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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哲学诠释学所指出的那样，任何理解和解释都有其自身的诠释处境，任何理解和解释都有历史性和有限性，任何理解和解释也都有未完成性和开放性。这给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对科学社会主义不断理解、诠释、运用的过程。本文运用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通过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运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理解和诠释差异的形成原因以及继承关系进行分析，同时也借此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一
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论述主要是以社会主义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为前提的，是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情况推论的，但现实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设想，社会主义首先不是在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了胜利。这种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探讨的理想的社会主义是有所不同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唯一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而对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诠释，毛泽东、邓小平都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之中一些基本原则，如：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问题上，在政治上都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都强调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动摇的基础，按劳分配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分配形式。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诠释，毛泽东、邓小平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也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差异。总的说来，毛泽东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以实现平等为目的、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他看来，平等是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原则，平等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不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在于社会道德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这带有明显的伦理社会主义的色彩。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经历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是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他结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点，赋予社会主义观以新的内容：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是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其根本途径就是发展生产力，可以说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建设社会主义。
二
哲学诠释学认为，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无论是理解主体之本人还是作为被理解和诠释的文本，都内在地镶嵌于历史之中。人们的历史特殊性和和局限性是无法消除的，因此，人们的理解也无法逃脱这一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这就是理解的前结构。对于接受主体而言，不可能事先就把那些使理解得以可能产生的前见与那些阻碍理解并导致误解的前见区别开来。承认理解的历史性，就承认了理解者前见的合理性。这种前见是构成理解的基础和前提。一切解释都是在前理解的基础上达到的新理解。
公平、平等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也是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之一，问题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实现它。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创造现实基础。而要是在没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去勉强实行社会公平的目标，“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6](39页)。可是，在毛泽东看来，实现平等从根本上不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在于社会道德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却惟恐它有碍于道德与人际关系的改造，最终难于实现平等。这种认识明显地带有中国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印记。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不曾认识到生产力的重要性，事实上，在理论上，他对此也有过不少强调。但是，在情感上，在实践上，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前提条件的实现，使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平等”的认识发生了偏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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