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内伊对APP主动适应，是时势使然：作为中东地区第二个引入互联网的国家，伊朗网民达4000多万人，网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仅次于以色列。2009年的“推特革命”固然展现了互联网“可怕的一面”，却也提醒伊朗宗教、世俗两界当政者“不能回避互联网的影响力”。此次哈梅内伊推出政务APP，收录其25年来所有演讲，就是主动利用互联网、直接面向公众的表现。
现在，不少国家的政要会想方设法绕开复杂的行政机构，建立跟公众的直接互动。互联网和APP正是最佳帮手。当今政要利用网络与公众互动，始于奥巴马在第一次总统大选时营造的“零售风暴”。当时在民主党内，奥巴马仅仅是一匹黑马，看好他的人寥寥无几，他能创造后来居上的奇迹，助推器之一就是通过推特等社交平台传递政治诉求，征集了大量支持者和义工，并募集到了大量零散政治献金。这种为“正统派”所不屑的“零售行为”，最终聚沙成塔，成就了奥巴马的上台。
和奥巴马用推特来募集捐款不同，欧洲政要喜欢用推特抢先发布重大政治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奥朗德都是此中高手。当然，政要推特的永恒主题是“秀魅力”。在这方面，大家是各显神通，既有奥巴马隔三差五展示“第一家庭”白宫生活的“温馨派”，也有普京时不时炫耀肌肉的“硬汉派”，还有加拿大总理哈珀为自己收养的流浪猫征集名字的“卖萌派”，甚至有德国总理默克尔那样鸡毛蒜皮无所不写的“家常派”。直到现在，APP上冒出了哈梅内伊这样的“宣讲派”。
然而，对这些五花八门的“互联网政治”，人们并非只有“点赞”，还有“拍砖”。最大的诟病就在于，推特和APP在让领导人不被官僚机构蒙蔽，可以直面公众的同时，也让领导人绕开了一切监督和制约机制，为滥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批评者指出，奥巴马过度利用互联网“直接接触”的特性，绕开国会和行政机构，向公众“推销”政治诉求。一旦媒体对此进行批评，他又绕开“碍手碍脚”的舆论监督，直接向公众发布信息，表达立场，甚至引导网络民意反制监督舆论。一直以“第四种权力”自居的美国媒体，在奥巴马任内的监督作用几乎降到了史上最低。美国尚且如此，在一些盛行民粹主义、主张操纵平民进行激进改革的国家，领导人一旦掌握这种“互联网政治”的招数，后果就更加严重。
政要自己也担心“互联网政治”的反作用力。以哈梅内伊的APP为例，它实际上是一条“网络单行道”，接收者只能单方面听，不能进行双向互动，这表明伊朗最高领袖对“拥抱互联网”还是有所保留的。而在美国，共和党人和媒体紧咬前国务卿、下届总统大选热门人选之一希拉里公私邮箱不分一事，死缠烂打不依不饶，也是一个“怕”字――怕民主党和希拉里会复制奥巴马“零售风暴”奇迹。