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农村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广阔、最深厚的基础，因此关于农村调查及发展研究倾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血。20世纪上半叶尤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主要有：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区以及社会学家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陈翰笙领导的保定、无锡农村重点调查和全国性抽查；国民政府首次以国家机关名义进行的农村经济普查与定期统计。此外，还有南京金陵大学美国人卜凯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和日本人“满铁”的华北农村调查。这些农村调查的目的不一，深浅有别，但客观上都为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英文摘要】
【 正 文】
对于20世纪中国农村，我前几年因做中西农村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接触了一批资料，结果印象和感触都很深，其中之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上下对农村的热情关注以及各种形式的农村调查研究，现在似有必要做一扼要归纳与评述（注：新中国诞生于一场新式的农民革命中，而这场革命的社会内容，至少对占中国绝大部分空间与人口的农村而言，就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伟大实践，而且土地改革过程中对中国农村的认识和研究，以及土改过程中逐村逐户地丈量、分配而形成的土地资料和农户分析资料，也是中国经济史上最具开发价值的信息宝库。不论就其社会价值还是学术价值而言，大概是现存旧中国农村研究的任何资料都无法比拟的，需专文另论，此处不表。）。
一 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
自20世纪20年代末叶以来，在河北省定县（以晏阳初为代表）、山东省邹平（以梁漱溟为代表）、南京晓庄（以陶行知为代表）、江苏昆山徐公桥（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代表）以及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等地，出现了一批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这一运动基本上是由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搞起来的。这些人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或“教育”问题；中国并不需要任何制度性的根本改革，而应返回到“农本社会”、“伦理本位社会”，于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当然，这支以农立国派的队伍是很复杂的，并非都像梁漱溟那样有明确的理论模式，不少人或者出于痛恶资本社会影响之弊端，或者是深感农村之急需救济，或者是出于一种农村乌托邦思想。
二 陈翰笙：农村调查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在这次调查中，还制定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经济标准。同时，陈翰笙还组织了另一批调查团奔赴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考察流亡到东北的难民状况。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侧面研究北方农村经济。
三 国民政府和其他农村调查与成果
1933年，国民党实业部所属中央农业实验所开始主办全国性农业调查，并纳入国家的统计工作。他们在全国各地设有农情报告员，1934年时农情报告员已达6000多人。他们按照规定的项目和指标，对所在地区的农业情况进行调查，然后按照一定的程序汇报上来，每月报告一次。该所调查的重点是生产技术、生态环境、自然条件、土地利用等内容；同时也涉及到各种农作物的总产量和亩产量，农产品的价格，租佃关系，田赋数量和借款方式等方面。此外，还有关于旱涝灾害、人口增减以及耕地的变化的有关情况。在资料汇编的基础上，每月出版一次《农情报告》，每年还出一本汇编。
最后，在解放前中国农村研究中，还值得一提的是单枪匹马独辟蹊径的费孝通教授。费孝通以《江村经济》（注：此系费氏博士论文，原题是Kaihsienhung:Econ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 该书的英文书名是出版社给加上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本见《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名声鹤起，许多外国人是通过《江村经济》一书知道费孝通的，同时也通过该书认识和了解中国农村。不过，西方人也有微词。例如，该书出版数十年后，费孝通当年留学英格兰的同窗埃德蒙（Edmund）对通过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反映中国国情的作法还在表示怀疑。年逾80高龄的费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初衷，他温和而坚定地答道：自《江村经济》发表，50年过去了，可我更加认真地相信，“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注：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载《读书》，1990年第5期。）。 费孝通用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坚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往往从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出发，以微观世界来洞察宏观世界，收到了知微见著的成功，对后学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