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在巧节，以巧为名的巧女潘巧云和王三巧，她们的形象一方面呈现出相同的某些特质，如风流灵巧，痴情却婚姻不幸等；另一方面也有细微的差异性，如性格、结局不同等。这是因为七夕节的文化背景和各个时代作者的审美情趣不同所致。
关键词：潘巧云 王三巧 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水浒传》中的潘巧云，《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王三巧，生日都被安排在七月七日，而且名字中都带有一个“巧”字。那么，这两个生在“巧”日，以巧为名的“巧”女，形象有什么异同，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 形象的共性
1 风流灵巧招人爱
潘巧云漂亮性感，凡是见过她的男人没有不被倾倒的。出场时已经是寡妇的潘巧云，仍旧被好汉杨雄娶回家，可见她的漂亮足以抵消寡妇的缺陷。入住杨家的石秀眼中的潘巧云，简直是性感尤物：“黑鬓儿，细弯弯眉儿……更有一件窄湫湫、紧、红鲜鲜、黑稠稠，正不知什么东西。”本该六根清净的和尚见了潘巧云，“也都七颠八倒起来”，来反衬出她的美丽。更不用说和她一起长大的和尚裴如海见了她后，更是宁愿冲破佛门戒律，冒着被杨雄杀头的危险和她偷情享乐。
王三巧更是倾城美人，不同性别、年龄、地位的人见了她后都夸赞和惊叹。先有枣阳县中众人：“造出四句口号，道是：天下妇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娶着他，胜似为驸马。”蒋兴哥的父亲抢先送过财礼为儿子定亲，蒋兴哥娶回家后，“果然娇姿艳质”，迷恋五年才经商去。外地商人陈大郎一见她就魂飞魄散，想着：“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薛婆子看那妇人，心下想道：“真天人也，怪不得陈大郎心迷；若我做男子，也要浑了。”吴杰进士有心要择一美妾，便把目标锁定了被休回家的王三巧。
这两个美女不但天生丽质，而且自身也爱美，追求精致、有品位的人生。潘巧云出场七次，次次化妆，而且根据不同的场合妆容不同且得体；她爱上裴如海，也是因为他是一个讲究生活品位的精致男人。王三巧见到的陈大郎，也是一表人才；她也爱美，喜欢打扮，所以会“心爱”薛婆带来的光灿夺目的珠子和新样簇花点翠的首饰。
2 红颜婚姻多不巧（波折）
潘巧云原是一屠夫之女，曾嫁与本府王押司为妻，丈夫去世，第一次婚姻不巧。改嫁杨雄后，第二次婚姻同样不巧。两年来，杨雄因公务繁忙，经常在衙门当值，疏冷了潘巧云，导致潘巧云耐不住寂寞，与裴如海勾搭成奸。后来，被得知真相的杨雄杀死。
王三巧的婚姻同样不巧。先嫁给蒋兴哥过了五年美满的生活后，兴哥抛下了她忙着出外挣钱。长期忍受分别之苦，王三巧在薛婆和陈大郎的谋划下，和陈大郎发生了私情。她很快被得知实情的兴哥休掉，情人陈大郎也不知去处，在家惭愧难忍，自杀未遂，又被父母嫁给了一个进士为妾，最后又被进士归还给兴哥作妾。
总之，她们的婚姻皆不是天造地设的巧合，都是不如意的，不由自主的。潘巧云的两次婚姻和王三巧的三次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们无法选择无法改变，这直接导致了她们的婚姻不幸。在不如意的婚姻中，她们都曾红杏出墙，而且原因雷同：一是因为她们不如意的婚姻现状；二是因为不良之徒的引诱和教唆；三是因为他们身处的不良社会环境。最重要的是还是她们自身贪恋爱欲的个性导致的。
二 形象的相异性
1 性格不同
潘巧云生性轻薄，淫欲无度，而且刁蛮泼辣，心计深。她第一任丈夫去世两年，便迅速改嫁杨雄。但杨雄以公事为重不近女色，她便冒死与裴如海偷情淫荡。当杨雄的义弟石秀发现嫂嫂的不轨行为转告杨雄，被杨雄质问时，巧云用三寸不烂之舌向杨雄诉苦，同时，她也设计了一系列的巧合和场景，反诬石秀调戏自己，很快让杨雄听信谗言，陷入了自己的圈套，兄弟反目成仇。
王三巧的性格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一开始的她温柔、痴情，在收了外人引诱后热烈放浪，但她的善良、单纯、知恩图报却始终不变。她和蒋兴哥五年恩爱，和丈夫分别时，指椿树相约，罕言寡语，随分守时。兴哥走后，她向算卦人问卦，在得知卦言兴哥“月尽月初必然回家”，天天凭栏张望，尽显她的痴情。但后来她在薛婆和陈大郎的步步引诱下，却和薛婆开起了粗俗的玩笑，而且“街坊秽亵之谈无所不至”，并且主动接受陈大郎轻薄，最后要收拾细软，和汉子逃去作长久夫妻。当不能如愿时，又是发誓赠衫又是讨平安信，话语极多。蒋兴哥将她骗回家，她还不忘将箱笼钥匙给兴哥，说明她不是个贪财之人。私情泄露后她羞愧难忍企图自杀，说明还是一个有道德廉耻之人；最后被救嫁与他人后，还利用后夫的权势帮助前夫了结了人命官司，可见她的知恩图报。
2 弄巧成拙后的态度、结果不同
两位女性都希望运用自己的巧思，过上自己向往的婚姻生活，但却一再弄巧成拙。弄巧成拙后的态度不同，又影响了她们的人生结局。
潘巧云前夫病亡，赶忙嫁给相貌、武艺、工作各方面都不错的杨雄，但她没有想到杨雄是个不重女色的好汉。她没有和杨雄好好沟通，却明目张胆地和裴如海在家里偷情，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却还是被精细的石秀看破，她不仅没有道歉认错，反而巧言巧语诬陷石秀。总之，她在婚姻的道路上是一再弄巧，一错再错，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被杨雄开肠破肚而惨死。
王三巧希望能和才貌相当的蒋兴哥朝暮取乐，却挽不回丈夫经商的心；她被陈大郎骗到手，希望和他私奔，也不能如愿，赠送给陈大郎的珍珠衫反而成为私情败露的证据；最后，她谎称蒋兴哥是她的兄弟，利用亲情打动后夫救了兴哥。总之，王三巧在婚姻的道路上也是一再被动弄巧，不过她前两次弄巧成拙后，是知错就改，在经历被休自杀未遂后改嫁给别人做妾，最后夫妻破镜重圆，只不过地位有所下降，由正妻变成了妾。
三 形象异同的原因
1 七夕节的深层文化心理影响
（1）七夕忌生育
民间的说法，七月十五是“鬼节”，但七月初一鬼门即开，死去的先人就要魂归人间检察后代们是否善恶，后人要乘机祭祀他们，过了七月十五，就关鬼门了……所以，从七月初一到七月十五也是野鬼投胎转世的日子，七夕刚好处在这个日子中间，所以出生在七夕的人因为是野鬼投胎，不免带点鬼气，身子骨弱不好养，而且命运多舛、多灾多难。 还有一种说法：七夕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阴气很重，因为喜鹊都上天搭桥去了，所以人间无喜气，这天出生的孩子长大后也是忧多喜少。
所以，七夕出生的女性，如《红楼梦》中的巧姐才多病多灾，才需要刘姥姥给她起名为“巧”来以毒攻毒，逢凶化吉；成年后的潘巧云和王三巧同样没有一个美满的人生，潘巧云成了杨雄的刀下之鬼，王三巧险些上吊自杀。
（2）七夕与牛郎织女的传说
七夕是女性向织女乞巧的节日，她们不但乞求天上的女神能赋予她们聪慧的心灵和灵巧的双手，更乞求爱情婚姻的姻缘巧配。所以生于七夕的潘巧云和王三巧不但貌若天仙，而且巧心慧思，对美满爱情和婚姻的期待值更高。
但七夕节始终和牛郎织女的传说相连，不免带有很浓重的悲情色彩。从东汉末年文人所作《古诗十九首》其一《迢迢牵牛星》中，我们可以看出牵牛织女这对情人已经被宽广的银河所隔开的那种“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凄苦场景。后来，东汉人应劭编撰的《风俗通义》提到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虽然这故事被后世的人们增添了一个光明的尾巴，牛郎织女有了一年一度的欢聚，但似乎永远也抵消不了长久的思念、永久的等待带来的悲情。
《水浒传》只是简单地点出了潘巧云的生日后，就再没有提到牛郎织女的传说。但她的婚姻却暗含着牛郎织女的分离悲剧。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对七夕节庆的描写却很详细，第一次简单点出了王三巧的生日和名字，接着夸耀她的美貌，第二次是在兴哥离家一年半，她的生日七夕，早已和她混得很熟的薛婆，提了四次牛郎织女相会的欢乐场景来刺激孤独的王三巧，最终瓦解了她的精神防线，扑入了情人的怀抱。
所以，牛郎织女般的爱情模式自然会影响生在巧日的潘巧云和王三巧的爱情模式。她们两人的现实婚姻如牛郎织女般，总是见不到面，但她们却自然地追求相知相爱相守的爱人。这个时候受了外界的诱惑，她们就会红杏出墙，造成了家庭悲剧。
2 作者不同审美趣味的影响
一般来讲，小说有两种功能，一种是娱乐功能，一种是教化功能。中国的文人受儒家思想的深刻熏陶，总想在两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但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会打破这种平衡的比例。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他受到从宋代便兴起的市民阶层重情的审美趣味的影响，即他们渴望女色消费，欣羡女色，渴望在艳情故事中得到情感满足。所以，潘巧云首先就是一种用来娱乐的消费品，施耐庵便借“巧”为名，以极力铺陈的笔法描写潘巧云的美艳性感，写她不幸福的婚姻生活，写她追求婚外情的泼辣淫荡。
但同时，施耐庵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重于礼的教化思想的影响。那时理学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甚嚣尘上，人欲中的情欲更被理学家视为洪水猛兽，所谓“万恶淫为首”，是否能控制情欲便成了检验英雄的试金石。所以，施耐庵塑造潘巧云的形象，是用来陪衬梁山英雄的理想人格形象。受宋明理学的影响，作家要隆重推出的便是能够战胜以女色为代表的人生欲望的英雄。所以，作者重申女色祸水的老调，在潘巧云身上寄予强烈的警示和惩戒意义，认为她移情别恋追求自己的幸福是不合乎封建伦理的，是不能被容忍的，否定了她的反抗，并且让她被杨雄杀掉。这样，通过她的形象，说明美色诱惑不了石秀和杨雄，既显示出石秀的精明，又烘托出梁山英雄不近女色的理想人格风范。总之，对于潘巧云，作者一方面流露出同情，另一方面极力丑化，最终礼战胜了情，美丽性感泼辣的潘巧云便留给人们一个淫妇的形象，而且以惨死告终。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出自冯梦龙编撰的《喻世明言》。受明代中叶尊重个性、追求个性、抒写性灵和明后期回归政教为中心的审美情趣的影响，在冯梦龙的审美趣味中，反封建伦理的个性解放精神和回归孔孟裨益教化的倾向都十分明显。他主张从“忠孝节义描写性情”（《墨憨斋定本传奇・永团圆总评》），要求“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警世通言》序）。他提倡情教，他又明确指出“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情史类略・聋子犹序》），其情也就成为表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之情。
在小说的入话中，他就借说书人之口主动交代自己的创作动机是为了惩戒贪色之人，但他又接受了一定的人性解放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人欲和人性的合理性。作者首先靠情色说事，完成一个女色祸水论的主题，所以在书中不断渲染王三巧美色的迷人，宣扬娶妻当娶美色的思想，并且细致描写了王三巧红杏出墙的过程。作者虽然也承认她的做法不合礼教，但更突出王三巧是因为情真受人引诱而犯下的过错，而且知错知羞，符合人性不可深责，再三强调蒋兴哥弃下如花美眷的过失，所以只给与薄责，让她的地位由妻变成了妾。作者顺应了市井细民的渴求，反映了晚明世俗百姓的审美趣味，秉承以情抗礼的超越姿态，从而塑造出一个风流灵巧的王三巧形象来。
在创作中，由于两人都具有市民重于情的审美情趣，才会塑造出一个风流灵巧的“巧”女，借她们的艳情故事来吸引读者，更好地传达自己的道德教化思想；同样因为两人都有儒家重于伦理道德的审美情趣，才让自己笔下红杏出墙的女性受到惩罚。但不同的是，施耐庵接受的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所以直接把潘巧云定位为“淫妇”的形象，并给予严惩，冯梦龙接受的是明代中叶尊重个性、尊重人欲的心学，所以把王三巧定位为一个有缺陷的良家妇女，并给予薄惩。
参考文献：
[2] 王建平、刘莉萍：《〈水浒传〉中女性“红杏出墙”现象剖析》，《菏泽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3] 马琳萍：《〈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微》，《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
[4] 吴康：《中华神秘文化辞典》，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5] 任彦洁：《论红楼人物之巧姐》，《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