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反驳当时教条主义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澄清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差异，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矛盾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诠释。在《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中，阿尔都塞首次借鉴了毛泽东《矛盾论》中的辩证法思想，初步确立起带有浓郁结构主义色彩的“多元决定”范畴；在几乎同期的《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中，阿尔都塞更为直接地立足于毛泽东辩证法的思想资源，对多元决定与事物矛盾发展的关系展开深入分析。由此，阿尔都塞自身思想的发展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内在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带有构镜论色彩的思想格局。其一，立足于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思想，阿尔都塞对多元决定的确切内涵作了深刻阐发；其二，通过吸收和借鉴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相关思想，阿尔都塞论证了矛盾结构的复杂性和既与性；其三，通过对毛泽东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思想的深度重构，阿尔都塞确立了自身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思想。公允地说，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研究和诠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以别样的、带有先验色彩的结构主义方法凸显了毛泽东辩证法的丰富内涵。然而，这一解读也有其局限性：脱离本真的历史实践，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过于抽象的纯粹理论化处理；“症候式阅读”方法单纯注重文本自身的问题，而忽视了文本与思想和社会现实更深的逻辑关联。
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其所著的《保卫马克思》这部重要论著中，极力反对1960年代盛行的两种倾向：一是以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思潮；二是苏联的“经济决定论”。在阿尔都塞看来，二者的共同症结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形而上学的教条化理解。支撑阿尔都塞进行批判并建构他自身思想的重要方法论资源正是毛泽东的《矛盾论》。长期以来，我国学界较多偏重于对阿尔都塞本人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对阿尔都塞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及其辩证法思想的关系鲜有研究。本文拟以阿尔都塞的《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和《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这两个文本为依据，力图还原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的解析，以凸显阿尔都塞特殊的诠释逻辑，并揭示这一特定诠释方式的局限性。
一、批判“颠倒说”与毛泽东思想的出场
由《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可以看出，早在1962年，阿尔都塞在对“多元决定”概念进行阐述的时候，就已经间接地借用了毛泽东的思想资源。而在另外一部论著《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中，阿尔都塞进一步对矛盾的多元决定问题展开了分析。在这里，毛泽东思想更是多次以直接论据的形式出现。那么，毛泽东思想是在什么样的一种理论景观中出场的呢？
从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时起，阿尔都塞就力图剔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黑格尔因素。这样做的直接原因是论战的需要。他强烈反对两种倾向，即“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苏联“斯大林化”的经济决定论。前者的直接理论基点是青年马克思，而青年马克思是站在黑格尔哲学基础上的；后者的本质是一元决定论，阿尔都塞认为这也同样带有黑格尔的思辨主义和还原论色彩。唯其如此，阿尔都塞认为，要清除这两种错误倾向，就必须对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进行祛魅，即必须对已经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了的辩证法的“颠倒说”进行彻底批判。阿尔都塞认为，过去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即“颠倒说”，其含义暧昧不清。所谓保留黑格尔辩证法的方法这个内核，仅仅对其体系进行外部的颠倒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这种“颠倒说”的理论前提是把体系和方法看成两种分离的、不同的东西，简单地认为，去除唯心主义的体系，将方法的对象从精神变成物质，就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改造。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因为体系与方法是一个整体，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所以仅仅进行简单的形式上的颠倒无济于事，而必须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彻底的结构主义改造。“这就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同一、‘扬弃’、质转化为量、矛盾等等，到了马克思那里（假定马克思接受了这些结构，事实上他并没有全部接受！）就具有一种不同于原来在黑格尔那里的结构。”[1]81这是阿尔都塞首次明确地提出要对毛泽东《矛盾论》思想进行借鉴，相应地，毛泽东的思想也就首次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出场。
阿尔都塞之所以会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有着一定的时代因素。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称毛泽东的《矛盾论》是“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2]89。的确如此。毛泽东的《矛盾论》对于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确实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深刻影响到了阿尔都塞。不过，这种影响是通过特定的方式发生的，它是在结构主义意义上对法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影响的。也就是说，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毛泽东思想的出场从来都不是以原本的面貌单纯地出场的，而是为了他自己的理论目的而让其结构主义化之后出场的。
二、多元决定论的创立与毛泽东思想的借用
在《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和《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这两个文本中，阿尔都塞集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借此，阿尔都塞提出了别具特色的多元决定论思想。在阿尔都塞整体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在场的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及其辩证法思想。概括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新“矛盾”一般规定的建立
为了将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区分开来，就必须对二者的“矛盾”概念进行相应的区分。于是阿尔都塞在一开始就使用了不同于“矛盾”概念的“多元决定”，至于多元决定的涵义，阿尔都塞认为，必须从促使矛盾爆发的矛盾统一体的性质及其过程这个角度进行阐明。对此，阿尔都塞说：“它们在构成统一体的同时，重新组成和实现自身的根本统一性，并表现出它们的性质：‘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个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3]由此可以看出，支撑阿尔都塞观点的基本理论正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论述，给予阿尔都塞以直接的理论支持。阿尔都塞以此将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矛盾的不同理解区别开来。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阐述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是为了探讨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状况，是为了具体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对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合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3]355。毛泽东是为了具体说明矛盾的特殊性，才区分矛盾对抗的不同情形。毛泽东明显强调的是矛盾本身的特殊性对矛盾的限制。而阿尔都塞在论述多元决定的一般规定性时，其强调更多的是诸多矛盾构成的统一体这个结构对矛盾的限制。另外，毛泽东在论述矛盾的特殊性的时候，大部分观点是带有主体性的，而阿尔都塞对矛盾的论述则是反主体性的。故阿尔都塞视域下的毛泽东思想显然是被结构主义化了的，即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诠释带有自己结构主义的理论前见。
2.复杂结构既与性的建构
在《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一文中，阿尔都塞明确地指出，“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这个问题，我们在列宁和毛泽东的这些著作中可以找到问题的理论解答”[1]175。到这个时刻，毛泽东著作已经以显性的形象被阿尔都塞做为逻辑论证的工具。
阿尔都塞重点提到了毛泽东对矛盾的特殊性定义的三个新概念，其目的是为了论证他个人的观点：矛盾具有的结构复杂性和既与性。毛泽东所提出的矛盾的三个概念分别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区别和矛盾的不平衡性。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均为阿尔都塞所关注。在论证矛盾的复杂性和既与性的时候，阿尔都塞较多关注的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两点。不过，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思想的解读是建立在结构主义基础之上的，由此来证明矛盾的结构复杂性和既与性，从而将事物建构成一个有着自身特定结构的矛盾体。
毛泽东对于矛盾的主次关系是这样论述的：“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3]320毛泽东如此着眼于主次关系来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具有独创性，这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推进，是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理论发展。也就是说，毛泽东对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研究，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其理论阐发是为现实的政治实践服务的。而毛泽东关于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区分则是为了具体阐明矛盾的特殊性。通过对社会矛盾及其复杂运动过程的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不能将所有的矛盾平等对待，在一定的情况下，矛盾会发生转化，矛盾双方的地位也会发生转化。
在阿尔都塞看来，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思想正是反对黑格尔思辩辩证法的利器，蕴含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总体性和还原论的驳斥，即排斥了黑格尔试图回归原始的简单统一体的理论前提。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对矛盾的主次关系和各种矛盾的特殊性的强调，突出的是不同矛盾固有的差异性，即不可通约性。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与黑格尔有着本质差异，前者将事物看作一个由多种矛盾构成的复杂过程，而且这种复杂过程是“既与的”和原生的，而不是黑格尔视野下的从一个原始的本质矛盾发展出来的。显然，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的矛盾观做出如此发挥，乃是基于其自身的结构因果观。这种对毛泽东《矛盾论》及其辩证法思想的诠释，浸透着阿尔都塞自身的结构主义思想特质。
所以，与其说毛泽东的矛盾观是阿尔都塞论证矛盾的结构复杂性和既与性的理论根据，不如说阿尔都塞在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下重新诠释了毛泽东的矛盾观。毛泽东只是明确了各种矛盾的不同地位，阿尔都塞却站在反本质主义和反还原主义的立场上确立了各种矛盾在结构中的原始存在状态。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的出场，始终只是论证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工具。
3.多元决定论的形成
阿尔都塞在论述多元决定论的过程中再次提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与之前论证矛盾的结构复杂性和既与性时强调各种矛盾存在状态的复杂性和原始性不同，阿尔都塞在论述多元决定论时，是通过毛泽东关于矛盾的不平衡发展的原则来论证的，此时阿尔都塞的理论目的是强调结构的主导性和结构对其要素的支配关系。
毛泽东是这样来阐述矛盾的不平衡性的，他认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3]326。毛泽东强调矛盾的不平衡性是在强调矛盾的特殊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矛盾的历史性，即矛盾的存在状态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地发展着的，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矛盾与矛盾之间的力量也是不平衡的。
对于阿尔都塞来说，矛盾的不平衡性只是支撑其论证结构的论据，在这种意义上矛盾的不平衡性已经被转义了。那么，在阿尔都塞的视角中，一个复杂整体即一个矛盾对其他矛盾的支配关系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认为，一个矛盾对其他矛盾的支配是与它们所构成的整体结构相关的。复杂整体具有统一性，但不是黑格尔式的表面的差异性和本质的统一性，而是复杂结构自身固有的统一性。所以，在矛盾与矛盾、矛盾各方面之间的支配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主要矛盾，而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共同组成的结构。阿尔都塞这种反主体的做法本质上是对本质主义和主体主义的一种理论反驳，但他过度注重结构的做法，实际上又是一种新的结构主体主义。
此外，阿尔都塞还将矛盾的不平衡性提升到普遍性的地位，认为矛盾的不平衡性适用于任何情况。这显然是对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普遍性思想的进一步发挥。阿尔都塞认为，对于社会形态来说，社会中具有各种复杂矛盾且诸矛盾的力量是不平衡的，而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具体矛盾的关系同样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推而论之，任何社会形态所具有的矛盾都是不平衡的。
总而言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阿尔都塞都是以结构主义的理论前见来解读毛泽东的。阿尔都塞文本中的毛泽东思想被统摄在结构主义的思考框架之中，因此，阿尔都塞关于对象的解读，更多的是侧重于各对象之间的关系、诸对象之间形成的结构等，而不是侧重于对关系和结构中的个体对象的研究。
三、阿尔都塞解读毛泽东方法论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由上文可见，1960年代阿尔都塞在自身的理论建构过程中曾多次借助于毛泽东的思想资源，实现了他自身思想即多元决定论的创立。阿尔都塞借助于毛泽东的思想资源实现了带有结构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变革，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结构主义的社会发展观。自阿尔都塞解读毛泽东思想开始，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当代西方激进思想的一大理论资源。故我们有必要厘清阿尔都塞解读毛泽东思想的方法，以达到对其的辩证认识。
1937年，毛泽东写作《矛盾论》的目的，是从哲学的高度肃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思想路线，从辩证法的角度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而毛泽东同时期的《实践论》，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矛盾论》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新的具体内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重提毛泽东，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并且也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诉求。当时，斯大林僵化的经济决定论受到许多人的反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大行其道。当时的阿尔都塞敏锐地看到了这两种对立思想所具有的相同本质――意识形态，并致力于建立不同于这两种思潮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在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过程中，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角度采用“症候阅读法”重新诠释毛泽东，强调从问题式角度来提问，并将问题式和意识形态、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来思考问题，此种诠释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造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真实内涵的遮蔽。
一方面，阿尔都塞转变了毛泽东思想的真实语境，与文本的本真含义不符。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的关于辩证法的著作，其辩证法只是一种实践形态即具体运用于研究自然和社会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矛盾论》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阿尔都塞则不同，他在诠释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时建构了带有浓郁结构主义色彩的多元决定论思想。为了反对斯大林式的经济决定论和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已经脱离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语境和本真意蕴。从本质上而言，阿尔都塞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解读是在其症候阅读、断裂说、意识形态等框架下进行。
另一方面，阿尔都塞无法凸显毛泽东《矛盾论》的实践品格，其单纯的理论建构无法改变现实。长期以来，解读毛泽东哲学的方法论视角大致有三种，即理论哲学视角、实践哲学视角和文化哲学视角。理论哲学的方法论视角，是对《矛盾论》等毛泽东的文本进行理论阐释和发挥；实践哲学的方法论视角，着重发挥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品格，将其与社会现实相联系；文化哲学的方法论视角，是将毛泽东思想与现实中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为文化建设提供指导。由此可见，阿尔都塞诠释毛泽东思想的理路是典型的理论哲学之路。[4]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矛盾论》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大力作，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哲学的大众化。《矛盾论》中的思想资源是汇集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经验的，是为解答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这类问题的。[5]而阿尔都塞重新诠释毛泽东思想完全是为了其理论创新的需要，无法很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虽然阿尔都塞也有很强的现实关怀，但是，为了保证其理论的自洽性，他在引证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忽视并抹杀了毛泽东哲学的实践品格。正因如此，阿尔都塞企图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重建科学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其所做的努力始终是在理论范围内的，群众甚至连大学生群体都难以理解其理论，故其对实践的实际推动作用较小。
阿尔都塞采用上述方法诠释毛泽东的思想资源，此种做法不仅没有能够回到本真的毛泽东思想，而且也没有回到本真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以特定的理论前见来使用毛泽东的理论资源，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辩证法的本义，反而将自己的结构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强加于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
四、结语
综上所述，阿尔都塞对毛泽东哲学的结构主义诠释，开创了具有一定意义的文本解读方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其一，立足于毛泽东关于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思想，阿尔都塞对多元决定的确切内涵作了深刻阐发；其二，通过吸收和借鉴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相关思想，阿尔都塞论证了矛盾结构的复杂性和既与性；其三，通过对毛泽东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思想的深度重构，阿尔都塞确立了自身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论思想。公允地说，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研究和诠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以别样的、带有先验色彩的结构主义方法凸显了毛泽东辩证法的丰富内涵。然而，这一解读也有其局限性：脱离本真的历史实践，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过于抽象的纯粹理论化处理；“症候式阅读”方法单纯注重文本自身的问题，而忽视了文本与思想和社会现实更深的逻辑关联。对此，我们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来看待。
参考文献：
[1]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弗雷德星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55.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陈世珍.解读矛盾论实践论的三种视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4）：80.
[5]松村一人.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之一）――以《矛盾论》为中心[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84（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