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即公孙侨、公孙成子，是中国春秋时期郑国最有名的政治家。郑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为卿，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执政，相郑简公、郑定公20余年。其时，晋楚争霸，郑国处于两强之间。子产外御强邻，内修法度，励精图治，宽严得宜，使城乡有章则，田亩有封洫，创立丘赋制度，促进农耕，不毁乡校，不禁国人议政，铸《刑书》于鼎，明断刑罚。在他的治理下，郑国很快变得富强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不毁乡校”，开放民众可以议论执政者的先河，对后人颇有启示借鉴深意，也颇值得人们言说和传播。
乡校，即古时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游玩聚会议事的地方。据《左传・襄公》记载：郑国人到乡校除休闲聚会外，还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得失。对此，郑国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毁掉？人们早晚干完活儿来到这里聚一下，除了游玩，并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这有什么不好？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就改正。这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尽力为善做好事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依权仗势压迫能防止怨恨。难道靠威势不能很快制止这些议论？然而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溃决了大决口，伤害的人一定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把河开个小口，疏导河水漫漫地流。不如我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然明说：“我从现在起才知道您确实可以成大事。小人确实没有才能。如果真的这样做，恐怕郑国真的就有了依靠，岂止是有利于我们这些臣子！”
完全可以想象到，当时老百姓议政的内容，比如国家施政方针的得失，社会风气的好坏，从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一直到宫廷秘闻，某个官员乃至国君的私生活等，都可以畅所欲言，评议一番。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子产就提倡让老百姓这样做，并把来自平民百姓的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议论，当作治国的良药，这是何等博大的气魄和开阔的胸襟啊！正是子产率先垂范打破民不议政的禁锢，在一定程度上使万机决于公议，而非单纯决于庙堂，才使得郑国很快强大起来。而讲民主讲得如此深刻，在中国封建时代，除了子产，别无他人。子产不仅提出了民议朝政的政治主张，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这一主张。这在春秋诸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
在乡校里，人们可以尽情评议执政者而不必担心政治后果，这是当时郑国民众享受到的最大民主自由，也是最大幸福。因为对执政者有不同的意见可以顺畅地表达，这是社会政治生活品位提升的重要表现。而子产作为高层执政者，自觉呵护平民百姓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亦是其执政能力成熟的重要标志。这样执政的结果，必然政绩斐然，必然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对此，司马迁以崇敬的浓重笔触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述：“为政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预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史记・循吏列传》）。孔子也盛赞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是“惠人也”（《论语・宪问》），“古之遗爱也！”（《史记・郑世家）。一千二百年后，韩愈在《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更以简洁、隽永的笔法阐述了子产“不毁乡校”的重要意义：“众口嚣嚣”而“亦言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而“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
其实，“看不见自己脖子后的灰”是人性的共同弱点，执政者唯有让“众口嚣嚣”而“亦言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才能取得非凡政绩。唐太宗李世民正因为虚怀若谷，善于纳谏，犹如子产“不毁乡校”，将来自身外的“其善者存，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视为“吾师”，方有“贞观之治”。其间，不论是疆域拓展、政治制度、科举教育、文化艺术、宗教等各方面，都将中国带入空前的璀璨鼎盛。
子产在郑国执政26年，据《四库全书・贾氏说林》云：子产死，家无余财，国人哀之，赙以金银珍宝不可胜计。其子不受，自负土将子产葬于陉山，国人因悉辇之沉于河，此河因名金水。
令人遗憾的是，自子产“不毁乡校”时代进入秦朝的专制社会，开始“焚书坑儒”，“文字狱”，“毁乡校”，消灭异己。秦朝的兴起缘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而秦朝的覆亡，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毁乡校”，即“焚书坑儒”。汉朝初期，吸取了秦朝的教训，言论形态有一定的放松，经济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到了汉武帝时，又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汉由鼎盛走向没落。事实上，中国封建时期的历朝各代，基本都是从“不毁乡校”的民议朝政的相对自由与开放开始，最终到“毁乡校”压制民议朝政自由而结束的。历史为镜，后人当鉴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