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揭示了“凡有重大的改革，都有财政压力的背景”，“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寻着这一思路，笔者考察了农民超负担形成的背景并从财政压力的角度了中央、地方、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对农民超负担现象给出了一个综合的解释。
[关 键 词]：财政压力 农民超负担 财政立宪
一、历史的考察：财政压力与农民超负担的关系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历代王朝的兴衰莫不与农民负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历史上的大事变往往是人祸甚于天灾，往往是徭役赋税过重引发流民四起，动乱。于是在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就出现了“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苛捐杂税，基层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征缴队伍与官员人数，而这又相应的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从这个循环可以联想到另一个循环：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倾向于扩大基层官员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税赋负担，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冲突更加激化。虽然历经千百次改朝换代，改革中兴，却仍旧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而这一循环几乎都发生在该朝国库长期亏空，面临巨大财政压力的时候 。但各朝为缓解财政压力解决财政危机而施行的变法大都在初期使“向来积弊为之一清”，而其中长期效果却无一例外地与初衷相反，每改革一次，负担就加重一层，这一现象被史学家称之为“黄宗羲定律” 。封建王朝旨在缓解财政压力的赋税改革之所以“糜不有初，鲜克有终”，原因有多方面，没有正确处理财政压力与农民超负担的关系恐怕是其中根本的一条。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并不一定产生财政压力，关键是看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否危及到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何帆博士称之为义理性）。当政府的财政发生困难或发生财政危机并已经威胁到了政权存在的义理性时，就会出现财政压力。而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重新找回政权存在的义理性，就会加大对农民的盘剥，造成农民的超负担。当然，农民长期的超负担会使生产积极性下降，国家税基缩小，税源枯竭，增长停滞从而政府的财政收支，造成财政压力。从历史上看，农民的超负担达到一定限度就会危及国家存在的义理性，发生社会动乱。何帆博士提出了“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认为“凡有重大的改革，都有财政压力的背景”，“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 ，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封建王朝每遇有财政压力的时候便增加对农民的压榨，造成农民的超负担，而农民身上背负的担子过重又转而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压力，甚至使王朝易姓，政权失去存在的义理性。因此，处理国家财政压力和农民超负担的关系是每一个当政者应当审慎地对待的。
二、建国以来农民超负担的轨迹：从隐性到显性
三、由财政压力引发的农民超负担：一个解释
四、解释的综合与深化：中央、地方、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在之前，我们首先必须明确：
①中央政府、地方、基层政府和农民利益目标不一定一致,可以看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主体，有时为一种博弈关系。由于政府具有强力，强力能够界定权利，于是，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农民间的博弈过程为典型的强权博弈。对地方来说，中央处于支配地位；对农民来说，政府处于支配地位。
②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于企业的税收，尤其目前在各种类型企业税率不一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所提供的税收。基层政府，尤其是乡村一级政府 ，迫于财政压力，作为土地所有者拥有对农民收取经济租金的权力 ，而且在基层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其收入主要来自对农民的收费（经济租收入），但基层政府为追求预算收入最大化，总会考虑农民所能承受的极限值。
③信息不完全对称，即中央知道地方、基层政府和农民的选择，地方、基层政府对中央和农民也有确切地了解，但农民却无法知道各级政府政策选择，至少无法确切了解，尤其不知道基层政府所提供公共品的确切定价。
1.基层政府和农民的支出函数分别为：
Ug=U(Cg，Gg)
Up=U(Xp，Gp)
其中Cg为地方政府政权机关运作所需支出（如行政支出、公安、司法支出），Gg为地方政府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支出（如文化、教育、卫生支出），此处我们不考虑地方发展支出（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Xp为农民私人物品消费支出，Gp为农民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使用费支出，并不考虑其它支出。在面临财政压力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公共产品支出主要来自对农民的收费，所以Gg=Gp。
设m农民总支出，并由假设前提可得到农民的支出函数和约束条件为：
Up=Up(Xp,Gp)
s.t.PGGp PxXp=m
PG.Px分别为对农民公共品支出和私人物品支出的价格。
由于农民在不得不考虑地方政府强权的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在私人物品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对于m中对公共品的付费农民有一个最大承受限度。当达到最大承受限度时带给农民的支出为Umax，此时公共品价格达到农民最大承受极限时的价格MaxPG，因此有以下两种情况：
当PG≤MaxPG 即Umax
当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