如何平滑胜负得失间的痛苦曲线，决定着人们对创新的喜好程度。
一个安全感匮乏型社会必然是因循守旧的。稳定之所以压倒一切，是因为我们承担不起创新所引发的资源和利益格局重组的成本及后果。如何能让失败者和受损者仍有立足之地，反过来决定着创新者能走多远。
当然一个威权型政府在一定时期可以冲破既得利益格局的束缚，强势主导资源的重组和分配，强行将资源从落后部门导向先进部门。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一个经济体的总体效率得到大大提升，但其社会代价也必然是高昂的，尤其是当我们没有一个相匹配的社会安全网来缓冲产业部门阶段性密集重组对就业等的冲击时。
这不仅仅是老生常谈的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公平和效率很大程度上是短时段命题，但创新的资产负债表的平衡是一个长周期议题。创新收益的分配是一个长时段的普惠型溢出效应，而创新导致的各种重组的负面效应则是在短时期内被特定人群所感知的。政府强势主导型创新的问题一方面在于难以保证靶靶命中靶心，从而损害创新的效率，另一方面则在于难以保持自身在市场中的超然地位，从而损害创新的正当性。而当政府慑于民粹压力转而强势主导民生性资源分配时，则效率与公平又会受到第二轮损害。
也因此，构建一个相当完备的社会安全网是万众创新之基。这样可以让政府从发展的重负中解脱出来，把创新的主动权交给民众，从而将更多的精力与资源投放到社会安全网的构建中去。
社会安全网的构建也事关如何更好地盘活存量。在今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提及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时指出，一批低效企业盘踞着很多资源，令很多中小企业被挤出，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
低效企业无法退出，被很多人归因于地方保护主义，而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除了GDP导向的政绩观外，还有维稳考量这一重要因素。同样的“道理”也出现在环保中，在讨论雾霾的成因时，小型高污染企业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但论及其关闭时，人们往往感到无奈，其背后的阻力往往也是出于担心出现大规模失业影响社会稳定。
企业有生有死，产业和行业有兴衰起伏，无法汰弱留强必然导致存量资源无法被置换出来并流向创新部门。这不仅会拖累经济的整体效率，长期持续更会危及经济的安全，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当然去产能过剩并不意味着一关了之，而是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各种金融创新手段来加以化解。然而近年来这一领域的进展不尽如人意，其中主要一个原因据说也是怕相关产品的推出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在决定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快慢的讨论中，此一“稳定”逻辑亦若隐若现。
可以说，“稳定”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机制形成的主要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安全感的养成，已成为打通中国经济体存量与增量之间的梗阻，保持血脉畅通，实现畅旺运行，并让监管部门更多以促进创新而非维稳心态开展工作的关键所在。
社会安全感的养成有赖于社会安全网的构建，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比如个人账户的做实，以及实现多种形式的稳健型投资等等。当前困扰中国社保体系建设的主要问题是欠账太多，投入不足，因此官学两界有不少人士多次建议以国有资本划转的方式来充实社保基金。这一方面会夯实社会保障的基础，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社保基金的投资实现对沉淀国有资本的盘活与优化利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山东省划转30%省属国企资本充实省级社保基金，有着重大的示范意义，应及时总结经验并尽快推向全国，从而做实亿万民众的养老根基，增强全民的社会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