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一种规律现象。这是因为社会经济系统本身就是一种非平衡态系统。
由于某些区域在地理位置、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等方面存在着禀赋上的差异，不同区域之间发展的初始条件本身就是不均衡的。在此认识基础上，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系列非均衡理论，如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农的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等。
这些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地域较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似乎找不到均衡发展的先例，象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强国，也都是从非均衡发展开始的。
改革开放后，我国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也选择了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我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使东部沿海地区得到率先发展，其示范和带动作用是历史性的。
但在这一过程中，区域经济差距被人为拉大，并且超出了“适度”的范围，协调发展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也是非均衡发展的第二部战略。
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区域经济的势能一旦形成，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的难度将会变得很大。这些年国家在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上不可谓不重视，但并无大的起色。
究其原因，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在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是阻碍经济协调发展的隐性因素，其影响具有持续性。因此，我们在平衡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此问题应有充分的认识和积极的对策。
所谓“路径依赖”，又可称为路径依赖性，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特征，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问题首先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而后W·马兰·阿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
后来，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从而建立起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其主要思想是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
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强化。所以，“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
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主观抉择，是各种制度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是经济发展中的内生变量，经济发展是制度的函数，各要素之间只有通过制度才能发挥作用。
制度是最重要的要素，直接决定其他要素的配置和整体效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国内经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表面上看是经济上的差距，实质上却是制度上的差异（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通过区域制度的非均衡性安排来实现的。这种非均衡发展的结果，拉大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差距，更是制度变迁路径和速率上的差距。
这种差距的形成对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持续的： 首先，在初始条件上，以吴越文化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和制度条件率先进行了制度的转型，这种制度创新的初始选择在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下使之迅速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形成了创新和发展互动的路径依赖惯性特征。通过这些制度创新活动，不仅获得了制度和市场优势，形成先入为主的市场地位，而且还获得了市场知识和思想观念创新的“累积效应”。
而内陆地区由于受地理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缺乏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压力和内生性制度需求的情况下，制度被长期锁定，形成了对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惰性特征。这种初始状态下的制度选择所导致的两种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区域制度环境的差异将不断拉大，难以逆转。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落后恰好是经济落后的最根本原因，也是最难改变的因素。 第二，关于报酬递增来源的理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要素投入减少但产出依然递增的解释。
若按照报酬递减的理论，那些经过几百年发展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应该受到要素投入的限制。但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仍然在增长，而且与不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在拉大。
从中国的地区差异看，沿海发达地区继续作为全国的经济增长引擎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报酬递增是发达经济保持优势地位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基础的增长理论也可以称为“沿海地区的经济学”。
因此，报酬递增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客观规律之一。 造成报酬递增的原因可以通过区域经济差距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来解释。
人们观察到，在产出的增长中有越来越大的一个部分不能由投入的有形要素所解释，经济学家把这个部分称作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一个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起的作用越大，其可持续性就越强。
全要素生产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来源应当是制度的创新。报酬递增规律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可以通过对制度的不断创新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制度创新导致报酬递增这种良性循环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路径依赖。
第三，报酬递增规律从另一个侧面也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是我们传统观念上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而是制度。在市场条件下，制度环境可以看作是固定要素，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不可复制性；而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为流动要素。
在区域经济竞争中，流动要素必然流向市场环境好、收益高、制度成本低的地区，从而产生产生循环累积因果论中要素的“回流效应”，即极化效应。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要素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从未停止过。
制度环境的差异越大，这种流动就越强。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就是以其制度优势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获取顶极人才，以保证其国力不衰。
在我国，这种不对称的生产要素流动，使流出地为流入地负担成本，在产品价格与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不同步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内陆地区利益的流失，形成了地区间的“马太效应”。 按照传统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目前尚未产生循环累积因果论中的“扩散效应”和不平衡增长论中的“涓滴效应”，梯度推移理论中的从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转移目前也未自然发生。
在市场制度下这种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生产要素的“回流效应”所产生的报酬递增的临界点未到来；二是通过制度和技术的联合创新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使报酬递增得以持续。因此，目前依靠市场机制无力改变非均衡发展中的路径依赖，全面协调发展的提出和实施只能依靠政府之手。
第四，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政治资源的区域分配不均衡所导致的路径依赖的影响也将长期存在。我国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分配是一致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以计划经济手段在东部沿海地区创建市场经济模型，并赋予其优惠的政策、制度创新的探索和试错权利。同级行政区的领导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在国家政策制定和讨价还价能力等方面均高于内陆地区。
这种政治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使国家的各种政策长期向东部倾斜，国家重大投融资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严重不均，这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重要物质起点。当先开放地区完成制度转型后，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在与内地发展竞争中更处于优势地位。
为维护地方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他们也将极力维护原有的制度安排并对这种非均衡制度安排产生路径依赖，这也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之一。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一种规律，非均衡发展实现后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也是一种规律。
因此，从非均衡发展到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从五大湖向南部和西部的梯度转移经历了几百年；巴西于1960年向内陆迁都至今未能改变严重的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俄罗斯开发东部更是举步维艰。
我国的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在市场条件下，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的经济距离一旦拉开，将会得到强化，难以逆转。
因为市场的理性选择是嫌贫爱富，个人的理性选择是利益最大化。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寻求通过政治途径对既得利益进行制度性保护。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对由非均衡发展向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阻力。作为平衡和协调经济发展的主导者——政府，一方面要逆市场方向而做，加大对内地的投入和转移支付的力度，作为对非均衡发展战略实施的成本补偿；另一方面，应当在公平的制度环境下，解决路径依赖问题，重点是解决内地的“体制锁定”。
由于制度与技术以及利益分配的超稳定均衡，只能依靠外部力量来打破这种均衡状态。诺斯指出，要扭转“路径依赖”和突破原有“体制锁定”状态，必须借助外部效应，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
也就是说发展所需要的制度和技术创新，应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不是内生变量，由外界强行植入一个新的制度和技术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发展的过程中再逐步内生化，演变为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这两方面工作，前者可喻为输血，后者可喻为造血，二者应同时进行。
【参考文献】 宋毓文：《浅论西方非均衡理论与我国西部大开发》 中国论文网：《东西部制度安排的非均衡性与西部制度的创新》 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