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人画作为我国传统历史中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具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是文人士大夫们对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一种内心的表达和折射。文人画的产生与发展深受庄子美学思想的影响。本文以几个典型文人画家及其作品为例,分析文人画中“出水芙蓉”的审美取向以及与庄子美学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文人画;出水芙蓉;审美;庄子;自然
文人画作为我国绘画历史上一个典型和特殊的绘画形式,其美学观念强调创作主体主观情感的抒发,而这种抒发恰恰建立在对外在自然物象的经历与感悟之中,再通过创作媒介缓解自身内在的困惑与郁结,实现自己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实现的自由理想。庄子的美学思想为文人士大夫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支撑。文人画中“出水芙蓉”的审美取向与庄子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郑笠曾在《庄子美学与中国古代画论》中指出:“中国绘画从庄子起就以无所挂碍的自由心灵走上了表现之路,在扫清了欲望、功利、知识、伦常等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之后,自然、真、逸等来自心灵的东西得到了真画者的珍爱”。[1]可见文人画中“出水芙蓉”的审美取向很大程度上源于庄子的美学思想。
以北宋时代文人画中山水画的审美标准为例,北宋时期,绘画讲求道法自然,“写真”是当时绘画者们所竞相追求的一种审美意趣,也是当时评判山水画作品优劣的重要依据之一。
北宋“米氏云山”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著名的书画家、鉴赏家米芾是北宋书画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书画作品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后来的文人画影响极其深远。其绘画崇尚自然,不求修饰,不求工细,但重率意。米芾借鉴前人山水画法的同时,更加注重自己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在绘画中常常信笔挥洒,一气呵成,以求画面生发出自然的气韵。正如清代方熏在《山静居画论》中所描绘:“直须一气落墨,一气放笔,浓处淡处随笔所之,湿处干处随处取象,为云为烟在有无之间,乃臻其妙”。作为著名的鉴赏家,米芾在《画史》中对自然之美的崇尚也处处有所流露:“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开,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2](图一)“黄筌惟连差胜,虽富艳皆俗”,(图二)可见“米颠”继承了庄子“养拙守真”的观点,对不加修饰的“自然本真”之美直白推崇而对黄筌的巧工雕琢之画作直呼其“俗”。黄筌的作品为何虽“富艳”却在米芾的眼里沦为“俗”?或许用庄子美学思想中关于“言意关系”的论述可以对此作出解释。
关于言和意的关系,庄子曾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认为言与意正如筌与鱼、蹄与兔的关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正如绘画中所画物象与所要表达内心思想情感的关系。所画物象只是一种手段而已。手段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过分只关注手段,可能就会忽略掉最重要的,即绘画最初的目的。文人画作为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其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作为文人士大夫用来纾解内心郁结、追寻个体思想独立与自由的一种手段。因而“黄筌富贵”被文人画的杰出代表人物之言“皆俗”也是情理之中的了。
另外我们可以通过其作品被誉为“宋画典范”的荆浩的山水画理论作品《笔记法》,来探究以荆浩为代表的文人画家们通过对“重气尚神,顺物自然”的强调来表达自身对“崇尚自然”之审美理想的追求。
荆浩,擅画山水,师从张b,是北方山水画派的开创者,被后世称为“唐末之冠”。荆浩的绘画风格对北宋前期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作品被誉为“宋画典范”。《笔记法》是其著名的山水画理论作品。荆浩在《笔记法》中说:“曰:‘画者华也,但贵似得真,岂此挠矣。’叟曰:‘不然。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而华为实。若不而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曰:‘何以为似?何以为真?’叟曰:‘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凡气传于华,遗于象,象之死也。”[3]在这段文字里,荆浩强调了绘画中顺物自然的重要性,认为绘画中只有取物中之气质才能使画中之物得以存活。怎样算是顺物自然?荆浩又进一步指出:“子既好写云林山水,须明物象之源。夫木之生,为其受性”提出了“物象之源”“为其受性”,认为物性是神或气韵的依附之所在。因而所画之物不仅仅是要把握其形,还要重视其性,才能够得以神韵,浑成自然。
另外,荆浩在《笔法记》提出:“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
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在绘画的颜色方面主张“墨”,以“墨者”代替“赋彩”,因在其看来,水墨的颜色最符合自然本性的颜色。所以他曾这样评价李思训的画(图三)“巧者,雕缀小媚,假合大经,强写文章,增邈气象。此谓实不足而华有余”, [4]原因在于“虽巧而华,大亏墨彩”。[5]可见其对水墨颜色的独钟。李泽厚认为荆浩推崇的“水墨之美”:“这是一种移入情感,‘见其大意’式的形象想象的真实,而不是直观性的形体感觉的真实。所以,它并不造成如西画那种感知幻觉中的真实感,而有更多的想象自由,毋宁是一种想象中的幻觉感。”[6]这种美虽不是给人以直观是视觉真实感的冲击,但是正因给人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间,因而这种美更具韵味,寓情于景的画面更加让人回味无穷。同样,庄子认为:“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马蹄》),朴素更易得“民性”。庄子的朴素体现在荆浩的绘画理论中就是以水墨的本色代替“五彩”,朴素指的就是自然的本性。
根据上述关于“崇尚自然”之审美理想的三个方面,宋代的韩拙《山水纯全集》中做出了总结性的论述:“人为万物之最灵者也,故合于画。造乎理者能画物之妙,昧乎理则失物之真,何哉?盖天,性之机也,性者天所赋之体,机者人神之用,机之发万变生焉。惟画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会神融,默契动静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矣。故昧于理者,心为绪使,性为物迁,汩于尘坌,扰于利役,徒为笔墨之所使耳,安足以语天地之真哉!是以山水之妙,多专于才逸、隐遁之流,名卿、高蹈之士,悟空识性,明物烛物,得其趣者之所作也。”[7]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在绘画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做到遵循物象之自然本性,抓住其内在气质,同时摒弃自身的世俗杂念,与物象心神交汇,才有可能创作出“形质动荡,气韵飘然”的作品来。
庄子认为,“自然”是美的最高境界,即“道”的境界。因而庄子的美学思想中,“崇尚自然”的“本”“真”之美,是其基础。“真者, 所以受于天也, 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 不拘于泥。”(《渔父》)徐复观曾经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提出:“庄周的精神本来就是艺术精神。”[8]因此,中国文人画中“出水芙蓉”的审美取向脱离不开庄子“自然”美学思想的影响。
注释:
[2](宋)米芾.画史.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979.
[3](五代)荆浩.笔法记.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6.
[4][5](五代)荆浩.笔法记.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7.
[6]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70.
[7]熊志庭等人译注.宋人画论[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