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浪漫主义时期音乐家弗朗茨・李斯特常被冠以“炫技大师”的称号，然而他除了精湛的钢琴演奏技艺以外，还是一位作曲家、教育家与音乐理论家，在其晚年的“神父时期”曾皈依宗教，并产生于宗教相关的音乐美学观。本文以其该时期的音乐美学观为研究对象，回溯其思想来源及表现。
关键词：弗朗茨・李斯特 宗教音乐 音乐美学观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时期是盛产音乐家的一个时代，出现了诸如舒伯特、柏辽兹、门德尔松、舒曼、瓦格纳、肖邦、李斯特等多位音乐大家，都毫不例外地在西方音乐史这条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在浪漫主义时期的众多音乐家中，弗朗茨・李斯特以其精湛的钢琴演奏技艺与桀骜狂放的气质征服了同时代的观众，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李斯特作为浪漫主义时期“炫技派”的代表人物，首先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钢琴音乐演奏家；他还是一位极具创新精神的多产作曲家；最后，他还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钢琴教育家。李斯特的创作思想、创作风格与手法对其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世都充满了极大的影响力。在晚年时期，李斯特将创作倾向置于宗教作品，通过宗教救赎的美学思想作为摆脱对现实生活的疑惑与不满的途径。
一 宗教救赎思想产生的背景
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处于社会产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启蒙运动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主要思想活动一直在发展、深化。在启蒙运动思想的世界里，一幅理想王国的画卷被呈现于人们的眼前――封建社会的种种压迫与禁锢都因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而被摧毁，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享有人人平等与个体自由的权利。在经过所有怀揣“理想王国”的人们的不懈努力后，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最终确立。当人们满心欢喜地等待享受“理想王国”时却不禁发现：这个经过人们不懈努力而诞生的资本主义新世界根本不是心中的那个“理想王国”。尽管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工业革命成果的迅速普及使更多的人亲历“工业时代”，但“理想王国”的话语权被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所掌握，“理想王国”的新世界和“工业革命”的新成果仅仅被资产阶级当做追求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这并没有改变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广大劳动人民依然处于被剥削、被统治的境地。随着各国工人运动的开展，“理想王国”有关自由、平等、博爱的所有美好向往都化为泡影，现实生活与“理想王国”的巨大差距使得失望与不解的情绪笼罩于人们的身心。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更多的人选择通过唯心主义的“重塑内心世界”的方式来减轻或忘记现实的痛苦；而李斯特作为浪漫主义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音乐家，则将其精神世界皈依宗教，以宗教的救赎化解现实社会与理想世界的巨大差距。
特定的社会现状孕育了表现时代的社会心理现象，即伴随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李斯特的“宗教与救赎”音乐美学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并成熟的。从创作初期浪漫不羁的炫技表现到创作成熟期热情奔放的情感宣泄，再到“神父时期”的宗教与救赎，李斯特的音乐美学思想在不断地产生着变化，从一个微观的角度阐释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而这一时期的艺术家们独特的音乐美学思想也造就了19世纪欧洲音乐文化的大繁荣。
二 神父李斯特的宗教音乐之路
弗朗兹・李斯特生于匈牙利的肖普朗，六岁随父亲学习钢琴，九岁登台演出，十岁离开祖国来到维也纳进行深造，十二岁入巴黎音乐学院未果后，开始在英、法各地旅行演出，十六岁结束早期的旅行演出生涯，半隐居生活，期间刻苦研读哲学和文学名作，受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和拉门内神父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李斯特在晚年时期音乐美学观走向“宗教与救赎”之路，与该时期所受两种思想有很深的渊源。随着1830年欧洲革命的爆发，加之前期潜心研读时所集结的力量，李斯特又重新投入巴黎的社交生活，并与文学家雨果、海涅、乔治・桑等人与音乐家柏辽兹、肖邦等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此间，与玛丽・达古夫人的相识与相恋，李斯特又重新开始了长期而紧张的旅行演奏生涯，此后的八年中，李斯特的脚步遍及整个欧洲。李斯特在各地演奏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欧洲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认识与了解，这一时期所创作的音乐也体现了兼容并包的原则，他本人也从炫技派大师转变为具有国际化风格的艺术家。他希望“一切具有广泛深刻艺术感的音乐家们，结成一种兄弟般的同盟，一种神圣的联盟，建立一个世界性的联合会，以促进、激励和实现音乐进步和不受限制地发展。”1847年结识波兰郡主卡洛琳・莎依・维特根斯坦公主后，毅然放弃演奏生涯，1848年定居魏玛，投身于创作、指挥、评论和教育事业。由于卡洛琳公主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受其影响，魏玛时期的李斯特美学观中的宗教因素开始复苏，为其晚年的行为和思想上的皈依宗教埋下了伏笔。魏玛时期的李斯特创作了大量的作品，首创交响诗体裁，其中《山中所闻》《塔索》《前奏曲》《普罗米修斯》等对后世影响深远，魏玛也因李斯特的音乐活动而成为当时欧洲一个新的音乐艺术中心。由于没有过于繁杂的演奏会，该时期的李斯特将自修了历史、哲学与音乐史等，并经常与卡洛琳公主进行有关宗教的哲学与精神层面的对话与交流。然而，魏玛保守派对李斯特的长期诽谤以及对女婿瓦格纳逃亡的帮助引起魏玛大公爵的不满，李斯特于1858年迫于多方面的因素而被迫辞去宫廷乐章的职位。
浪漫主义时期的许多艺术家如舒伯特、柏辽兹等在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时，都选择将心灵的归宿与宣泄归于音乐，藉由创作音乐作品建立个人的心中世界。但李斯特并没有将心灵的归宿仅仅止步于音乐创作，而是在晚年即1865年，选择了皈依宗教。李斯特在晚年的这一在当时貌似惊世骇俗的举措并不是未经考虑的冲动之举，而是有着深刻的前期积淀。他个人也在长期的旅行演奏生活中感受着欧洲各国动荡与反抗的政治格局，艺术圈中，一大批艺术家因对现实生活与理想世界的巨大差距无法适从，而转向肤浅庸俗、个人感官主义的宣泄，李斯特深处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社会，涌动的内心经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剧烈震撼，加之因个人情感生活的不尽人意而产生的强烈孤独感使他的内心无法获得安详与宁静。李斯特在多年的旅行演出生涯中，还多次将演出收益无偿支援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运动，然而，在所有人都预期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终将走向胜利的时候，现实却与人们的想象背道而驰，各种因素的长期萦绕，李斯特最终走上了“宗教与救赎”的道路。 身与心对宗教的皈依，没有使李斯特从一位具有渊博知识且对人类赋予强烈同情心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人转变为一个对宗教产生盲目崇拜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个人长期以来在精神领域的各种积淀使其始终怀揣对人类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皈依宗教后，李斯特将其创作重心也转向了宗教音乐，并创作出包括清唱剧《圣伊丽莎白传奇》《基督安魂曲》《加冕弥撒曲》《圣十字教堂》与《耶稣基督》等作品。纵观这一时期的作品，作曲家的创作主题关注了人生的各个层面，有对生命的追问和对死亡的冥想，有对个人情感、祖国安慰、民族大义的忧思；更有对自然之物的描摹以及对个人自由以及对人类自由的向往，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归于心灵对宗教的表白以及内心对上帝的无限崇敬。尽管自1869年开始，李斯特又重返演奏生涯，终日往返于罗马、布达佩斯与魏玛之间，并创建布达佩斯音乐学院，但是晚年的李斯特并没有停歇对生命的思考以及对宗教救赎的追问，而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他对于宗教救赎的感悟。
三 李斯特音乐美学观中的“救赎论”
李斯特在其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素常被冠以“炫技大师”的称号，然而对于音乐的价值与意义，李斯特从来不把它当做是娱乐的工具和生活的装饰，他认为音乐可以“丰富并净化人的情感，唤醒人们心灵上最美好的自我”。音乐在李斯特的心目中是既崇高又神圣的。在研读了部分历史与哲学作品后，他又将视线转移到了古希腊的音乐思想上。众所周知，古希腊人将音乐当做人的一种权利和一种体现自身价值的修养，这种倾向于纯净心灵的音乐美学观与李斯特所追求的用音乐表现内心情感的境界有着相同的感觉。古希腊的音乐资料流传于后世的虽然很少，但是古希腊的每一位音乐家都可以说同时充当了思想家与哲学家，并大多就音乐的功能与作用发表过相关的论述。例如，古希腊“和谐学”的代表人物毕达哥拉斯，他认为好的音乐具有“和谐”的美感，能使人积极向上，而不和谐的音乐则会使人意志消沉；和谐的音乐有唤醒人类灵魂的巨大能量，音乐家可以通过这种“和谐”的音乐区洗涤、净化人们的灵魂，使人们所展现出来的都是人性之中积极向上的一面。古希腊伦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柏拉图对音乐的看法更具功能性。他认为，各种不同的音乐具有不同的伦理作用，好的音乐能使人坚强和有节制，而不好的音乐则会使人柔弱或意志消沉。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虽分属不同的流派，但是对音乐的功能与作用的看法却惊人的相似。李斯特在研读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论著时，为内心的困惑找到了答案，在李斯特的音乐美学观中，音乐是一种社会历史经验的凝集与提炼，并不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可以替代的。19世纪的欧洲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使资产阶级和无产者之间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致使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日渐深化，并冲击人们的信仰与道德观念。李斯特在其一生的创作中，自始至终都以人道主义关怀回报社会，并对“理想王国”抱有始终不渝的憧憬。然而，现实将李斯特一次次从“理想王国”中拉回来，使李斯特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对人生与生死的困惑。青年时期的李斯特在自修历史与哲学时，受到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与拉门内神父基督教社会主义影响，并最终以圣彼得堡修道院天主教会修士的身份面对世人，这在当时被多数人所不解。然而，试想一下，一位有思想的音乐家长期经历颠沛流离的演奏家生活，内心世界是极其渴望宁静的，当他身心都因长期的旅行生活而感到疲惫时，早年的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就会使他梦想成为一名僧侣而从此过上宁静的生活。“整个一生，他一直是一个热忱的、积极的天主教徒而且强烈地热衷于神秘主义。宗教的情绪在他的头脑中逐步占了统治地位，直到他终于安立圣职，以新取得的宗教地位促进宗教音乐的发展。”内心对于来自“理想王国”中自由与平等的追求与渴望同现实社会中的诸多不平事之间的巨大差距使李斯特的内心备受煎熬，并且始终无法寻找到内心的答案，于是通过“宗教与救赎”之路，以求得内心世界的宁静成了李斯特的唯一选择，因而，可以说，李斯特在晚年时期形成的“宗教与救赎”美学观是其个人内心历程的成长与历史发展共通作用的结果。
自基督教被古罗马定为国教伊始，西方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宗教便充当了人类灵魂的精神支柱。纵观基督教发展史不难看出，音乐一直被宗教人士认为是人接近神灵的一种媒介。浪漫主义时代到来以前，音乐家的音乐活动也多数依附于宗教或宫廷，因而，在浪漫主义时期中，音乐家尽管在人身方面对宗教依附的程度大为减弱，但思想意识形态中仍无法摆脱对于宗教的依附。李斯特皈依宗教，希冀通过宗教音乐的形式完成身与心的历程，达到与神灵的互通。大量的宗教音乐作品被青年时期的李斯特加以研读后，李斯特萌生了创作“全然属于现代的、带有个人特色的、但又符合宗教仪式要求的宗教艺术”。认为符合“现代的”宗教音乐应普遍具有“人文精神”。李斯特的“宗教与救赎”音乐美学观将音乐置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以音乐为媒介，通过宗教与救赎，唤醒并净化人们的真实情感，重塑人们心底最纯真的自我。这种宗教与救赎美学观，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极具人文精神的，对于浪漫主义时期音乐艺术的向前推进，这一美学观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 弗朗茨・李斯特，俞人豪译：《李斯特音乐文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版。
[2] 亚科夫・米尔什坦：《李斯特》，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3] 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