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经济学与语言经济学比较研究

外语经济学与语言经济学比较研究

一、引言

从20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的思想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的思考不断推向深入，人们开始觉察到语言的束缚以及所用语言的困惑，因而自然而然地从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的不同研究视角同时发现了语言问题。最早开启“语言转向”的是在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例如奥地利哲学家弗雷格，他从研究逻辑和数学中开始关注并思考语言问题；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从对世界的本体论的逻辑思考逐步转向到了对日常语言的反思；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等进一步推进语言转向并使其成了当代哲学中最蓬勃兴盛的一维“研究向量”；哲学家海德格尔从自己的哲学思考视角把对语言的反思回归到了哲学的本体论诠释。于是在近代和当代诞生了诸如索绪尔、布龙菲尔德、萨丕尔、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国际语言学界的思想大师。然而，在经济学领域里，经济学家却似乎很少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直到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才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后来，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们把“语言转向”看成是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和社会行为及其后果的一门学问之本质的自然延伸以及其理论向深层推进的一个自然结果，同时，这也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和哲学方法论支撑。

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引领各学科进行深层次研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围绕着语言研究，一方面是语言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分支，另一方面是应用语言学也出现了很多分支，这两项研究在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后者。因为，如果说语言学研究仅仅依靠其内部因素就能够使得以研究自身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话，那么应用语言学研究则需要借助其外部因素，借助其他学科才能够得以存在并得以研究其自身。因此，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涉足了很多其他学科或领域，然而却没有涉足经济学科，也没有一个分支直接或间接地涉足经济领域。不论是语言学还是应用语言学，它们给人们的感觉都是语言研究、语言学研究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统统与经济以及经济学毫不相关。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语言转向”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下和在哲学方法论支撑下，世界上才开始有学者提出并研究语言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的学问。

提起“语言经济学”，无论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都有所关注乃至有所研究；而“外语经济学”则鲜为人知，更有甚者把“外语经济学”看成是“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出现这样一种看法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语言经济学”已经早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一直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二是“外语经济学”几年前才提出来，是土生土长的，国外几乎没有关注并研究，自然对国内没有产生影响；三是外语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人们自然会把外语纳入语言的范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人们经常提及的“语言”通常是索绪尔的“语言”。他认为，在各种具体的语言之上，还存在着一个人类的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这就是“普通语言”。上述有关语言的定义都是“普通语言”的定义，也可以说是抽象语言的定义。语言学研究，作为一种有关语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建立在普通语言或抽象语言的基础之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索绪尔从学术上称为“具体语言”。对一个民族而言，“具体语言”也可以称之为“母语”。而“外语”则正是相对于“母语”的语言。所以，索绪尔所指的“语言”不是我们所说的“外语”，我们所指的“外语”也不完全是索绪尔所提出的“具体语言”。

上述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 “外语经济学”不是“语言经济学”，它们彼此具有相关性，但又是互不隶属的两个交叉学科。

二、外语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

（一）外语经济学研究现状

外语经济学的提出及其研究起步很晚，始于21世纪初，而在我国尚未引起语言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关注。 国内学者较早地提出了“外语经济”和“外语经济学”的概念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张德富，2004；2005；2009；2010），初步分析了外语经济学形成的背景和研究了与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特别是与语言经济学等等的关系与区别，进而较为明确提出了外语经济学的学术概念、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前景。其主要观点：“我们假定把外语看成是经济因素，那么外语经济学便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里所说的外语既不是语言学研究定义的‘普通语言’，也不是其‘具体语言’，而是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而是固有的。在涉外经济框架下，外语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它的本质不是语言的，而是经济的，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贯穿于涉外经济的始终，也贯穿于具体的对外贸易的始终。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闭的和独立的系统，在其内部消除语言固有差异、避免新生差异、优化价值取向、合理配置资源，保证涉外经济的良好运行和发展；而在其外部，有自然接口或界面，与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业务环境、人员环境相连接，同时也与外语教育、母语地位密切相关。”对外语经济学内涵的界定不仅从分析、研究层面上提出了一个较为准确和科学的学术概念，而且为全面、系统研究外语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二）外语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从上面的定义使我们能够知道，“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是涉外经济活动中外语因素的总和。外语是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交流或交易的桥梁，如同在一条江河之上架起一座桥梁使得两岸居民能够进行交往一样，使得他们具备彼此间进行交流或交易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基本条件，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交流或交易则无法进行。外语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作为一个因素更像是汽车的发动机、飞机的引擎，汽车没有发动机不可能行驶，飞机没有引擎不可能飞行，涉外经济没有外语就无法运行和发展；而保证外语这个“发动机”或“引擎”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运行速度和质量，一方面是外语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是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外语是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自利经济行为者，它有能力和理性对效益和价值形成理性的最佳化预期。事实上，一方面外语人的言语行为一直受到无形的内在制约，另一方面人类的任何个体或任何民族由于受人类本能行为的反制和受自己民族种种约束的内在制约，人类因此不能也缺乏完全理性。正因如此，表面上的语言问题导致实质上的经济问题。这样，我们围绕外语经济学研究，暂且将其分析研究初步假设为以下四大命题：

1.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劳动。在涉外事务及活动中始终存在并活跃着一支预先经过专门学习或训练掌握并使用某一门或某几门外国语言的外语人（不管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通过他们口头的语言互换或书面的语言互换使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得以进行交往、交易。所以，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是一种劳动，也是一个过程。这种劳动的目的在于为双方架起一座能够共同认可和共同理解的语言桥梁。没有这种劳动及其过程涉外经济活动就无法进行。然而，问题是这种劳动必然会使交易一方或双方要付出代价：一是增加外语人的福利待遇，二是提高交易费用，三是加大交易成本，四是交易时间也会增加一倍甚至更多。人们之所以宁愿付出代价，是因为在这个劳动过程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以此来进行并实现交易。可事实上，由于以下两个基本原因，人们很难实现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第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以自己的形式而存在，任何一门外语与母语相比之间无疑在词汇、语言特征以及语法结构等形式上有所不同，这说明语言与语言之间存在先天性差异；第二个原因，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始终是适应自己民族的发展和需求。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生成、存在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历史原因、所处地理位置、客观条件、人口数量、周边环境以及内部秩序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承载着人类共同的“东西”之外，同时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以下简称约束）。这些约束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活动为其存在和进化，反过来又借助其语言进行各自界定，进行各自表述，进行各自约束。一个民族的语言已经成为自己民族生存、交易和发展的特有媒介和主要维度。但是，这些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行为为其存在和进化的约束往往都是非透明的和无形的。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是这样，对另一个以及对其他所有民族的语言也是如此。因此，在涉外经济运行过程中，对于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处理了形式和体系问题只是总体问题当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处理相关民族语言中蕴含的与自己民族语言所不同的约束。因为“在任何语言中，人们交谈时所用的词语的语义都非常灵活且有时会超出说出的话的字面或话语意义，甚至意义完全相反”，貌似相等的形式存在的差异，实质导致在讨论、研究、描述以及理论再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形成、类型、结构、演化和变迁以及社会生活秩序机制等内涵方面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两个基本原因将导致我们自然需要研究外语，即研究语言本身。但是，这种研究是一种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思路中剥离出来的语言研究，既包括外语在涉外经济领域里的应用特点及其规律研究，更包括外语与母语各自不同的语言构成形式和语言构成体系之间的先天差异。同时，这种研究还在于如何避免外语与母语在互换过程中或然出现的新生差异。

2.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受外语人本质的驱使或反制。外语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它在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民族性，人类本能和理性。

第一个方面是人类民族性。索绪尔认为，语言与心理有关联，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集体心里的表征；语言与人种有关联，语言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或文明史“彼此融合，相辅相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创造了民族”；语言与地理有关联，“最为突出的是语言的多样性，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地区与地区之间显而易见的语言差异”。一个民族的个体或群体对自己民族的语言，具有某种先天的适应“基因”，在特有的语言环境下比较容易学会和掌握语言本身以及其内涵和外延，尤其能够自然熟悉语言所承载的其大脑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己民族的语言能力，而且其外在语言媒介能够自然与大脑的自己民族语言能力“天然地融为一体”，与此同时在自己民族语言的根本性的作用下在头脑中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理性、思维定式、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

第二个方面是人类本能。目前恐怕人们还不能从语言学或经济学角度对人类的本能进行解释，但完全可以从认知学、脑生理学、行为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找到相关解释。人类对利益追求的本能一是靠直感指引，二是凭信心决断，三是无限贪婪。从原始角度来看，人类的本能需要催生语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又激发人类的本能需要，而且人类在一直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本能需要。因此，人类的个体或群体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一种利益的追求，这种利益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而且都在竭尽全力自动追求这种利益。所以，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交易任何一方都会从人类本能角度出发自然而然地追求和维护自己一方的利益。在这一点上，语言似乎与人类本能具有某种“自然性”、“意识性”和“回应性”，但人类受到客观条件的诸多限制，不断且长期得到进化，加之受到不断进化的文化的强烈塑造，与环境积极互动并对人类本能形成自然反制。

第三个方面是人类理性。亚当•斯密早就明确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语言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这一论断告诉人们，狗与狗之间不能交易除了因为没有语言，再有就是它们没有理性。人类与动物的不同恰恰表现在两点上。按照索绪尔的理论，在一种语言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语言自然而言地蕴含着自己民族的逐步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和经济制序等几乎所有的约束以及所承载的自己民族的文化以及信息；而语言不仅影响甚至造就这个民族。因此，无论是这个民族的个体还是群体，其语言必然彰显业已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和经济制序等几乎所有的约束以及其承载的本民族的文化，语言必然或隐或现反映这个民族的理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一个民族有自己的理性，而另一个民族同样有其自己的理性。此理性与彼理性从人类共性角度来看是相同的，但实质并不相同。一个民族的理性不能体现或不能完全体现在自己语言上，或者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其理性的载体但不能有形地体现其理性。在利益面前，交易双方以及外语人都会一方面受到人类共同理性的抑制，另一方面又都会受到其自己民族理性的强烈冲击，因为人类不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理想的完全理性。

在涉外活动中，将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必然会出现如下问题：一是用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还是用另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对语言进行互换？因为思维方式决定语言表达顺序和表达方式。二是在追求和维护利益时会出现文化和基本理念碰撞，如何从人类的共性和从民族的个性两个角度实现双方均可接受的理性、公平和正义？三是在了解并掌握交易一方民族的思维定式、人生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同时，如何把握好自己民族的思维定式、人生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分寸和尺度？在一般情况下外语人不是受到自己民族本质的驱使或人类本质的反制就是受到另外一个民族本质的驱使或人类本质的反制，所以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推动或制约自己的言语行为。

人们甚至在尚未出生就具有适应自己民族语言的某种“基因”，在其特有环境条件下比较容易学会和掌握自己民族语言及其内涵和外延，并且自然而言地受到自己民族语言所承载的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以及经济制序的约束。同时，在内心世界里逐步形成了与这些约束相适应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当出现了与这些约束相违背的“外侵”，即出现了外部约束时，人们自然会从心底里发出抵制的信号，这时人们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就开始发挥作用来本能地维护自己民族的种种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人类的共有本质还是一个民族特有本质都是以一种无形的形式体现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之中，但在利益面前会抛开人类的共有本质左右自己的言语行为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总之，一种语言具有民族色彩，外语人具有民族特征。在利益面前，相关双方会自然暴露自己民族的特有本能，可同时又受到人类理性的反制。但所有这些都应该而且又只能从语言中找到答案。

3.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受外语人言语行为的推动或制约。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伴随着该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就总体而言，语言一直是适应着人类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动物成为人类，人类之所以能够构成人类的社会，人类之所以能够有规范人类行为的约束，就是因为具有语言并且使用语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一种语言与自己民族同在，外语人与言语行为同在。外语人实施言语行为必然具有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目的。无意识目的的言语行为常常受到人类本质的自然推动，而有意识目的的言语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受到两个条件的制约。第一个条件，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受其本质的驱使，即以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极力维护其自己民族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又受到客观环境以及对方民族的种种约束的反制。第二个条件，外语受自身言语行为能力的直接影响，这种直接影响表现为：一是在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消除固有差异的程度；二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避免产生新生差异的程度；三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消解文化差异的程度；四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减少周围语言环境影响的程度；五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使用肢体语言的程度等等。

在这两个条件的制约下，如何使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的速度实现最佳化将是一直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即便懂母语也懂外语也未必能够实现交易或合理的交易，因为即使外语人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是有限的，那么，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也不会比外语相关信息更丰富；而且，即使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也同样丰富，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也未见得与外语相关信息一样丰富；最后，即使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不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是丰富的，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未必没有外语相关信息丰富。由于语言的不同、其承载的文化不同以及承载的信息的不同，再加上语言无法显现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等因素，母语与外语只有在两种语言“完全” 相同时，一个词才对应一个词、一句话才对应一句话、一个语段才对应一个语段。不然的话，一个词与一个词、一句话与一句话、一个语段与一个语段的内涵与外延等就永远不会像一个天平上两边质量完全相等的两个砝码。

4.外语资源配置直接影响外语因素的经济特性。长期以来，人们始终把对语言的认识停留在索绪尔的“语言”和“具体语言”的概念上面，外语一直受语言概念的影响和人为扭曲。所以，外语在涉外活动中，一方面被看成是单纯的语言；另一方面被充分涵盖在整个涉外活动过程中，其重要性和价值就自然被冲淡或回避掉了。当我们站在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把外语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中剥离出来，放在涉外经济活动中重新观察时，我们看到外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样，也就出现了资源及其配置问题。对于资源配置，并不是因为稀缺才有资源配置问题，即便丰富也同样存在资源配置问题。外语资源配置本身的意义在于使其经济特性更具科学合理，在于其经济效益最大化。

三、语言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

（一）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以跨语言学、经济学为主，同时涉及多种学科门类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它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存在语言变量的研究中，同时也研究语言与传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等”（刘国辉、张卫国,2010）。经济学家Grin Francois 给语言经济学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它把经济学通常的概念和手段应用到研究存在语言变量的关系上，尤其（但不是仅仅）对那些经济变量传统上也起作用的关系感兴趣”。后来，他在1996年又指出：“下此定义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而在于研究那些话题采用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经济学的论证推理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上就成为语言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国内，对语言经济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晚，目前对此进行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大命题，即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语言是一种制度，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语言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山东大学张卫国博士从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角度分析论证了语言的经济性质，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个命题，可以作为国内有代表性的语言经济学分析框架。

1.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即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是资本的一种形态。界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和内容，关键要看该投资是否能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进而给个人、企业或社会带来收益。在一定意义上讲，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力资本。因为语言知识基本上是知识资本的积累，学习一种或多种语言所花费的费用以及时间是对人力资本特殊形式的投资。

2.语言是公共产品。从消费的角度看，语言同样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一个语言群体中，特别是一个语言异质性的国家或地区，语言的使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因为语言传播而产生的收益主要来源之一是语言群体边界的溢出收益。这表现在：语言的传播可以增强贸易往来、知识共享以及推动大多数经济与社会相关活动的组织、协调及管理，尤其能降低不同语言群体相邻或交界地区的信息处理与交流、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以及不同语言人群中共享的成本。就像天气预报和大众传媒一样，双语或多语的潜在收益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被国家或地区其他人群所分享，并且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不能排除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因此，一个国家或区域内，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

3.语言是一种制度。人类表达思维的方式总是按一定规则来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规则就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本身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因为它具有规范人们言说表达的功能，但它又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制度。语言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制度，一切人类制度基本上是通过语言文字所记载或通过言说所表达的，可以说，语言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又是人类其他制度的信息承载物。有了语言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人类社会中其他的习俗、惯例、规范和法律等制度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语言是一种“元”制度，或者说，语言是制度中的制度。语言作为制度并不是指语言的立法制度，而是把语言本身同其他制度同等对待，分两种情况：一是指不同语言作为不同的制度，其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指同一种语言在发生（制度）变迁的前后，效率也是不同的。

虽然这个基本分析框架在学术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认同，但至少把分析框架提出来了，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更深层面的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分析平台。

（三）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局限性

语言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直到目前，有关这一研究基本上比较零散，多半属于描述性的研究而没有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研究，可以说其研究尚未成型，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学者们公认的定义，其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系统性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从研究的脉络及其成果来看，学者们始终是围绕着语言而展开研究的，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泛泛的抽象研究，他们把语言经济学中的“语言”要么看成是索绪尔的超凡“语言”、要么看成是索绪尔的“具体语言”，基本上没有落实在某一具体的经济领域。鲁宾斯坦在《经济学与语言》一书中，围绕语言与经济或经济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分析研究了“经济学与语言”，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从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学术概念：“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但就其总体而言，所有研究都是从语言本身、基于语言本身、为语言本身，即便是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也还是没有脱离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圣经”，这也是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两项分析研究至今在国内外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或直接原因。

外语经济学研究不关注对语言本身的单纯研究，也不关注索绪尔超凡“语言”以及“具体语言” 的经济特性，同样也不关注学习一门或几门外语所进行的投资、与此相关的收入和福利、短期利益以及长期利益；而是关注在涉外活动中外语互换成母语或母语互换成外语过程中消除语言的先天差异和避免在语言互换过程中产生新生差异，关注决定语言互换质量的外语人本质，关注决定语言互换速度的外语人言语行为，关注外语资源的科学配置；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分析研究在涉外活动中把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之和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的经济特性，从而确定这一因素对涉外经济的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而语言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是语言本身，以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一种公共产品、一种制度为分析研究的核心，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就语言为语言来分析研究索绪尔所提出的超凡“语言”或“具体语言”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始终没有脱离语言本身，所以它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研究，实质上仍然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

语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媒介，可惜人类并不使用同一种语言，在我国的各个领域里尤其是涉外经济领域里，我们的母语—汉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可能也无法取代外语。因此相对于母语而言，外语的存在和使用就是必然的和客观的，所以我们不得不研究外语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