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的景教遗物的发现和考定,中国大陆的景教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潮。
其余的论文以下按“关于唐代的景教碑及唐代景教”、“关于西域及中国北方地区的景教”、“关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景教”、“关于元代景教的其他研究”、“关于景教与其他宗教、文化的关系”这五个部分作简要的介绍。
一、关于唐代的景教碑及唐代景教
一般认为景教传入中国内地在贞观九年阿罗本之来华,事见唐景教碑。龚方震《唐代大秦景教碑古叙利亚文字考释》(《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指出隋代《翟突娑墓志》中的“突娑”即是景教碑中的“迭屑”,认为翟突娑是先阿罗本至我国的景教徒。按“突娑”即“迭屑”乃波斯语Ｔｅｒｓａ的音译,伯希和早已指出,但Ｔｅｒｓａ在波斯语中既指基督教徒,亦指祆教徒,这一因素,作者似未考虑。龚文又引成书在6世纪中叶的《世界基督教地志》指出此书作者,生在亚历山大的埃及人Ｃｏｓｍａｓ为较早从海道来中国的景教徒,但毕竟教徒之到来与宗教之传入是有区别的,证据确凿的景教传入时间应取景教碑贞观九年的说法。龚文的主体是对景教碑中的叙利亚文字进行了转写、音写、译文、注释这一系列工作,其中有关语法、词源多有论及,提出了一些新看法:碑首行文字中的ｐａｐｓ,伯希和释ｐａｐｓｉ,认为是“法师”的音译,龚文以为来源于希腊文ｐａｐｐａｓ,义为“神父长老”或“僧”;又提出“马儿哈昔”与“马儿哈昔牙”的区别,后者不能指耶稣;又Ｓａｒａｇ来自印度西北方言,指天堂,转称洛阳。龚文还指出景教碑的文字是叙利亚文早期的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ｌｏ字体,并推测中文、叙利亚文出自两人手笔。徐自强《〈大秦景教碑流行中国〉考》(载《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介绍了向达先生所藏的两种景教碑拓本,对碑文中的一些词句作了解释。周祯祥《关于“景教碑”出土问题的争议》(《文博》1994年第5期)评述了伯希和、穆尔、冯承钧、洪业、佐伯好郎、岑仲勉诸人对于景教碑出土时间、地点的考证成果,并指出了争论的缘由与意义。周祯祥《浅识景教碑几个叙利亚文字考释之歧异》(《文博》1996年第6期)择选了几个诸家解说不同而对理解碑文比较关键的叙利亚文词汇作了综合分析,认为Ｐαｐｓｄｓｉｎｓｔａｎ中Ｐαｐｓ这一称号的理解关键在于认识到冠以此称号的景净为中国景教会的最高领导人;ｉｚｄｂｕｚｉｄ为伊斯而非行通,ｄｕｌｔ宜译为“向”,在句中意为向中国诸帝传教,对ｋｒｕｚｕｔｈｕｎｄａｂｈａｉｎ的理解涉及伊斯建碑的原因,有纪念传经的“众教士”和纪念众教士所传之“道(经)”两种理解,不可确定;ＭａｒＳａｒｇｉｓ是尊称;Ｇａｂｒｉｅｌ究竟是谁还不可确认;Ｓｉａｎｇｔｓｕａ可释“上都(长安)”,但和其他三处以Ｋｕｍｄａｎ称长安相矛盾。林悟殊《摩尼教“三常”考———兼论景教碑“启三常之门”一句的释读》(载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一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认为摩尼教中的“三常”为占据北、东、西三个方位的常明王国的简称,代表了光明王国,景教碑中的“三常”借用自摩尼教,“启三常之门”即“打开天堂之门”的意思,这样的解释不同于通常以“三常”为“信望爱”的解释。
盩厔(周至)大秦寺是受到学者关注的另一处与唐代景教相关的遗存,最近,又有学者对大秦寺仅存的大秦寺塔作了考察,但未发现与景教相关的遗存(李崇峰《陕西周至大秦寺塔记》,《文物》2002年第6期)。
20世纪初洛阳出土的唐《阿罗憾墓志》是唐代中西交通研究的重要资料,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波斯侨民阿罗憾墓志跋》(《学术集林》卷四,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重申了朱谦之所持阿罗憾即景教碑中的罗含的观点,并提出阿罗憾的死因是景教受到佛、道之徒的围攻,阿罗憾因此受到突然打击,怀恨而亡。对此,学者还有不同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