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里，批评家和英语系教授都说科幻算不上是文学。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扎根于现代派或者现实主义，12岁以后再没读过任何科幻小说。他们乐于这样评判科幻小说，是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在无知的同时保持高高在上的地位。而且还真有些科幻作家接受了这样的判决，离开了文学的王国，被流放到类型文学的半集中营里，因为这里和所有有铁栅栏和警卫站岗的社区一样，能给人带来一种虚幻的安全感。
有些科幻作品的内容复杂而机智，对读者的想象力要求很高。而由于学院派的偏见，我们的读者通常都没受过阅读科幻文学的教育。然而，作为一个涉猎过各种领域――包括现实主义――的作家，我一直以来碰到的最有内容的好评和批评都是来自科幻读者（不是指科幻迷――这些人有的除了科幻什么都不读，有的连科幻都不读）。正因为存在着如此尖锐的科幻读者群，我才一直认为，对一个科幻作家来说，否认自己的作品是科幻小说乃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径。我很怀疑否认自己是科幻作家的人会真的相信现代派的教条，但我们（以及他们的出版社、评论家和文学奖的评委）确实曾生活在一个缺乏科幻教育或者干脆教大家不要看科幻的世界里，如果你想在“大作家”的世界里混下去，就得否认自己写的是科幻作品。“别去管我笔下那些太空船、后大屠杀场景和变种生物，”你会说，“我的小说不是什么科幻，是文学。”不过，这种做法现在已经显得怪诞了。我很感激迈克尔・夏邦这样的作家，他们就像魔人一样打碎了类型文学的高墙，践踏岗哨下的半集中营，让旧有的界限只剩下废墟。
而界限一旦打破，我们难免会去怀念曾经有界限的时光。60年代时，这个国家里只有几百个科幻作家。我曾经把当时“美国科幻和奇幻作家大会”（SFWA）比作一群围成一圈的麝牛，臀部挤在一起，把角对准围过来的狼群――狼群指的就是各学校的英语系教师以及埃德蒙・威尔逊这样的人士。像其他大部分作家一样，我们科幻作家也喜欢拉帮结伙打嘴仗，但早期的SFWA上还是有一种大气感，大家可以做很多有益的专业交流。可想而知，当时也存在争强好胜的男性心态，出现过激烈而针锋相对的讨论――后一点颇为出乎我的意料，毕竟这都是些科幻作家，理应是向前看的。有一天晚上，在伯克莱的饭局上，有人推了我的胳膊一把，结果我的啤酒全泼在了罗伯特・海因莱因夫人的后背衣服上。我赶紧躲进人群，觉得不应该让她知道我是谁。海因莱因本来就对学校里的共产主义者很焦虑了。
20世纪50年代被科幻爱好者称为“黄金时代”，而那个时代的科幻圈子实际上在性别方面都界限森严，偶尔有个女的闯进来，也得戴上假胡子，起个“安德烈”之类的笔名，或者干脆只用自己名字的缩写。一位老顽固作家曾多年呼吁SFWA搞一个“会员专用领带”，结果被大家提出了各种好笑的反提议，比如设立会员头饰、会员抹胸、会员下体三角绷带之类的，他却还是若无其事。
到60年代后期，《花花公子》杂志――“供广大男性娱乐”――的小说版编辑罗比・麦考来会出版一些有文学意义的作品。我的代理人弗吉尼亚・基德是个不愿意被任何围墙限制住的人，于是她就给他寄了我写的一篇小说，纯科幻内容，主要角色都是男性。弗吉尼亚专门给小说署了“U.K.勒吉恩”这个性别不明的名字。他们接受了这篇小说，然后她就把可怕的真相告诉了他们。《花花公子》吓得退缩了，然后又勇敢地找了回来。弗吉尼亚告诉我，编辑部表示愿意发表《九条命》，但他们的读者看到作者是女性可能会被吓到，所以想问我能不能署缩写的名字。
我不想吓唬这些可怜的家伙，所以就让弗吉尼亚答应了他们。《花花公子》向我们表达了深深的谢意。然后，大约几周之后，他们又来找我要一份作者小传。
我立刻胡思乱想出了“U.K.勒吉恩”的生活。他是巴塔哥尼亚的加乌乔族人，是马赛港的搬运工，是肯尼亚的远征队向导，是芝加哥的轻重量级职业拳击手，是阿尔及利亚的一家科普特人修道院的院长。
不过，我们已经在署名问题上耍过花样了，我实在不想继续这么耍下去。但我能怎么写这个小传呢？难道说“他是家庭妇女和三个孩子的母亲”吗？
最后我写道：“普遍的猜测是，U.K.勒吉恩的作品并不是U.K.勒吉恩本人写的，而是出自一位同名同姓的人之手。”
《花花公子》就这样登出来了。拿到支票以后，我和丈夫一起取出现金，买了辆大众出的红色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