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资研究的文本越来越多，而文本研究越来越少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因研究对象的不尽如人意而产生的价值质疑使得这一学科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判断虽然耸人听闻，现实状况却也相去不远，面对每年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品，如何选择、如何批评、如何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不得不面对的思想困境与学术难题。
简单来说，文学研究一般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顾名思义，内部研究主要是针对文学本身的研究，包括语言、体裁、修辞等等，而外部研究则是从影响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外部因素（包括政治、文化、心理等等）入手，予以理论观照。具体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种研究范式同样适用，但实际情形似乎更要复杂和多样。王一川说：“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不是单纯的诗学或美学问题，而是涉及更为广泛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因此，有关它的研究就需要依托着一个更大的学科框架。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涉及现代政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几乎方方面面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因此需要作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考察。有鉴于此，需要有一门更大的学问，去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或学科立足点。”①这种从外部研究入手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方法，这种观念性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路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比较常用、比较突出的范式，并一直延续下来，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资源的大量涌入，使得外部研究获得了更多的思想依托和理论架设，使其呈现出越来越极端化的发展趋势，内部研究的重要性被严重遮蔽和削弱。
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面相：一是文学批评（作家作品论、思潮与现象研究等），一是文学史写作（包括研究资料汇编），当然，这两个方面不是各自孤立的，只是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而已。但不论文学批评如何多样化，不管文学史有几重面孔，文学作品是其最基本的研究对象，文本细读是其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理论资源的“文本细读”，最早受新批评青睐和推崇。文本细读是指对文本的语言、结构、象征、修辞等因素进行仔细解读，从而挖掘出在文本内部所产生的意义。它强调文本内部语言语义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文本结构中各组成部分之间所形成的纷繁复杂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以内部研究为特点的文本批评，但随着文化语境的变化，阐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都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使得文本细读逐渐摆脱早期新批评孤立的“内部研究”的诟病，转向一种与社会文化环境相联系的由内而外的“整体研究”②。在以文化研究为主导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我们对于“文本细读”的强调好像不过是一次老生常谈，但其重要意义仍不可抹杀，当代文学研究要确立文本规范，确立文学经典，确立学术标准，都离不开“文本细读”这一最基本、最重要、最实用的方法。
一、文本细读与当代文学批评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认为，文学批评是文学史写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学批评，文学史的面貌将无法清晰呈现。但事实上，这样的认识不过是一种理想的期待，而不可避免地遭到各种现实困境的围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都是作为思想政治的附庸而发挥着战斗作用，这样的文学批评，已彻底失去了其独立性、审美性，而仅仅演变为一个时段或几个阵营的政治博弈。由于我们尚未建立健康的文学批评传统，所以当代文学批评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病态至少说是亚健康的状态，如此之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其实是十分微弱的，遑论文学史的建构。但我们切不可以忽视了这微弱的力量，因为如果被邪恶点燃，那么它的有效性往往是致命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中，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最突出的表现是它的有害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批评就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好多作家仅仅因为一两句的批评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建立在身份和权势认同基础上的文学批评有效性威力十足，贻害万千。这种文学批评一是脱离了文学性，把文学批评当做攻击“假想敌”的“妖魔化”手段，二是摒弃了批评的准则和道德底线，文学批评在他们的世界里成了迫害他人的非人性谴责。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批评不注重文本，相反，披沙拣金，十分沉迷于对文本的寻根究底，“鸡蛋里挑骨头――无中生有”是惯用的伎俩，文本细读沦为捕风捉影，直到彻底变成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附庸。这种批评模式在“文革”中达到顶峰。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主体性和审美性为内涵的文本细读才真正从文学批评的沉寂中复苏，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是从阅读作品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之路，而其论著也多半是作家作品论。但是，处于思想复苏和社会转型期的上世纪80年代，文本细读的最终目标依然不是对文学本身的阐释，其落脚点依然回归“思想”，当然，这种思想已经与集权的政治控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仍难逃宏大的国家意识形态。尽管这一时期，先锋文学的兴起曾经让文学回归自身的热情一度高涨，但“启蒙”“现代性”等诸种意识形态诉求仍然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这一时期，谈主体性、方法论、现实主义、现代性等，构成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基本面貌。1990年代以后，一种以经典重读为主要方法的“再解读”逐渐为中国批评家所关注。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和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是其中的代表作。从根本上来说，其所关注的其实依然是文本产生的外部机制，但这两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却是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在意识形态运作的特定“场域”选定一个具体的文本，呈现文本的修辞策略、叙事结构、矛盾冲突等在文本中的实践。这种研究路数，在其后的文学批评中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认作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文化研究的滥觞。而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文本的内涵也进一步扩大，往往以小说、诗歌、散文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本细读”，逐渐扩大至电影、摄影和各种时尚的文化产物。
而随着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文论的兴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关注形式，关注语言，关注文学本身，并致力于探求文学内部的真相。在这种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出现了两种分化：一种倾向是对作品的关注越来越少，更陶醉于文化研究的热浪之中，痴迷于西方文论无所不能的“神话”；一种倾向是对于作品的“过度阐释”，使得“误读”丛生，批评家们只是“将文本捶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从而造成意义的被遮蔽。文学批评如果不建立在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上，这样的批评如何发现作品的自身魅力，如何产生审美的愉悦性，又如何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此，文学批u的意义也不复存在。同样，批评的“过度阐释”，容易造成混淆是非的视听幻觉，对于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地位的确定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干扰。一方面，面对汗牛充栋、参差不齐的当代文学作品，批评家极其容易在浮光掠影的阅读过程中，产生失落感和疲惫感，从而导致对文学作品的冷漠与忽视，而这种心态极容易催生文化研究或过度阐释的不良后果，文学批评在文本研究上的“不作为”，又同时造成了对文学文本的遮蔽，从而使得许多优秀的作品为时代所吞没。另一方面，面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西方理论资源，在未曾有过专业的学习或了解的前提下，批评家便如同拿到了尚方宝剑一般，挥来挥去，大有庖丁解牛之势，实则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一通乱用，这样一来，作品的被误读就不可避免了。云里雾里，文本的有效性完全被理论的虚无所掩盖，何来文学的审美性的表达？正如有批评家所担忧的：“当代有些批评家极有‘弯弯绕’的才华， 他们有一流的判断、敏锐的思想，但是就是不愿意直白、清晰地进行文学判断，而是把一个简单的事实讲得华丽而空洞，给人的感觉是他们既在分析这部文本，又不是分析这部文本，既是肯定、赞赏，又是否定、批判，指东说西，指南说北，不但未能使他所评论的文本清晰化，反而仿佛是给文本套上了一个灰蒙蒙的大网罩，读者是更加难识‘庐山真面目’了。”③ 文学批评的危机本质上其实是思想的危机。当下混乱的文学批评显示的不仅是当代文学审美标准的暧昧和模糊，更是批评家内心深处思想界限的身份不明。但不管怎样，批评家对于文学作品本身的关注和阐释永远是文学批评最根本、最重要的内容。对于文本的关注、对于海量作品的筛选，体现的是一个职业批评家应有的责任和情怀。如此说来，对于文本的忽略、顾左右而言他及过度阐释，不仅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能力的衰退，更标示着中国当代批评家思想力的弱化。“忽略”“顾左右而言他”导致文学批评的缺席和失语，“过度阐释”则显示了批评家理论创新能力和运用能力的薄弱，而这一切都造成了文学作品的被遮蔽、被埋没的悲惨命运。
二、文本细读与当代文学史写作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写道：“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④在他们看来，写一部新的文学史（文学的文学发展史）的理想“仍然是十分遥远的理想”。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历程中，从王瑶先生建国后首创的新文学史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始，文学史写作便一直强调突出“思想内容”，既包括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亦包括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其中基本上所有的文学史写作都是根据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在意识形态的规约下，作家的选择、文本的选择与解读都必须是有据可循的，是必须能够为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斗争服务的。“研究家们的任务在于用自己掌握的文学史资料，用自己分析、评论文学的知识、技能，用尽可能精心描画的历史图象，去证明某一理论的正确性。”⑤这种新文学史的建构模式，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难以逾越的历史性障碍和思想性迷障。
1988年，《上海文论》第4期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陆续发表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而这一口号的提出，也促成了“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高潮。文学性和审美性终于再次从历史的故纸堆里被扒拉了出来。文学史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化、历史化表现，文学作品似乎看到了新生的希望，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陷入了新的意识形态中。“重写文学史”的纠偏和订正，似乎使得文学史写作陷入了新的偏见和误区之中。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重写文学史’恢复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必要的文学史地位，这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在‘重写’中对于一度成为‘历史空白’的历史的过分关注和倾斜，使历史又一次失去了重心，从而再一次颠覆了‘文学史’。”⑥因此，即便是文学史写作方面的代表作：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惨遭否定和批判。在他看来：“尽管陈思和和洪子诚的两部文学史都强调以‘审美性’和‘文学性’作为评价的标准，但是，实际上他们所编写的文学史并没有真正贯彻文学性和审美性的叙述原则。他们对于文学史的整理并不是真正从‘审美性’和‘文学性’出发的。”⑦这种批判尽管有着强烈的个人意味和全盘否定的片面性，但也能看出文学史写作的困境：即如何真正从文学本身出发，实现文学史的构想和书写。因为，即便是在这两本文学史中，他们对于文文学史的分期有所变化和区别，但依然未曾以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对于诸多作家的评价不再是以政治标准来衡量，但仍失之偏颇；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增加了文学性和审美性，但“思想正确”仍然是其重要的认可标准。
在这两本著作中，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应该算作是基于文本细读较多的文学史。陈思和十分重视文本细读，他认为：“文本细读是一种能力，它可以帮助你阅读文学名著，帮助你透过文字或者文学意象，达到作品隐蔽的精髓之地。通常来说，优秀的文学名著总是含有多层次的丰富内涵，其表层所承载的总是社会上一般流行观点的意义，但其真正的精华不能仅仅以此为目的。……细读文本的任务是揭示出这些精华，这些隐含在作品里的真正的动机――可能连作家自己也不怎么清楚，从而把作品的艺术内涵充分地显现出来。”⑧对于教材的编写，他说：“我在主编过程中所追求的第一个特点，是力求区别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文学史与以文学史知识为主型的文学史的不同着眼点和编写角度。以文学史知识为主型的教科书一般是以文学运动和创作思潮为主要线索来串讲文学作品，但对于本教材来说，突出的是对具体作品的把握和理解，文学史知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时代背景和文学背景都只有在于具体创作发生直接关系的时候才作简单介绍。”⑨而在实际的编写过程中，作者也是这样探索的。全书共二十二章，每一章中对于具体作品的分析都占了大量的篇幅，以第一章“迎接新的时代到来”为例，本章共四节，除第一节对这时期的文学状况作了简单的介绍之外，其他三节都是以具体作品分析（分别是《时间开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来反映当时文学的发展状态。但作为一部文学史著作，它的新尝试又被认为是缺乏“整体性”，从而导致文学史意义的缺失。然而，陈思和并不这么认为，他主编该书过程中的第二个特点，即“打破过去文学史一元化的整合角，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创作整体观”⑩。陈思和极为注重文本与文学史的关系，他试图“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多义性的诠释，使文学史观念达到内在的统一性”{11}，在他的理解中，文本是文学史中的“星星”。这种认识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其中张光芒将这一关系比喻为水滴与河流的关系，从而突出这一关系中的流动性。“一方面文本之水滴在汇聚成为文学史长河之时是直接以自身的轻重与动向参与其中的，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水滴以恩格斯所说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的形式推动着河流的流向及走势；另一方面，河流的丰富多变性又是与水滴的连续性密切相关的。这意味着文学史叙述以文本为基本因素，而且是作为最重要的单位，而不是先由一个个作家的所有文本构成作家论，然后再由作家论与作家论组成流派论，然后通向整体性的文学史。”{12}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陈思和提出的诸多有开创性的概念陷入了另外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学观念之中，致使对许多作品的细读产生了不适的症状。 而在文本细读与当代文学史写作关系处理方面做得更好的，是由董健、丁帆、王彬彬等人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一书。此书的脉络虽然仍旧依托时间的划分，但显示出了对具体作品的文学性把握和历史性调试，同时把港澳台的文学创作史无前例地纳入到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中，可说是一项文学史写作创举。在具体的文本细读方面，此书也做了许多新的探索和尝试，给读者带来不少新认识和新启发。黄发有在评述此书时，即对文本与文学史写作之间的微妙关系作了理性的详解，他说：“在近年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中，在对待文本的态度上存在着值得警惕的现象：其一是搬弄各种新潮理论，忽略具体文本的具体特点，进行削足适履的阐释；一些修史者为了创建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回避那些与自己的观点相矛盾的文本与史料，采取聪明的抽样分析的方法，选择一些特例进行自圆其说的分析，并以偏概全地将这种随机性、主观性的结论上升为普遍性的规律，使叙述的历史与文学自身的发展史在总体形态上产生较大的出入，以五花八门的趣味改写文学史，典型如‘唯政治化’与‘去政治化’态度对于‘十七年’代表性长篇小说的评判，两者差异简直是判若云泥。其二是以大而化之的思潮评述淹没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与差异性，偏重对文学的外部环境的评说，将作品视为在主潮裹挟之下随波逐流的鱼群，这样的文学史犹如时下的模式化建筑，先用钢筋水泥浇筑起桩基和框架，然后往里填充砂石砖块。秦牧说自己的散文创作是‘用一根思想的红线串起生活的珍珠’，不少文学史写作与之异曲同工，在这样的视野中，文学作品就变成了一种平均化的符号。当前流行的大而无当的文化研究，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不良倾向。”{13}好的文学史既要有对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又要在文学发展视阈中关注文本的历史关联、思想关联、美学关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水滴与河流的完美融汇。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说：“解释、批评和鉴赏的过程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并且看来还要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文学史的任务之一就是描述这个过程。另一项任务是按照共同的作者或类型、风格类型、语言传统等分成或大或小的各种小组作品的发展过程，并进而探索这个文学内在结构中的作品的发展过程。”{14}文学史写作，不是历史写作，它的最后理想必然是对在具体作品的细读基础上的文学发展的动态呈现――流动的现代性，流动的审美性。
综上所述，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其实已经引起相当的重视，但在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中，它还未从方法论意义上被确定为一种研究范式，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文本细读，依然有着极为广阔的开拓空间。目前为止，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和思考，而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小题大做”，着实应该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知道，“文本细读”会不会成为文学史新构想的梦幻新方法呢？
注释：
①王一川：《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宋剑华编：《现代性与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331页。
②参见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③吴义勤：《文本研究： 当下文学批评的软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④[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⑤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⑥⑦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2003年第1期。
⑧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⑨⑩{11}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编）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第7-8页、第9页。
{12}张光芒：《文本研究与文学史写作的新构想》，《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3}黄发有：《评》，《文艺争鸣》2006年第5期。
{14}[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