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毛泽东是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伟大开拓者。他从执政任务、执政能力、执政监督等方面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英文摘要】Mao Tsetung is a great forerunner to probe into the governing rules followed by CPC.By attaching much importance on the mission of governing,the capability of governing and the supervision of governing,this article addresses Mao Tsetung's useful reflection on the governing rules follwed by communist party.
【关 键 词】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益探索
Mao Tsetung/Communist Party of China/governing rules/useful refection
【 正 文】
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对执政规律的探索。1945年7月，当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执政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时，执政规律就已开始成为领袖人物经常思考的重大课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探索得以全面展开。本文主要从执政任务、执政能力、执政监督等方面谈谈毛泽东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有益探索。
一、在执政任务上的探索
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长期执政的必要条件。讲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一个政党要取得执政资格，巩固执政地位，获得执政的物质基础，都必须代表特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确解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生产力的具体任务和具体方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决定并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开拓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新途径。对这一规律性的认识的形成，毛泽东的有益探索功不可没。
正如石仲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神”》一文中所言：“西柏坡精神是这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同时始于毛泽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源头。”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对共产党执政后的任务就作了理论探索和战略构想。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毛泽东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首次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目标。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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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明白无误地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确定为新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这一目标符合世界各国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新中国逐步发展、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包含了“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西柏坡时期，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一直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1948年5月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大中小城市和广大的工矿交通企业，如果各有关领导机关忽视或放松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就要犯错误。”(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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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再度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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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毛泽东又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社会化”。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在制度方面，就是完成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打破中国农业原来分散的自给自足状态，使中国的农业向着集体化方向发展，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在技术方面，就是必须改良农业技术，主要是采用现代化工业才能提供的现代机械工具和现代技术，也即“农业社会化”和国家的“工业化”协调发展。“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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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共产党执掌政权，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产生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从而指引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走向了伟大胜利。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新的实践考验，即共产党能否履行好自己的执政使命，完成自己的执政任务。毛泽东对此作了探索。
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以后，“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列宁在他逝世前夕，还以政治遗嘱的形式，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主张。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还没有被党和人民理解接受和实施就逝世了。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领导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但由于受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没有矛盾、“完全适应”，并把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模式看成是尽善尽美的，长期讳言和拒绝改革，致使体制僵化，越采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认为这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批评了苏联学术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关于社会主" 义社会“无冲突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这就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开了改革的闸门。他还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同意斯大林的“完全适应”的观点，提出了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从而为后来的改革作出了最初的理论论证。毛泽东还纠正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的商品生产只限于生产资料的观点，明确指出商品生产的活动不限于个人消费品，有些生产资料也是属于商品的，如农业生产资料。毛泽东吸取苏联模式的教训，明确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关系的分析中阐明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理论、方针和政策。其要点是：建立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确保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实践证明，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一旦违反了它，就会使经济建设出现混乱，遭受损失，回过头来还必须按此进行调整，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二、在执政能力上的探索
共产党执政素质和执政能力的提高是在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中实现的。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一直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对此，他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结合这次整党，毛泽东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针对当时一些不法资本家和阶级敌人，利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向党、政、军机关内部大量施放“五毒”，党内少数人经不起腐蚀而开始堕落，甚至蜕化变质，沦为犯罪分子。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直到枪毙如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中共高级干部，并着重揭露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而腐化堕落的思想和行为，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有效的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普遍教育。
三、在执政监督上的探索
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共产党执政后如何避免“人亡政息”的结局时，胸有成竹地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十分重视人民在共产党执政监督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人民政权建立之后，人民是政权的主人，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力量，因而也是监督、抵制、反对共产党执政腐败最坚决、最坚定的力量。对共产党执政腐败的斗争也像革命斗争一样，需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造成一定的声势。而这种声势的形成，离开动员人民，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发动了人民群众，造成声势，“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人民监督的实质就是要用人民的权力来监督、制约共产党执政的权力及其运行，特别是要监督制约权力的滥用和腐败。
共产党执政之后，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整风运动，目的是就借助人民的监督力量，来保证党永不变色。毛泽东在“三反”斗争中就明确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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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对各级干部的监督问题。为此，毛泽东在全会上宣布：中共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借助党内外力量帮助克服在党的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从制度上探索和提出了人民民主监督共产党执政的途径和方法。首先，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使人民代表和各界代表人士直接参政议政，开通民主渠道，力求扩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1954年，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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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这一原则，在建国初期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组织框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而从国家根本大法高度为人民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了制度保障。毛泽东还提出并实行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还领导制定了信访工作制度等。即使在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的60年代，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干部“三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制度，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制度，党政干部主要负责人蹲点制度等，这些具体要求，对执政党特别是党员干部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是在革命胜利前后进行的，因而必然带有浓厚的革命党色彩，无论在思维方式、施政行为上，还是执政理念上都打上了革命的烙印。表现在指导思想上过分强化了阶级斗争观念和夸大了阶级斗争严峻性，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同时忽视了经济的发展，致使“左”倾错误在指导思想上长期占据统治的地位；在施政行为上习惯于革命运动的方式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以及政治、文化教育问题，如违背经济规律搞大跃进运动，用抓革命的方式搞生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革命的大批判运动；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解决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的争论等。在执政理念上，将经过长期奋斗后才可以实现的所有制结构、分配体制及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人为拉平并使之理想化、简单化。如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视为单一的公有制，分配体制上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甚至曾一度试行过“按需分配”，把人的全面发展简化为亦工、亦农、亦军、亦商、亦学。革命的思维方式、革命的施政行为、革命的执政理念严重妨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当然，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是一个崭新而长期的过程，正如波兰革命家卢森堡视社会主义为一块有待人们奋力开拓和辛勤耕耘的“处女地”一样。在探索中既有成功和成就，又会有失误和失败，而且这两方面往往是相互伴随、相互交织的。对探索者提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毛泽东在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中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的，留下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发生的错误和挫折也是相当严重的，留下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毛泽东晚年尽管有重大失误，但仍不失为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伟大开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