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韩国作家李泰俊和中国作家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有着共同的苏联体验并著有《苏联纪行》，纪行文中体现了作家强烈的民族自省意识。本文从民族自省意识的产生、表现及现实对应方面对其进行探讨。
关键词：李泰俊; 郭沫若;《苏联纪行》; 民族自省意识
一、民族自省意识的产生
李泰俊和郭沫若在纪行文中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省意识，但它们的产生却不尽相同。从时代背景上看，1946年李泰俊访苏时正值朝鲜解放一周年之际。35年的殖民压迫不仅使朝鲜丧失了民族独立，也造成了民族文化的衰退。朝鲜解放为挣扎在黑暗统治中的朝鲜文人以巨大的冲击，在他们内心掀起了巨大波澜，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反思民族历史的条件和机会。然而，郭沫若访苏是在1945年6月开始的，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中国依然处于艰难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不断加强反共政策，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的抗战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从作家身份上看，李泰俊在朝鲜解放前一直从事纯文学创作，反对阶级倾向的卡普文学。然而朝鲜解放后，李泰俊的思想认识发生巨大转变，由纯文学立场迅速转变到卡普阵营，加入由卡普成员发起的朝鲜文学家同盟并担任副委员长，开始积极从事政治参与性的文学活动。郭沫若作为前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前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更为了解，同时作为历史学家，在对民族历史的深刻理解上更加促使了民族自省意识的产生。此外，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也是作家民族自省意识产生的重要因素。
二、民族自省意识的表现
李泰俊的民族自省意识表现在对朝鲜民族本性和民族存在感缺失的反思上，而郭沫若的民族自省则表现在对近代中国的落后现实和抗战形势的思考上。李泰俊在纪行文中记录了苏联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反映了苏联人民“率直坦诚”和“天真无邪”的形象，他认为这种和平幸福的生活来自于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苏联人民的率直天真是真正人类本性，而这些恰恰是朝鲜民族缺失的东西。朝鲜民族曾经生活在黑暗的殖民统治中，不仅丧失了和平幸福的生活条件，也丢失了真正的人类本性，朝鲜的“不幸”正是殖民统治带来的民族灾难。李泰俊描写了朝鲜民族在二战时的尴尬处境，朝鲜由于丧失了独立主权，没有作为独立国家参战的资格，朝鲜民族在心理上强烈反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在客观上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李泰俊在文中表现出殖民地时期朝鲜文人的无力感，也表现了对民族历史断裂，民族文化衰败以及朝鲜民族存在感缺失的危机意识。然而，郭沫若对近代中国的落后进行了深刻反思，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历史上曾经“大放过光芒”，然而现在已经落后到了屡遭侵略和压迫的境地。郭沫若在纪行文中多次表现了这种民族没落的失落感和挫折感。并且，苏联人民团结一致，以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战胜了法西斯侵略，赢得了国家和平。然而中国已经经历了八年抗战，直到现在依然没能打败帝国主义侵略，作家在纪行文中多次表露了对抗战形势和民族命运的忧虑。由此可以看出殖民地文人李泰俊和学者郭沫若在民族自省意识上表现的不同特点。
三、民族自省意识的现实对应
李泰俊和郭沫若的民族自省意识在现实对应上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李泰俊表现了建设民主主义朝鲜的强烈意愿，而郭沫若则表现了发挥人民力量战胜法西斯侵略的爱国主义情怀。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对李泰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把苏联的体制作为建设民主主义朝鲜的参照。在苏联访问期间，李泰俊十分注重对苏联体制的考察，认为苏联和平幸福的生活是苏联体制的胜利。在参观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时有意将其“民主主义内容的民族形式”的文学建设方法引入到朝鲜，这既是建设民主朝鲜的要求，也是保持民族整体性的要求。同时还强调“朝鲜要成为朝鲜人的朝鲜”，这显然是其民族自省意识的表现。郭沫若高度赞扬了苏联人民的力量，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得益于苏联人民发挥了“真力”。他在看到苏联人民经过顽强斗争取得斯大林保卫战和列宁格勒保卫战胜利后，对祖国人民的深重灾难和抗战形势发出了真切的同情和忧虑，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这种民族自省意识下更关注学习苏联人民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积极乐观的恢复重建精神，发挥人民的力量战胜帝国主义，争得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为转变长期落后的局面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