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存在两种现代性理论，即文化的现代性与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前者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视为西方文化变化发展的独特产物，后者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视为所有文化变迁的必然归宿。基于文化现代性理论，泰勒主张民主文化的多元性，认为现实世界不存在单一的、稳固的、标准的民主文化，存在的是多元的民主文化，而多元民主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在以彼此之间的承认和尊重为前提。
关键词： 文化的现代性；社会想象；民主文化；承认的政治
当代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主张的承认的政治，不仅指向文化日益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共同体内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承认，而且指向国际政治舞台上多元化的民主文化之间的平等承认。泰勒对民主文化的多元性的分析与其对文化的现代性及其多元性的分析相契合。
一、文化的现代性与非文化的现代性
泰勒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关于现代性的解释理论，即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和文化的现代性理论。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是“依据某种文化中立的行动来描绘这些转变的理论。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行动并非是依据我们经历的特殊文化来加以解释的行动，而是更确切地被视为属于任何传统文化都能经历的行动”[1]205。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不是把西方现代性看作是异于其它文化的一种现代性，而是将其视为任何传统文化经历了某些变化后都必然汇聚于一处的生活方式。
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主要是从“理性的”与“社会性的”变迁两个视角来解析所有传统文化都必然经历的蜕变历程。从“理性的”角度看，这些变迁主要被视为理性的增长，譬如科学意识的提升、世俗化观念的扩展、工具理性的增强、实证调查和道德评价更为明晰的界分；从“社会性的”角度看，这些变迁主要被视为某些制度与实践方式的发展，譬如流动性的增强、人口的集中、工业化的扩展、市场经济的建立。在这两个视角中，最为普遍的是“理性的”解释，即便是社会性的解释也倾向于借助理性，这是“因为就像流动性和工业化的社会转化被认为引发了智力的和精神的变化，因为它们动摇了人民的信念，进而使人民从（例如，对于宗教或传统道德的）旧习俗和信仰中解脱出来，这些旧习俗和信仰由于不具有任何独立的理性基础而难以维系。在这个方面，对现代性的信仰（例如，对于个人主义或工具理性）被假定具有独立的理性基础”[1]207。
从理性增长或社会变迁的角度对现代性的分析是现代性的积极理论，与之对应的是，将现代性视为人类的毁灭或衰落的现代性的消极理论。“现代性被描绘为边界的消失；被描绘为根基的毁灭；被描绘为狂妄自大，其否认人类的局限性与我们对历史或神的依赖，其置无限的信任于脆弱的人类理性之上；被描绘为浅薄的自我放纵，其对生活中的英雄的维度毫无兴趣；等等。”[1]207-208现代性的积极理论和消极理论，都基于文化中立的立场来解释现代性的变迁，都属于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倾向于根据传统信仰与忠诚的丧失来解析现代性。传统信仰与忠诚的丧失既可以是制度变化的结果，也可以是现代科学理性的效力不断增长的结果，但无论基于何种视角，传统信仰与忠诚的丧失都是因为其缺失理性的正当性理据。传统信仰与忠诚丧失的结果是遗留下一个个毋庸置疑、无须解释的事实，例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存于世俗时间之内的独立个体，每个人都不再受古代的宗教、形而上学和习俗的抑制而自然而然地采取行动；任何人都必须从自然中摄取生存的资本，使理性最大化；经验主义方法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有效方法。
文化的现代性理论主要依据一类新文化的生成来解释发生于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变的特性。泰勒认为，现实中存在一幅多元的人类文化图景。每一种文化都具有一种独特的语言和一系列独特的实践方式。这些不同的语言与实践方式阐释了不同文化对于人性、社会关系、思想与精神、好与坏、美德与罪恶等的有差异的理解。现代性的生成是多元路径的过程，作为结果的现代性受制于其所经历的具体路径，多元路径的存在导致多元的现代性，而非单一的现代性。现代的北大西洋世界具有一种相异于其它文化的文化，具有相异于其它文化的现代性。西方现代性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多种要素集合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科学理性的增长、人口的集中、工业化的发展、个人主义的兴起等这些看似显而易见的、无须解释的事实的生成过程，更是泰勒所言的“现代认同”的构成要素的形成与变化发展的过程，譬如现代的内在性、日常生活的肯定、表现主义的转向等。这些要素的生成和变化发展并不具有普世性，而只是西方文化的独特产物。
相比于文化的现代性理论，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是最为普遍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首先，直接评论性解释的易解性。从廓清某些错误进而“终于理解”（coming to see）的某些真理的角度对源于基督教文明的西方现代性的变迁进程所作的解释更易于被人理解，然而“以任何文化理由为根据做出如此确定的判断，将预示着我们已经对现代性的独特图景实施了复杂的比较性评价，这一现代性的独特图景与先于它的基督教文明图景形成鲜明对比，评价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清晰而明确的结论――这是一项难以轻易完成的任务，如果能够完全实现的话”[1]210。其次，唯物主义解释的盛行。此类解释求助于更加不容置疑的和更为切合实际的解释，把科学、个人主义、消极自由、工具理性以及现代性文化的其它显著特征的发展解释为社会变化的副产品，漠视或否认道德或精神因素的推动作用。再次，非道德动机的吁求。对于社会变化本身的解释往往求助的是完全与道德理想没有任何联系的激励人们行为的非道德动机，社会变迁往往被视为是受对更多的财富、权力、生存手段或控制其它事物的渴望的推动，如此的解释被视为“不容怀疑的”和“科学的”。
在泰勒看来，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对于现代性的解读是扭曲的。一方面，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把某些变化看作是毫无疑义的发明或社会变化的不可避免的产物，然而事实是，这些变化是西方独特文化变迁的结果，譬如宗教实践的衰退；另一方面，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过于狭隘的关注，忽视了某些变化的发生，甚至把现代性具有的某些特征看作是永恒的存在。错误的归类与狭隘的关注掩盖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背景理解之间的巨大差异，其致命结果是寻求一种具有普世性的现代性，把西方的现代性看作所有文化的归宿。“把变化看作是某些信仰的衰落，掩盖了存在于不同时代的背景理解和社会想象中的巨大差异。况且，它包含一种现时代的种族中心主义。由于人类的确始终依据一类背景和在一类想象的环境中坚持他们的明确信仰，因此，对于差异的漠视就等同于不自觉地把我们的归属于他们。这是典型的种族中心主义投射。”[1]255因此，只要人们认为其固有的自我理解是全人类共有的自我理解，只要人们没有表明其自我理解和其它自我理解的区别，那么，人们所有用的将永远是关于现代性的不完整的和扭曲的理解。对于泰勒的主张，菲默克・斯托克说：“他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探究论证了一种社会想象是如何受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型塑的。依据泰勒的观点，现代社会想象的多元性，因而也是现代性的多元性，即便在西方世界也是如此。这一事实告诫我们，必须抵制这样一种思想，其认为只存在一种社会现代化的路径，即延续‘特定的’欧洲模式。”[2]恰恰是由于坚持文化的现代性及其多元性，泰勒对现代性的考察关注的是西方现代性，而不是普世的现代性或其它文化的现代性。
二、多元的民主文化
关于文化的现代性的多元性的分析，泰勒的重要依据在于不同社会中人们想象他们的社会性存在的路径和方式的多样性，在于作为现代性新型实践生成的重要条件的社会想象的多元性。社会想象是赋予人的实践以意义并使之成为可能的共同理解。泰勒指出，人的“理解”存在于三个层面，即“存在关于社会、神、宇宙的明确表达的学说（explicit doctrine）层面的理解；以及……习性或情景化理解（the habitus or embodied understanding）。处于二者之间的层面我们可以称之为……象征性层面（the symbolic）。就这个术语而言，我所指的是在典礼仪式、（日常意义上的）标志、艺术作品所中表达的无论什么样的理解。存在于这个层面的理解比单纯的表情动作和恰当的行动所表达的理解更加明确，因为典礼仪式与艺术作品可能象征一个可供模仿的或诱发情感的领域，因而指涉它们模仿或唤起的某种事物。但它并没有以学说式表达的自觉形式得到明确呈现。”[1]218相较于系统阐释的学说，后两个层面的理解都未得到明确的系统表达，但其在人们的生活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行为规范的作用。例如，对于年长者的敬重，具体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言谈举止之中，譬如交谈所使用的话语和语气、站立的姿态和鞠躬的方式，而勿须明确阐释以何种行动来进行表达。
在理解的三个层面，泰勒所言的社会想象指向象征性层面的理解。泰勒说：“在学说层面下面至少存在另外两个层面：情景化背景理解层面，与虽然是在习性中滋养但是在象征层面得以表达的理解层面。与对社会的学说式理解同在的，是具体体现为习性的理解，以及仍未在学说中得到明确表达的意象（image）层面的理解，对于这一层面的理解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想象’。”[1]219赋予实践以意义的社会想象是广泛而深刻的，其超越了直接的背景理解。在现实中，社会想象具体体现为人们相互之间共同拥有的规范性期望，这是能够使得人们相互配合和实施构成其社会生活的各类集体实践的共同理解，同时包含着关于人民如何组合在一起以实施集体实践的共同意识。这种理解是事实和规范的统一，内含集体实践通常如何进展和应当如何进展的理解。以普选政府为例，选举者意识到是全体公民的选举，每一个人都单独参与选举，是对相同选择项的选举，单独的选举汇聚在一起构成一个集体决定；选举者也意识到，贿选、恐吓等活动会使选举陷于困境，选举以及选举结果都要符合特定的规范。与之同时，这些实践也彰显和表达着赋予其意义的社会想象。
异于社会理论，社会想象是潜存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的，未给予明确理论表达的非系统化的理解。“潜在于实践中的共同理解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我具有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散步的能力和一张该地区的（文字的）地图之间的关系。我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地图为我提供方位指导，就能辨识方向。与此相似，对于绝大多数人类历史和绝大多数人类生活而言，我们通过对于我们的共同集合的把握就能够采取行动，而无须受益于理论化的一般观点。在人类以某种方式提出关于其自身的理论之前，人类就已经熟练地运用社会想象了。” [3]尽管社会想象并未以理论术语的方式得到明确的表达，但它是社会成员普遍共享的想象其社会存在的方式，是赋予社会成员的行动以意义的背景理解，其主要体现于意象、神话、传说等之中。
与社会想象不同，社会理论往往仅存在于少数人中间，甚至成为少数精英的特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理论与社会想象的存在领域和作用空间的绝对隔离，事实是，起初仅为少数人持有的社会理论必将不断地渗入并改变大多数人的社会想象，进而引发新的社会实践方式和造就新的社会存在形态。这一渗入和改变的过程可区分为两条路径：一是，社会理论激发新的实践方式的发生，以及新的社会想象在新实践中得以生成和扩散；二是，社会理论对旧社会体制中的某些实践重新加以解释并赋予新的意义，从而不断地改变旧的社会想象，以产生与社会理论主张趋向一致的社会想象。当然，这两条路径之间并非截然分离而各行其道，事实是它们相互交织、难分难解。在其间，社会理论实现了其“图式化”，真正逐步转化成为被大多数人所接纳的赋予行动以意义的背景理解。
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原则，民主的确立意味着民主理论引领下既有社会想象的转变和新的民主社会想象的产生，意味着承载意义的实践活动以及体现于实践活动的共同理解向民主理论图式化的方向转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不同社会既有的社会想象存在较大差异，民主变迁之路的起点是差异较大的赋予前民主实践以意义的社会想象。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民主进程没有，也不可能作为一个脱离历史条件和历史条件下的人的无内容的实体而存在。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都高度依赖既有的和即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然而，对民主的设想做出的承诺如此大胆，它时时引导我们放眼未来，打破既有的制度和意识的限制。”[4]民主变迁的前提和路径依赖使得其结果并非某种单一的标准的民主文化及模式，而是与具体社会想象和社会实践相契合的、民主理论图式化的民主想象及实践样态。
泰勒指出，18世纪晚期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发生时，美法两国既有社会想象的差异对于各自的民主政治建构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美国，人们的社会想象已经认可并赋予代表制以意义，代表制在革命中被视为人民意志的合法表达，结果是在新社会想象中代议制被视为高于一切；在法国，人民对于代表制是什么可以说是毫无感觉，发动农民起义与城市暴动以表达自己的诉求往往成为难以容忍压迫的法国农民和城市居民的不二选择，结果是在新的社会想象中，人民起义的重要性得以颂扬。在民主的变迁进程中，美国着重强调社会成员的个体独立性及其选择的消极自由的保障，而法国注重人民一致同意的公共意志的形成和人民参与自治的积极自由的实现。艾伦・布卢姆曾言：“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不会让美国人产生任何好感。它的皇权和教会是非正义的不平等与偏见的真实写照。这正是美国政体要在人世间予以消除的东西。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能够比较轻松地完成自己的事业，因为他们有平等的条件作为起点。美国人不必诛杀国王、驱逐残余贵族，从而引起骚乱，也不必解散甚至禁止教会。法国人却必须做这些事情，加之存在着不接受法治的巴黎暴民，使得法国人无法取得秩序井然的民主政府所需要的理性共识。”[5]115布卢姆所言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两个国家对于同一问题的理解差异。
每一个民主国家在各自已有社会想象的基础上，形成了其独特的民主社会想象，确立了将自己视为一个民主国家的独特共同理解以及符合这种理解的实践。泰勒说：“人民如何组织起来以进行统治呢？这必须加以明确表达，而且这种表达能够因其应有之义而被接纳和理解。这意味着民主必须被想象；实际上，它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所想象。”[6]不存在单一的标准民主文化及模式，存在的是多元的民主文化及其模式，应当承认并尊重每个民主国家的民主文化及其模式，其重要原因在于认同一定程度上都是由他者的承认所建构。
三、承认的政治
认同是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认同者对自身归属在主观认知上的确认和在现实实践上的体认，是认同者对自身、同类、事件、思想等做出的态度取舍和行为选择，是认同者在情感、意志、思想、行动等方面的承认、接纳与皈依。在此过程中，认同者超越独立的个体自我，完成着对“我和谁在一起？”、“我们是谁？”的问题回答与共同体身份的确立，实现了个体自我对某种类型共同体的融入，同时完成着对“我们”与“他们”的界限设定，甚至内含对“他们”、“他者”的敌对和排斥。任何人的认同都由提供身份和承诺的框架或视界所规定，在框架或视界内，一个人具有了确立自身存在与行动的意义的依据和标准，认同的达成实现了认同者对什么是好的和坏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什么是浅薄的和次要的、什么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等的价值判断的认知和接纳，并据此有了确定性的行动趋向。
泰勒指出，任何形态与任何层面的认同都不是在封闭状态下自然生成的，而是在与有意义的“他者”的对话中加以建构的，之所以如此是原因，人是语言的存在物，人之所以成为主体，就在于他拥有丰富的语言，语言帮助人理解自己并构筑认同，而语言在交往中存在与获得。任何自我的存在都是关系中的存在，自我是关系中的自我，自我认同的确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关系中他者的影响。“按照一种普遍的现代观点，拒绝给予承认能够对那些被拒绝的人造成严重的伤害。为他人设计一种低劣或卑贱的形象，而当这种形象又被后者内化时，就会造成实实在在的扭曲和压迫。”[7]这使得对于承认的要求具有了新的意蕴。尤其是在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面对处于不同视界之中的人，承认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泰勒提出承认的政治的主要目的是回应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不仅属于不同的政治共同体，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属于它，也就是说，有的人是作为个人而被包括进去的，而有的人则是通过一个群体内的成员身份而进入的。泰勒将此称为‘深层的多样化’，并坚持认为这是多民族国家保持统一的‘惟一办法’（Taylor，1991）。在这样一个国家中，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共同的身份？泰勒承认，是什么得以使这样一个国家保持团结的问题并没有解决。”[8]恰恰由于多元身份及其文化认同的多元性存在，泰勒主张，民主政治及其认同的建构必然以多元文化相互之间的承认为逻辑起点，应平等地尊重每一种文化，让每一种文化在规范化的公共领域中通过理性的平等对话达成不同文化之间的视界融合。艾丽斯・M.杨指出：“无论如何，在存在着各种复杂问题与冲突的差异社会中，某种程度的承认最好被看成那种致力于公正地解决问题的政治沟通的条件，而不是其目标。民主的沟通模式认为，民主的主动性要求所有那些受到决策影响的人都应当被包容进各种影响他们的讨论中。”[9]承认互动和争论的起点，是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的手段，而不是终点。
文化日益多元化的单一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认同重构要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承认，多元的民主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在也需要相互之间的平等承认。正当的承认是人类的一项至关重要的需要，而得不到承认或得到的是扭曲的承认，将某些人或某类人置于一个虚假的、遭到扭曲的和被贬损的牢笼之中，就会对他们造成伤害。如霍耐特所言：“我们将我们的完整性归结于……来自他人的正式肯定和承认。拒绝承认……是有害的，因为它削弱了那些持有自我肯定的理解――用主体间方式获得的理解的人。”[10]每一种民主文化及模式的产生都具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实践意义和得到了共同的背景理解，都具有其产生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的现实正当性，都理应得到平等的承认，而非将某种民主文化及模式视为唯一的准则，以傲慢和偏见的姿态否认其它民主文化及模式。
“我们是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必须超越三种流行的但却又过时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传统和现代之分，西方与非西方之分，以及地方和全球之分。”[11]如何既保持自身民主文化的个性，又在多元民主文化的对话中实现文化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抵制或盲目地排斥其它民主文化，是任何民主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正确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若处理不好，结果无疑是使自己的民主文化走向封闭，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落伍者，甚至是被请进历史的博物馆。布卢姆指出：“我们（美国，引者注）实际做的事情就是在实践着一种西方的偏见――我们用它来悄悄表明自己文化的优越――并且毁掉了证明其它文化合理性的证据。对异域文化进行科学研究几乎是西方独有的现象，从源头上说，它显然跟寻求新的、更好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或者至少希望证明我们的文化是一种较好的方式，而其它文化都没有感到有这样做的需要。如果我们打算向其它文化学习，我们就必须怀疑从事这种科学研究是不是一个好念头。”[5]导言11-12事实证明，强求单一的民主文化及模式，不仅没有产生推动民主发展的实际效果，反而导致被贬损于被强制国家和民族的抵制与反对。
面对民主文化日益多元化的现实变迁，任何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民主文化及模式都需要在多元民主文化相互之间平等承认和理性对话的基础上，建构认同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任何民主文化及模式的自信和完整准确的自我表达是必要前提，也就是说，必须讲清楚自己的民主文化及模式生成的背景、历程、内涵、特殊性等问题。诚如阿玛蒂亚・森所言：“在启蒙前的传统时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政治自由的捍卫者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存在，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相反，我们必须探究的是这一复杂观念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即其构成。”[12]每一个民主国家都是在自身社会想象的基础上建立起民主社会想象的，在其中，既有社会想象中的民主因子的存在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对此应加以挖掘、凝练、概括与准确地理论表达，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民主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理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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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rles Taylor argues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theories of modernity， the cultural and the acultural. The former regards modernity in the modern west as the unique outcome of western culture's development. The latter regards it as the inevitable end of all cultures' developments. In the light of the acultural theory of modernity， Taylor insists on the plurality of democratic cultures， and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plural democratic cultures in the modern world， not some single， stable and standard democratic culture of democracy. As a prerequisite， their coexistence requires their mutual recognition and respect.
Keywords： the cultural theory of modernity； social imaginaries； cultures of democracy；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