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时代
大凡一提到黄昏，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黎明。而往往忽视了在从黄昏到黎明的途中，必然会经历长时间的黑暗。
黄昏不是黎明的预兆，而是黑暗的前奏。
处于黑暗中的事物，是被遮蔽的事物。他们缺少阳光的照耀，更无温暖可言。而恰好在当今这个浮躁和冷漠的时代，被黑暗所掩埋的事物，又是那样的多。只要我们稍微关注一下，你会发现无论是在贫穷、落后的乡村，还是繁华都市的边沿或角落，处处都有被苦难放逐的人。他们同在这块大地上生活，却得不到应有的宽容和尊重。他们辛劳一生，安分守己，却最终贫病交加，孤苦伶仃。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卑微者和局外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永远是弱小的，内心深处藏着巨大的悲伤和痛苦。
身为这个庞大群体里的一员，我有责任把我们的集体记忆和生存隐痛传达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幸福生活之外，还有另一类人的存在。世界不是哪一个人的，历史的发展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
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有享受正常生活的权利。
我的文字，代表了我的写作态度和精神立场。
自从拙著《掌纹》《院墙》两本散文集出版以来，我常常收到读者的反馈意见，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弥漫在我书中的“苦难意识”。仿佛我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一根尖利的针，刺目，更刺心。他们不相信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人，会把自己的生活描写得如此黑暗，如此沉重。好像我天生就是一个忧郁者，一个悲观厌世的人。
其实，我在《掌纹》一书的序言里曾申明过，我并非为苦难而写苦难，更无意于拉起“苦难”的旗帜，去骗取读者的同情和眼泪，概因我的痛都来自于真实。没有什么比真实更有力量的了。
我也曾试图使笔下的文字变得轻松一点，雅致一点，但一落笔，目光自然又聚焦在了那些“卑微者”身上。我的文字仿佛本来就是为他们而存在的。舍此，它们不过是纸上的一堆干尸。
说到底，一个作家的文学取向，以及他通过文字所要表达的东西，都是不可以选择的。文学也有基因。对于一个自幼经历过生活的贫穷、情感的隐痛、灵魂的孤独、心灵的挣扎的农民的儿子而言，在他有了一定的知识，并能够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有权利说出内心的恐慌、焦虑和苦痛;有权利说出长久以来那被压抑的沉闷和悲伤;有权利说出人作为人的那点可怜的善良和尊严。如斯，他才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才有在漫长的黑暗中眺望黎明到来的意志和信念。
写作与救赎
我指的是“严肃文学”。
只有“严肃文学”，才关心救赎的事。从本质上讲，文学即是“心灵的宗教”。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人民大众所表现出来的对待文学的态度，都反映着其所处时代的文化表征，以及人民精神生活的质量。
在一个众声喧哗、庸俗文化甚嚣尘上的时代，文学受到冷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样的社会里，金钱和利益统治了一切，没有人愿意再去向往和赞美那些美好的事物，愿意坚守内心的安静和道德立场、良知承担。我们看到的只有人心的麻木，理想的堕落，精神的颓废。在这种大的文化环境驱使下，一些作家的价值观开始动摇，他们降低了对文学的敬畏，越来越倾向于一种“玩”的心态。这最终导致了整个文学环境的混乱，不仅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还使得最后热爱文学的人也渐渐远离了文学。
一个成熟和理性的作家，是应该与那种迎合大众的写作保持距离的。他力求创作出的每一部作品，都有“救赎人心”和“净化灵魂”的作用。凡是那些堪称经典的作品，无不具备这种“救赎”和“净化”的力量。中国的如司马迁的《史记》，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巴金的《随想录》，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外国的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都曾影响过成千上万的人，成为畅销书。
这些作品之所以有深入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它们绝非为艺术而艺术，就写作而写作;而是充满了强大的“救赎情怀”和“伦理精神”，充满了怜悯、同情和爱，从而彰显出一种伟大而高贵的品质。阅读这些书籍，读者不但可以从中获得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智慧，而且还能完善自我的人格成长和提升自我的道德境界，并找到活着的尊严。
这样的作品是不朽的。
写出这样的作品的作家同样是不朽的。
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终其一生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并最终安妥人的灵魂。
他们真正是社会的良知和正义的化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