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至8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授课110多个学时，辩证法唯物论就是其讲授的主要内容之一。不仅他的两篇最著名的哲学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讲授，而且更为丰富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部分章节也滥筋于此。毛泽东的哲学论文长期以来备受争议。起初引发相当大质疑的就是:事实上，是否像中国官方出版物所说的，毛泽东在1937年就已完成了这些论文。有些学者主张(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实际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才写成了这些论文，时间只比《毛泽东选集》官方版本的出版稍早一点，而非1937年。他们所提观点的根据是，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在其学徒阶段，应该不可能写出例如哲学等深奥内容的论文，加之，同一时期文本证据明显缺乏，难以支撑中国官方的说法。争议同时围绕毛泽东这些文章所展现的原创性程度，以及与此相关的，这些文章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哲学来源(这里指苏联新哲学译者注)而展开。
一、阅读新哲学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虽然在1936至1937年发愤研究苏联哲学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他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要追溯到1920年)，但他对反对者王明及其拥护者的批评还是非常敏感。他们称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者，理由是他坚决主张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进行具体的实证调查，并反对所谓的本本主义，即盲目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公式，而不考虑中国国情。因此，尽管毛泽东在1936年以前已经读过了为数不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著作(包括《资本论》和《反杜林论》)，但他还是决定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理解。1936年后期，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军事任务的领导得到加强，得以从中抽身的毛泽东，便将大量时间投入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
二、毛泽东关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
毛泽东作批注最多的文本是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合著的停淬证法唯物论教程》。他在1936年11月和1937年4月间读了此书并作了批注，近13000字的评论填满了书页边的空白处。其中，一些是对该专著内容的总结，一些是对苏联哲学家所提观点的思考，还有一些是通过中国例证对哲学原则所作的阐释。这本582页的长卷对于毛泽东理解辩证唯物论法则极为重要，尤其是对立统一法则，这也是其名著汗盾论》的主题《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包括对立的统一与斗争法则、矛盾的主导方面之意义、自始至终的过程之矛盾的运动、对立统一法则下同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上述每一个主题在毛泽东的《矛盾论》中都有详述。这些批注为其思想发展、酝酿并撰写此文的最初版本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发。
三、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批注
如果我们考察毛泽东在1937年8月之前对第二种苏联哲学文本的批注，新哲学之于毛泽东哲学著作的重要性就会进一步彰显。马克米丁等合著的停淬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全册538页，包含了丰富的新哲学材料。毛泽东对该书的挖掘比证法唯物论教程》还要深，虽然他对该书的批注少于后者。有事实证明，毛泽东对米丁书籍的依赖，即毛泽东《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包含的材料超过半数取自《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有时也被指采用一种直接照搬该苏联文本部分内容的方式。这也是毛泽东对该文本的批注与其个人哲学论文之间的一个直接的文本联结。最明确的例子见于《实践论》开篇，该内容最先出现在毛泽东的批注之中。
四、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和新哲学
毛泽东关于《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批注，为深入了解其个人理解辩证唯物法的过程提供非常有利的条件。他对这些苏联文本的直接反应非常有力地解释了他获取哲学信息的直接来源，以及他对所获信息的理解方式。正如我们了解到的，毛泽东不是被动接受苏联文本传达的内容，而是以审视的眼光阅读、并快速地将书本中包含的哲学投入应用工作之中。毛泽东勇于探究的智慧在深入研究新哲学期间显然得到了充分发挥:他的目的在于，对复杂抽象的哲学公式的掌握可以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为不甚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阐述个中原理，思考如何将新哲学的原理和方法论运用于对中国革命特殊需求和特征的理解之中。
五、新哲学、普遍性真理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很显然，从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和另外两篇更为著名的论文《矛盾论》和《实践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毫无异议地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存在着掌控宇宙中万物的本质和运动的哲学法则。就如同这些普遍法则适用于自然界一样，它们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和人类思维。毛泽东认同同时代苏联哲学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法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些法则和类别中没有一个是由人类思维本身创造的:它们是客观世界的固有法则。而且，这些法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根本部分。
毛泽东的哲学批注集，不仅阐明了其思想来源，而且指明，为了创造独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特殊性与普遍性有相结合(一体化)的必要性。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法则的认知是毛泽东远足到哲学领域的主要目的。毛泽东致力于这种理解，以便把握中国国情的性质并能够改变它。正如他在一篇哲学批注中指出的: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